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花爆竹该“限燃”还是“全面放开燃放”?

岁末年初,春节临近,是否解禁烟花爆竹燃放,再次成为公众讨论的热门话题。2023年12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向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报告关于2023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根据一则典型案例,对有些“全面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地方性法规规定提出审查建议,认为这与《大气污染防治法》和《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不一致,地方需依法修改禁燃令。这一建议让部分人心中重新燃起了对“门前爆竹儿女喧”“天花无数月中开”所描述的传统春节仪式感的期盼。基于此,本刊邀请多位人士就此话题展开讨论。

超标型食品犯罪的处罚界限——以122份刑事判决书的实证分析为切入视角

122份刑事判决书的实证数据显示,处罚超标型食品犯罪存在处罚界限模糊、未实质性考虑超标物质的社会危害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认定标准不一致等司法难题。为应对此困境,关于超标型食品犯罪的入罪标准,应采取动态标准说。具体而言,首先客观考察行为对法益的侵害程度。在已有严重法益侵害后果的情况下,即可认定超标型食品犯罪的违法性。对于法益侵害程度并不严重的情形,应综合考察超标物质本身的危害性和民众的生活习惯。其一,在超标物质可以通过一般的清洗行为去除,而实际上又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场合,不应认定刑事违法性。其二,在消费者没有按照民众一般的生活习惯或者食品的食用指引食用清洗含有超标物质的食品,从而导致危害人体健康的事件发生的场合,不应将该结果归责于食品经营者。

违法性的体系定位困境与重构--违法性前置说的提倡

关于违法性的体系定位,有概念论和构造论之争。概念论有导致违法判断主观化和道德化的风险,而当前的构造论未能妥当处理构成要件和违法性的关系。为解决上述困境,应采违法性前置说。首先,违法性以客观的法益侵害性为内核。根据客观主义刑法观,只有在评价行为的法益侵害性的基础上,才能判断行为人的谴责可能性。因此,违法性在逻辑位序上应前置于以谴责可能性为内核的罪责。其次,根据刑法规定,只有在行为危害社会的前提下,才有必要进一步考察行为是否符合犯罪类型。因此,违法性在逻辑位序上应前置于以行为类型性为内核的构成要件。再次,构成要件对于责任年龄等罪责要素有制约意义,因而罪责应置于构成要件之后,作为犯罪构成体系中最后一个阶层。最后,违法性前置说不仅适用于犯罪实体构造,还适用于犯罪认定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