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在信用卡催收业务中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对策建议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相继出台的背景下,2021年11月29日,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关于印发〈中国银行业协会信用卡催收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对信用卡催收业务流程进行了统一规范。司法实践中,由于个人信息与信用卡催收数据存在重合部分,个体特征识别的边界不清晰,容易引发一定的法律冲突问题,债务人以个人信息被金融机构或金融机构委派的催收机构侵犯为由提起的侵权诉讼呈日益增多趋势。本文基于金融机构信用卡催收行为引发的个人信息侵权诉讼现状,提出金融机构在信用卡催收业务中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对策建议。

诉调对接：能动司法的中山“新”举措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的一项战略任务，、也是我们的理想追求。但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纠纷的社会，而是社会矛盾纠纷能够得以科学、合理、及时解决的社会。根据国际经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处于1000--3000美元时期，也是整个社会矛盾尖锐期，社会问题多发期。

利用信用卡实施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认定问题研究

2021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以下简称《意见(二)》),《意见(二)》第七条规定,为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实施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银行账户、非银行支付账户等行为,可以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规定的“帮助”行为。《意见(二)》第九条规定,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而提供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银行账户、非银行支付账户等支付结算帮助,数量达到5张(个)以上,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刑事责任。

行政诉讼应秉承三大特殊审查规则

我国的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至今已有二十余年，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相比较于民商事审判和刑事审判，我们的行政审判还停留在比较低级的水平。一方面，这与我国制度性缺陷有关，如行政权力过大，司法不独立等；另一方面，也与司法实践中从事行政诉讼的队伍的专业素养有关，我们很多从事行政诉讼的法官都是从民商事诉讼实务转任而来，并未受过专业的行政诉讼职业训练。当前，行政诉讼所呈现出一个普通性特点是“不经意间就流露出民事诉讼的光辉和影子”。虽然说，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①但两者毕竟不同，民事诉讼审查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之争，而行政诉讼审查的却是基于不是平等主体之间因某个行政行为所引发的争议，行政诉讼除遵守一般性原则外，还应秉承其特有的审查规则，本文拟以个案引作阐述。

治安队有权罚款吗?

编辑同志:我们乡里有个治安队,经常下乡对违法人员进行治安罚款。去年10月的一天,村民杭某和谭某因稻田放水一事而发生争执,由口角发展至厮打,后两人来到乡治安队评理。乡治安队分别找两人谈话后,每人罚款100元。杭和谭不服,责问治安队负责人有什么权罚款?那位负责人把桌子一拍说:“我们是受派出所委托管理治安的,你们打架,违反了《治安管理条例》,我们当然有权处罚。”请问,他们有没有权罚款?

持卡人“知道或应当知道”银行卡被克隆的责任承担

在克隆银行卡案件中，当法院确定银行卡内资金损失系克隆卡盗刷造成时，基于持卡人与发卡行之间的合同关系，一般判定由发卡行承担该损失。但如果持卡人“知道或应当知道”银行卡被克隆却未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的，对扩大部分的损失，应适用合同法“减轻损失规则”，发卡行对持卡人扩大部分的损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精神损害赔偿应否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以《侵权责任法》第四条为视角展开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加入WTO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国家生产生活有了长足发展，社会进步得到全面提升。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作为人类极具普世价值的私权保障与私权优先理念逐步为国人所接受，2009年12月26日通过的《侵权责任法》第四条从具体的法律制度上再次为私权保障与私权优先理念提供了法律保障。然而，从社会客观性的另一面来看，由于长期受计划体制尤其是文革的影响，我国长期存在一个错误观念，即“国家利益大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因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成了调整公权与私权关系的金科玉律，

银行卡促销宣传内容的法律责任认定分析

银行卡促销宣传是银行推广金融产品、吸引潜在客户的重要手段,但银行应当依法依规进行促销宣传,否则很有可能被消费者起诉而面临法律风险。本文以某法院审结的一宗涉及信用卡促销宣传的服务合同纠纷案件为例,对银行卡促销宣传内容的法律责任认定问题浅作分析。

虚拟卡被网络盗刷的举证责任认定分析

保障持卡人卡内资金安全是银行的基本义务和法定义务,根据相关规定,银行对其运营设施、业务处理系统和相关数据存储,以及网络通信系统的安全性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对于虚拟卡在网络交易过程中被盗刷的过错认定及赔偿责任分担,法院应综合考虑虚拟卡交易的特殊性,并结合具体案情及法律、司法解释相关规定,合理运用举证责任规则进行认定。

经验法则的实践运用与规制

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霍姆斯 经验法则，是指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以及科学实验中通过对客观外界普遍现象与通常规律的一种理性认识，在观念上它属于不证自明的公认范畴。在证据法意义上，经验法则是法官依照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反映事物之间内在必然联系的事理作为认定待证事实的根据的有关规则。①我国三大诉讼法本身并没有规定经验法则，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33号《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首次从免证事实的角度规定了经验法则，但仅作了关于事实推定的比较简单的反证规定。②司法实践中，法官滥用、误用③以及该用不用经验法则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有必要对经验法则作一简要的探讨。

粤港澳太湾区的法律及司法规则衔接问题研究——以中山两级法院2018年至2021年9月涉港澳民商事案件的司法应对机制为视角

粤港澳大湾区法律建设与司法衔接的关键是消除不同法律体系壁垒、促进相互融合。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全面分析近年审理的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及深化司法交流协作举措的基础上,对重要难点问题进行了系统总结和梳理,并从完善司法应对机制的角度提出建议,以期对解决区际法律冲突、实现区域内的法治协同有所助益。

使用“翻墙”软件导致信用卡被盗刷的法律责任认定

使用“翻墙”软件导致信用卡被盗刷的法律责任应当如何认定?本文以一起使用“翻墙”软件访问境外网站并进行交易后信用卡被盗刷的案件为例,对相关法律责任认定问题浅作分析。一、案例介绍王某曾在广州A银行处申领过一张具有跨境交易功能的信用卡(Visa卡)。该卡背面持卡人签名处有王某的签名,紧邻签名栏处有一组三个数字构成的CVV码。2020年3月12日,王某浏览境外网站并下载付费资料,使用该信用卡向某机构支付了48美元。2020年9月13日,王某收到一条手机短信,短信称该信用卡在2020年9月13日22时12分发生一笔金额为6888美元(折合人民币47151.12元)的境外预授权/消费。王某并未使用该信用卡进行消费。

关于信用卡犯罪与案件审理情况实证分析的调研报告

近年来，信用卡犯罪呈现出高发、多发态势，成为当前金融犯罪中的突出问题，不仅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还侵害了银行消费信贷资金与持卡人个人财产的安全，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为妥善审理涉及信用卡犯罪的案件，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维护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就信用卡犯罪问题展开专题调研，分析其特点和审理难点，并提出相关建议。

坚持能动司法 以“五个现代化”推动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

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在国家法官学院2023年春季开学典礼上强调,要把能动司法贯穿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审判工作始终,以司法审判工作现代化服务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紧扣“公正与效率”主题,以能动司法展现人民法院担当作为,全力推进政治建设、司法理念、审判能力、审判体系、法院队伍五个方面的现代化建设。

抢抓深中通道通车新机遇 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司法支撑和服务

今年1月,广东省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印发《中山市建设广东省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实施方案》,赋予中山市区域深度一体化先行先试的重任。中山市地处珠江口西岸珠三角城市群黄金内湾的几何中心,6月底,随着历时7年打造的世界级跨海集群工程深中通道通车,中山迎来了全新的历史机遇。

信用卡额度动态调整性质认定的裁判观点及对策建议

随着金融监管力度的加强与金融消费者法律意识的提升,由信用卡额度动态调整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笔者根据一个司法实践案例对由信用额度调整引起的法律问题进行梳理,以期对提升金融消费者的守约与信用意识、规范信用卡交易秩序有所裨益。一、关于信用卡额度调整的案例简介与裁判观点1.案例简介2013年,苗某将妻子李某名下的信用卡借给朋友付某使用,同时将该卡的密码告知付某。

发挥新时代“三牛精神”奋力推动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和2021年春节团拜会上强调,要大力发扬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精神,以不怕苦、能吃苦的牛劲牛力,不用扬鞭自奋蹄,继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辛勤耕耘、勇往直前,在新时代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把发扬新时代“三牛精神”作为法院文化建设的内涵。

购买社会服务:剥离审判辅助事务的反思与重构——法院人员分类管理背景下破解“案多人少”的地方实践

《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中明确提出'拓宽审判辅助人员的来源渠道,探索以购买社会化服务的方式,优化审判辅助人员结构'。在经济发达地区,法院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案多人少'难题,倒逼部分法院采取购买社会化服务,弥补审判辅助人员不足,实现为法官减负、为审判提速的目的。由于法院司法工作的专业性、特殊性,目前全国法院并无一个蓝本可供借鉴,在探索中存在诸多问题,掌声与争议兼而有之。因此,本文主要以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购买社会服务的实践作为分析对象,在法院人员分类管理背景下,通过梳理目前法院购买社会化服务的主要模式,对法院购买社会服务范围及标准进行反思和重构。第一,厘清法官职责——案、判、写,科学剥离审判辅助性事务;第二,确定审判辅助性事务范围,以集约形式购买社会化服务;第三,通过研究提出购买服务的范围、流程和标准,切实实现'管人模式'向'管事模式'的功能转变,有效提升风险防控能力,让法官彻底从繁杂的审判辅助事务中解放出来,专心履行司法裁判职责,通过集约化、专业化、精细化、信息化的管理手段,剥离审判辅助性事务,破解'人少'短板,为法院司法改革提供可行性和规制性的实践样本。

不真正连带债务若干程序问题探析

不真正连带债务是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通过判例和学说发展起来的一项民法制度,是指数个债务人基于不同的原因,对同一债权人偶然产生了同一内容的给付,各自独立负全部履行的义务,并因其中一债务人的履行而使全体债务人的债务归于消灭的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