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事速裁程序调研报告

在现代法治国家中,法院是保障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通过法院裁判解决纠纷是现代社会所不可或缺的。然而,随着纠纷数量的与日俱增,诉讼机制的功能性障碍开始显得愈加突出,社会对法治需求的增加与现代体制中司法资源的匮乏成为现实中的突出矛盾。以东莞市两级法院为例。

构建多元、立体的司法ADR体系——以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为视角

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东莞二法院)成立于2009年1月1日,至今未满3年。法院建址于东莞市长安镇,管辖6个镇区。辖区2010年生产总值达1046.63亿元,经济繁荣。辖区面积708平方公里,占全市面积近30%;户籍人口40万,另有外来暂住人口近200万,人口流动量大,治安形势复杂。

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推进司法改革的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四五改革纲要"后,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为全面推进司法改革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主要思路包括:落实院、庭长办案制度,保持院、庭长对审判工作的亲历性,进一步去行政化;改革法庭审判权运行机制,以审判团队为基本办案单元,充分发挥辅助人员的作用;以公众需求为导向,以信息化建设为重点,优化司法服务。

论被许可人增值商标的法益保护路径——以“王老吉”商标争议案为研究对象

近年来商标法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案件莫过于"王老吉"商标争议案,针对此案,理论界提出了添附理论、创设优先权理论、并存使用理论和不当得利理论等解决思路。基于对前述诸种理论进行反思和批判,该案的最优解决方案应当是回到"许可使用"合同,使许可双方各得其所,许可人有权收回商标,被许可人亦可以利用另外的商标将商誉转回;同时为了公共利益,商标法上应创设缓冲期规则。

医疗纠纷分流解决机制的构建——以东莞市的实践为视角

医患矛盾所引发的医疗纠纷是各种纠纷类型中冲突对抗较为严重的一种,往往给当事人和医疗机构都带来巨大损失。2011年11月发生的南海市红十字会医院"活婴被当死婴弃"事件引发全社会对医患关系的关注,再次将医患矛盾推到风口浪尖。在此情势下,如何整合优化我国已有的医疗纠纷协商。

论繁简分流与快速处理机制——以一个基层法院的司法运作为样本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矛盾和纠纷涌向了法院,"诉讼爆炸现象在我国已经初显征兆,而且势将愈演愈烈"。位于经济发展前沿的广东省基层法院,诉讼爆炸现象尤为突出。在这一背景下,为回应社会对司法效益的需求与衡平司法资源紧缺的矛盾,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于2009年成立之初,即在立审分离的具体操作中酝酿庭前调解与速裁。2009年10月。

看得见的正义:刑事被告人知悉制度透视——以法院/法官的行动选择为视角

刑事被告人知悉制度，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法院／法官明确告知并确保被告人了解案件有关信息、在诉讼中处于何种地位及享有何种权利的制度，它是一种集被告人的知悉权与法院的告知义务于一体的制度，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起点与终点，缺失了，公正便有瑕疵：保障了，正义便能看得见。一、问题的检视：选择性告知与间歇性失效不同视角可能得出不同结论。限于条件，本文主要以法院／法官的行动选择为视角，从G市Y基层法院选取了近三年半来部分已结刑案为对象，通过实证研究对知悉制度的运行现状作出客观分析，在此基础上检视问题，剖析原因，进而提出修正建议。

擦亮“法润湾区”党建品牌 服务湾区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紧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围绕“抓党建带队建促审判”工作思路,着力打造“法润湾区”党建品牌,坚持“党建+政治引领”“党建+队伍建设”“党建+主责主业”“党建+全面参与”的“1+4”工作机制,全面推进党建工作与审判执行工作深度融合,以党建品牌为引领,积极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大湾区法治路径,为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全方位的司法保障。

民商事纠纷中立评估机制的中国发展之路

中立评估程序作为一种新型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可以有效降低诉讼成本,实现司法公正。中立评估机制源自美国,近年来,许多法院根据我国的司法实践和现实情况探索构建了专业评估型、法律评估型和综合评估型等中立评估机制。与国外的中立评估机制比较,我国中立评估机制类型过于单一且适用范围狭窄,司法公正的效用没有获得重视,评估主体宽泛且缺乏法律经验,介入时间随意且缺乏程序的规范性。全面地借鉴与引入国外的早期中立评估程序对于评估案情、预判风险、提高效率、实现公正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具体的构建路径上,可以通过确立更接近正义的理念,以类型与个案相结合的方法,规范运作流程的方式来实现。

索债型非法拘禁罪与绑架罪之区分

【裁判要旨】被告人事先预谋，引诱被害人赌博并通过“出老千”使其欠下巨额赌债．再以追索赌债为名禁锢被害人．索要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财物。被告人设置赌债圈套的行为，应视为勒索财物的一种手段，借以掩盖其勒索财物的真实目的．该拘禁行为应定绑架罪而非索债型非法拘禁罪。

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研究——以审判权能分离为视角

职能分离是法官与司法辅助人员岗位职权(责)划分的核心基础。现有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处于攻坚阶段,但实践中存在规定笼统、操作多元等问题。其原因包括:宏观层面制度冲突的体制困局、中观层面机制改革有'分类'无'职能分离'和微观层面司法人员权责不一。下一阶段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应以科学职能划分为导向,构建'分权—共享'的内部权力运行机制,形成由核心审判职能、非讼职能、纯审判辅助职能、诉讼关照职能构成的梯度性的权限配置,并成为定位全权法官(员额法官)、司法事务官(非员额法官)、法官助理和书记员四个岗位职权(责)的基础,最终构建符合司法规律的司法人员职能分类机制,以提高审判效能。

“一站式”司法附设纠纷解决机制探讨

近年来,法院系统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2004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此后,2006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级法院必须确立新时期司法调解工作的三个目标:案结事了、胜败皆服、定分止争。

司法公开的信息社会背景

随着传播革命下新媒体的崛起，法院的司法公开工作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信息社会时代。“新媒体”（Newmedia）概念于1967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CBs）技术研究所所长戈尔德马（P．Goldmark）率先提出。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

无须诉讼的司法秩序——科技革命对纠纷解决模式的影响

在当前司法开启'互联网+'新时代、最高人民法院倡导建设智慧法院的背景下,全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示范法院E法院开发交通事故网上办案平台,并开发全国首个交通事故赔偿计算器微信小程序后,引发法院办案资源节省、交警部门调解率提高而调解付出减少、保险公司交通事故调解率提高、事故伤者减少维权成本等蝴蝶效应。E法院处理该类纠纷经历了从'纠纷来了怎样办'到'纠纷来之前怎么消化'的变化轨迹。在案多人少、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法院应以科技与司法结合的智慧创造在社会治理中的新空间,通过'无须诉讼、无须法官'形式在法院之外解决纠纷,促成无讼的司法秩序。一是重视司法的权威性,提升司法裁判技术的公信力;二是发掘司法的需求点,提升司法裁判技术的实用性;三是发展司法的智能化,促进非诉纠纷解决机制。使法院发挥司法能动性而不失中立原则,以司法规则提前影响而无须实体介入,以网络共享技术节约社会整体资源,促成利益主体自行化解纠纷,减少诉讼,促进社会治理。此外,在享受科技司法进步的同时也应注意可能出现的新问题。

未实际抢得财物情形下抢劫数额巨大情节加重处罚条款的适用

【要点提示】被告人霍刚、王鑫合谋随机抢劫，致受害人轻伤，但由于受害人反抗而未实际抢得财物，被告人霍刚、王鑫在实施抢劫时并不知道被害人林某的财物达到数额巨大，但被害人林某被抢劫的裤袋内和挂包内的财物达到数额巨大、大。笔者认为被告人霍刚、王鑫构成抢劫犯罪既遂毫无异议，但被告人霍刚、王鑫没有抢劫数额巨大财物的主观故意，也没有明知是数额巨大的财物而实施抢劫，最后也没有抢得数额巨大的财物．依据犯罪主客观相一致和刑罚罪刑相一致原则的精神，不应当对被告人霍刚、王鑫适用抢劫数额巨大情节的加重处罚条款。

打造“5+X”审判权运行体系 全力提升审判质效和司法公信力

2020年以来,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认真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暨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以下简称“五五改革纲要”)要求,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构建以法官权责清单、“四类案件”监督、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类案检索等5项制度为核心,以院领导办案、案件质量评查、优秀文书和案例评选、打造学习型法院等多项配套措施为保障的“5+X”新型审判权运行体系,有效促进了审判质效的提升。

构建多元的矛盾纠纷解决体系

作为全国法院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试点单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不断深入探索法院主导下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新路径，进一步整合资源，建立以调解中心为枢纽，诉前调解、诉调对接、立案调解、委托调解、协助调解等五大机制为支撑的矛盾纠纷解决体系，实现了诉讼内外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机协调与合理衔接，案件的调撤率大大提高，

打造疫情防控常态下坚实司法屏障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东莞二院”)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执法办案工作,聚焦群众司法需求,充分发挥科技司法的力量,多措并举,提供全流程、跨地域的优质高效服务,节约诉讼成本,降低疫情传播风险,打造了疫情防控常态下的坚实司法屏障。

呼唤公正的方式

“为什么法官判的常常和普通人想的不一样？”在公众眼里，答案往往径直归为司法腐败无能，而法律专业人士则一言以蔽之：“普通人不懂。”

善待生命的最后一面—论死刑犯的“临刑会见权”存在问题及其完善

最高法院关于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规定，死刑犯被核准死刑后，死刑犯及其近亲属有权申请“临刑会见”，法院应当准许并安排。但该规定存在三大疏漏：没有规定法院应在何时告知死刑犯；没有规定法院应告知近亲属及辩护律师；没有规定会见程序。实践情况不容乐观，不少法院实际上剥夺了死刑犯及其近亲属的临刑会见权，引发近亲属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紧张关系。以湖南曾成杰案为代表的多宗死刑案件，引起公众对法院执法的质疑。临刑会见权应当是死刑犯和近亲属分别独立享有的权利。临刑会见落实不力，引发诸多问题。临刑会见有必要性：有助缓解死刑犯精神压力、减少对近亲属负面影响、防止错杀、对社会有警示教育作用；临刑会见有正当性：是程序正义和司法公开的要求、属于基本人权及符合国际公约规定，符合中国古代司法传统，也是目前世界司法文明的方向。目前临刑会见权只是由司法解释规定，法律效力位阶较低，应当以后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明确，并制定细则，以保障该权利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