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众政府观的演进及其文化因素的解释(1990—2018)

长期以来,公众的政府观论争常常关注“大政府”与“小政府”之优劣对比,即聚焦于政府规模这一维度。改革开放后,我国一方面着力于简政放权,另一方面政府又主导和引领改革进程,两种取向并存的现状促使笔者关注中国民众政府观的演进和发展。立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众政府观变迁的时代背景,本研究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国卷”(1990—2018)的数据逐步检视民众政府观的年龄-时期-世代效应,检验了文化因素对政府观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民众政府观存在年龄-时期-世代效应,改革开放40年后现代性价值观对中国社会影响有限,“无声革命”在中国没有发生,历史悠久且具有独特性的中华传统文化持续影响着民众政府观。

城市空间政治研究20年

20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开始“空间转向”,城市空间政治议题逐步成为理论与实务热点之一。国外学者对城市空间政治研究的视角、方法与路径对本土城市空间理论与治理实践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论文对国际主流城市研究与政治学研究期刊文献梳理分析发现:(1)20年来国际主流期刊研究议题由北方城市向南方城市转移,研究主题由宏观向中观微观转向。(2)研究方法从案例研究逐步转向以量化为主的多元化方法,大数据、GPS、实验方法等前沿方法开始应用在研究中。(3)城市空间政治研究发展遭遇三大瓶颈,即对“新自由主义”批判鸿沟、“向南”鸿沟与“学术热潮”鸿沟。城市空间政治研究的发展前景取决于如何建构新的解释南方城市发展与治理的理论,进而确定本领域学科定位。西方城市空间政治议题研究可为我国城市治理提供一定程度的借鉴。在宏观层面上,需提升多主体协同参与城市治理的积极性;在中观层面上,需在社区空间层面促进效率价值与公平价值的平衡;在微观层面上,需保障城市新老居民的空间权利与实现内部融合。

数字化技术下红色报刊文献的系统性整理研究

系统性整理红色报刊文献有助于从报刊文献层面呈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并服务于当前的党史教育和党史、新闻出版史研究。利用数字化技术并结合算法和文本挖掘技术,可全面集纳相关学科的成果及图书馆档案馆、数据库中的红色报刊文献,构建以联合目录为纲、专题文献汇编为特色、共产党报刊思想理论文献为关键要目的大型红色报刊文献资源数据库,从而完善红色报刊文献的系统性整理。

可解释性何以影响基层公务员的算法决策采纳偏好

以算法技术为辅助工具浸入公共部门决策已变得无处不在,人工智能渗透公共治理过程的新一代治理模式成为未来公共部门数字转型的重要方向。然而,当前算法系统“黑箱”属性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带来算法治理的“信任赤字”与“问责缺失”等问题。研究从可解释的人工智能(Explainabl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XAI)逻辑出发,通过一项2(解释来源:规则vs数据)×2(解释内容:程序vs结果)的调查实验,在税务部门应用算法决策系统的场景中,探索不同类型XAI对传统官僚采用算法决策建议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显示:可解释的算法系统可以促进基层公务员对算法决策的采纳偏好,其中数据驱动的程序解释型算法系统或数据驱动的结果解释型算法系统,相较无解释组,均会促进基层公务员对算法决策的采纳偏好;数据驱动的XAI比规则驱动的XAI更能促进传统官僚对算法决策的采纳偏好;数据驱动结果可解释性算法系统能够增强传统官僚对于算法系统的公平感知和技术信任,从而更偏好采纳算法决策。这些发现表明,不仅要发展算法官僚的技术能力,也要建构传统官僚能够理解的算法系统,探索人机良性互动模式,才能推动算法系统在公共部门的顺利落地。

以“三大全球倡议”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自古以来,物质充裕、精神丰富、和平稳定,一直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美好愿景。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发展赤字、安全赤字、信任赤字有增无减,人类前途命运面临世所罕见的难题和挑战。有鉴于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本着对人类命运和世界前途的终极关照,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总体目标,极具创造性地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三大全球倡议”。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风险识别与防范的流程—主体分析框架建构

立足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的双重审察发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流程包括设计项目、编报预算、组织购买、履行合同、绩效评价等五个环节。针对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表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涉及购买主体、承接主体、消费主体和评价主体等四类主体。其中,购买主体、承接主体和评价主体都有特定的构成范围,消费主体则因公共服务的不同或行政区域的差异而存在一定差别。流程—主体分析框架为理论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识别和防范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风险提供了一个相对有效的结构化的解释图式,有助于增强风险识别与防范的全面性、系统性和科学性。根据流程—主体的分析框架可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每个环节都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风险,且这些风险由不同的主体所引发。从适用限度来看,流程—主体分析框架至少可以扩展到对所有政府行为和人为风险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