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两孩政策下广东省残疾人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生育意愿是人们关于生育行为的态度及看法。一般而言,生育意愿支配生育行为,生育行为聚集为人口的生育水平,而决定人口生育水平的两个重要因素是国家生育政策和人们生育意愿。社会不同群体的生育意愿会有一定的差异性。本文主要对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广东残疾人的生育意愿进行分析,试图发现影响残疾人生育意愿的各种因素,尤其是困扰部分残疾人家庭生育二孩的障碍因素。调查发现,广东残疾人不愿意生二胎的主要理由是"两个孩子花销大,经济压力过大"、"没时间精力照顾孩子"、"担心给不了孩子好的生活品质"、"身体条件不允许"等。其中经济条件约束是残疾人不愿多生和不敢多生的根本原因。因此,减轻经济负担,增强残疾人的生活能力;扩大就业渠道,完善残疾人就业帮扶机制;健全残疾人权益保障制度,尊重残疾人的生育权;帮助残疾人克服婚姻障碍,实现婚姻自由权;强化三级预防干预制度,最大程度防范先天残疾等措施可促进残疾人的生育意愿。

低生育背景下多孩家庭生育成本分担的紧迫性、问题及思路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新出生人口中的二孩比重有所提高,但是新出生人口数并没有达到预期,原因在于多孩选择产生的经济成本、机会成本、心理成本等构成的生育成本正逐步超过家庭承受能力,加上生育基础正在逐步削减,低生育会导致未来劳动力资源缺失和消费增长的乏力。我国当前面临着陷入“超低生育率”的风险。家庭生育成本社会分担是未来我国优化生育政策、提高生育水平的重要举措。生育成本分担面临的问题有生育政策两难选择、政策的公平性以及生育成本难以精准测算等。提出政府、家庭、企业和社会为主体的多元化生育成本分担机制及思路,即在明确生育成本分担的相关责任主体基础上构建生育成本分担框架,初步设计生育成本分担内容。

失能失智老人社区托养服务存在的问题及其改善路径

从国际经验和趋势看,由社区供给养老服务日益成为主流。对于失能失智老人来说,社区托养模式具有家庭抚养和机构养老无法替代的优越性。我国社区照护和托养服务起步较晚,社会政策支持还不到位,整体服务水平仍然不高。不论是制度保障水平、服务标准规范,还是养老资源的配置,都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失能失智老人的庞大需求。因此,可以从提高制度保障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加强服务供给主体的运作协同性、区分服务内容的层次差异性、加强服务资源的高效整合、开拓创新社区托养模式、不断加大科技赋能力度、注重人力资源的可持续性等方面,提升社区托养服务水平。

中国婚姻挤压的未来形势预测——基于初婚表的分析

现有的关于婚姻挤压状况的研究在分析婚姻挤压形势时对婚姻模式的设置不够全面,对婚姻模式变迁的影响分析不足。婚姻表能够全面反映婚姻模式,同时可以提供分年龄的未婚尚存人数。基于婚姻表分析未来婚姻挤压状况不仅可以将婚姻模式作为主要的预测参数,而且能够根据未婚尚存人数计算未婚尚存率,进而预测分年龄未婚人口数和终身不婚人口数,所以是一种较为理想的研究方法。本文通过构建2000年和2010年分性别的净初婚表分析男女初婚模式的基本特征与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以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数预测我国婚姻挤压的未来状况。将第六次人口普查时的初婚模式作为低方案预测参数,将考虑适婚人群性别比变化和初婚模式变迁状况设置的假定初婚模式作为高方案预测参数,分别构建出分性别的初婚表,根据得出的未婚尚存率预测2030年之前各年龄的未婚人口数和2011-2060年各年度终身不婚人口数。预测结果显示我国未来婚姻挤压形势严峻。2030年之前15-49岁各年龄的未婚男性人口数均明显多于未婚女性人口数,特别是高年龄段男性明显过剩。男性终身不婚人数将快速增加,低、高两种方案预测的2011-2060年的男性终身不婚人口累计数分别是2128.32万和4177.77万。分城乡看,乡村大龄未婚和终身不婚的男性明显多于城市和镇,但女性终身不婚的人口半数以上是城市人口。

流动男女对婚外性行为的容忍度及其影响因素

流动男女的婚外性问题备受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关注,然而国内在婚外性行为容忍度的研究领域同时聚焦流动人口和性别差异的社会学实证研究还比较有限。本文使用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流动男女的婚外性行为容忍度的影响因素及其性别差异。描述分析和整体样本的估计结果显示流动女性的婚外性行为容忍度高于流动男性。通过嵌套模型对比发现,大部分指标的影响都不存在特别显著的性别差异,个人年总收入、婚姻状况、流出地、流动时长以及工会参与程度等因素对流动男女的婚外性行为容忍度有促进作用,年龄、政治面貌、配偶是否同吃住、亲友联系密切程度等变量对流动男女的婚外性行为容忍度则有抑制作用。但是,受教育年限和子女数对流动男女的婚外性行为容忍度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受教育年限越长、子女数越多的流动女性的婚外性行为容忍度也越高,但二者对流动男性的婚外性行为容忍度的影响则并不显著。究其原因,一方面,对比流动男性,流动女性在自古以来的社会性教育和性规范中一直处于相对压抑的位置,因此教育对于流动女性的性观念转变存在更为明显的影响作用。另一方面,鉴于自身投入以及为子女成长提供一个和谐家庭环境等考虑,流动女性对婚外性行为现象更愿意持相对宽容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