经济活动密度与城市增长研究——以珠三角地区与香港为例

大多数经济活动发生在城市,城市作为一个区域的增长极,又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对于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珠三角地区尤其是这徉。但是城市为什么会增长?本文运用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的框架,探讨经济活动密度在城市增长中的规模收益递增效应。文章的第一部分指出了当前理论界在城市规模增长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和不足;第二部分讨论了三个在不同假设条件下关于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增长、经济活动密度与城市增长的模型;第三部分采用珠三角地区和香港的数据资料对理论模型的主要部分进行了回归分析和比较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不管是在外部经济模型还是在外部经济前提下再考虑企业的垄断竞争或考虑人力资本的模型中,区域增长极的经济活动密度既是集聚的结果,反过来它又促进规模收益递增从而加速增长极的增长。因此经济活动密度在一定的递增区间内可以成为城市的主要内生增长源。本文既对廖什用市场密度来确定城市体系区位的方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又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指出了一条以点轴经济系统带动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效途径。

垄断竞争、中间产品与城市规模

从分工经济与城市规模之间关系的角度,运用Dixit-Stiglitz模型框架下经济活动的规模收益递增原理,在城市内部最终产品生产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下,系统讨论了投入的中间产品种类数与城市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中间产品之间的替代性对城市均衡人口规模的反馈作用,以及城市内部中间产品专业化水平和互补经济程度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利用广东省城市增长的部分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经济活动的集聚形成了城市;在城市体积增长和城市系统随产业的专业化与多样化发展而演进的过程中,城市规模经济的实现除了依赖生产要素流动外,最终产品生产企业对中间产品投入的需求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重大国际展会对旅游业境外游客的吸引力研究——以上海世博会为例

本文重点研究重大国际展会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力。论文以2010上海世博会为例,考察了其对旅游业影响力扩散的主要因素,并利用数学工具对这些因素的变化和分布进行了理论建模与实证研究。文章认为,上海世博会作为全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精神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影响源,它在时间t内通过一定的空间距离时释放的影响量是距离x和时间t的负指数函数。本文还进一步探讨了上海世博会影响力的结构。研究结果表明,在时间维度,全世界赴上海参观世博会的人数总量在一日内或逐月的分布均是递增的;在空间维度,全世界各国家或地区离上海越近,人均收入越高,偏好程度越强,赴上海观看世博会的人数总量就越大。

区域增长极形成机制研究——以我国珠三角地区与香港为例

运用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的观点和模型探讨了区域增长极的形成机制,得出的结论是:区位的比较优势是增长极初步形成和分布的重要因素,经济活动密度在一定的递增区间内成为区域增长极经济和空间规模的主要内生增长源。这一结论既对廖什用市场密度来确定城市体系区位的方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又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指出了一条以点轴经济系统带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效途径。

旅游产品的差异性与城市旅游中心地的区域结构

现代城市的发展不但促进了许多新的旅游中心地的产生,而且形成了不少新的城市旅游中心地的区域结构。这是现代旅游产业集聚的一大特征。本文把旅游消费者行为中关于多样化偏好和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学理论,运用于城市旅游中心地的周边旅游目的地的区位结构研究。全文从消费者对一个周边旅游目的地做单一往返旅游、对全部周边旅游目的地分别做单一往返旅游以及对全部周边旅游目的地做链路旅游等三个方面来分析其总消费效用最大化问题,最后求得城市旅游中心地在总消费效用最大化前提下最优的两种基本区域结构。

外资银行在中国的选址研究:从城市增长角度

无论是在一个国家内部,还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经济在空间上的发展都是不平衡的。交易成本、规模收益以及多样化偏好之间的相互作用促进了现代城市的发展,社会发展的这种空间聚集与空间扩散又引发了生产要素的流动。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外国银行向中国城市地区的集聚与发展就是中国城市增长过程中资本流动的一种必然现象。运用中国城市增长的外部性因素和外资银行生产的内部性因素,从理论上分析外资银行向中国城市集聚与发展的微观机制,并利用近年来中国城市增长和外资银行进入与发展的数据对上述理论分析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外资银行向中国市场的扩张与集聚既是中国城市化过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也是中国现代经济从区域和国家一体化走向全球化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