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院组织法修改相关基础理论问题

谈几点思考，以供交流。第一，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定位的问题。从法律分类上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是属于什么性质的法律？我认为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在我国，我们一般可以从宪法性法律和部门法律进行分类，我们也可以从一个基本法律和非基本法律的角度进行分类，从内容上也有实体法律和程序法律之分。我认为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定位为非基本法律的部门法是比较合适的。有人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是宪法性的法律，我认为，宪法性法律是否拔得比较高？

司法责任制改革背景下检察办案组织之运行(1)——以G省首批改革试点检察院办案组织实践为视角

当前,检察官办案组织在类别划分、组织运行、外在保障等方面进行了一些开放性探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仍然存在办案组织实践与理论基础没能进行有效对接,对非典型办案组织工作方式缺乏有效探索,办案组织建设与员额制、分类管理制度改革衔接不畅,办案机制与管理机制的复合性、关联性探索不够深入,既有的责任机制模糊,检察官的主体地位、办案组织运行的制度保障较为欠缺等问题。对此,应强化"司法责任"因素对办案组织建设的价值导向,推进办案组织运作机制的精细化设置,做好与办案组织关联制度的衔接与过渡,增进办案组织职能与司法责任配置的制度刚性。

广东检察机关设置未成年人案件检察办公室的调研报告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现象日趋严重，如何在检察环节探索有效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机制，已成为检察机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课题。在检察机关探索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案件检察办公室，负责未成年人案件的检察工作，是检察机关惩治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近日，广东省检察院对全省检察机关建立未成年人案件检察办公室的情况进行了全面调研。

“后员额”改革时期的检察官员额制运行问题思考

检察官员额制不只是一项关乎检察官人数规模、功能的单一性、基础性制度,对该制度运行的认识,不应止步于员额检察官的身份获得,而应延伸至员额检察官所置身的司法责任制实践中。检察机关大批次员额选任基本完成的"入额后"改革时期,需要注重结合制度原理、制度现实环境、制度目标,同步跟进检察官助理发展与检察官培养制度建设、强化员额检察官办案中的权责要求、合理调适员额制目标与科层制之间的张力以及对诉讼制度改革等技术性配套方案的实施运行、推进理路予以统筹考量。

检察官惩戒委员会运行的程序设计

构建契合我国国家治理模式和检察工作规律的检察官惩戒委员会运行程序,是当前司法体制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的程序设置应当遵循专业性和民主性相结合,调查权、惩戒建议权和惩戒决定权相分离的原则。检察官惩戒委员会的启动权应由检察机关行使并提请惩戒委员会启动惩戒工作程序;惩戒委员会应组成专门的核查小组,及时告知当事检察官相应的权利义务,在举行专门听证会后制作核查报告;惩戒委员会根据核查小组的核查报告启动审议程序,召开审议会议并出具审查意见;惩戒委员会还应当建立专门的执行程序和权利救济程序。

员额检察官退出机制的制度设计——以省级以下检察机关为视角

构建科学合理有效的员额检察官退出机制,是检察官队伍保持内在活力和提升整体素能的必然要求。员额检察官退出机制的价值在于,由其衔接检察官遴选制、考核评价机制、监督制约机制等,能促进这些制度发挥综合效能,让检察官员额制真正成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引擎。构建员额检察官退出机制应当遵循党管干部、员额退出法定和员额进出相结合三项基本原则。员额退出的事由包括申请退出事由、合意退出事由、自然退出事由和强制退出事由四种类型。员额退出的程序包括启动、审查、决定、告知、执行和救济等。

加拿大联邦检察体制改革最新动态

2006年12月，随着加拿大新一届联邦政府大力推行联邦责任制度，联邦检察机关从原来司法部内设的检控部门独立成为专门机关，强化了刑事检控职能，增强其依法行使职权的独立性，标志着加拿大检察制度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制度设计的三个关键问题

建立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制度,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推出的重要具体改革措施之一。在如何构建契合我国国家治理模式和检察工作规律的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制度上,中央已作了很好的顶层设计。(1)检察官惩戒委员会作为一个新的机构已经在多地成立,笔者认为,当前亟待设计好惩戒事由、惩戒建议类别、惩戒程序等几个关键问题,以便为建立健全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制度提供更坚实的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建立新型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制度

建立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制度，是本轮司法体制改革推出的重要改革措施之一。这对于敦促检察官提高敬业意识、自律意识，加强对检察官行使权力的监督，防范检察官滥用权力损害法律的尊严，确保检察官依法公正行使检察权，提高检察机关司法公信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的落实与保障

修订后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权可以进行调查核实,从立法层面首次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领域的调查核实权,但是,基于该法条内容精简且原则,需要深入分析,并推动相关配套规定的出台,确保调查核实权的规范运用。

入境接收搬运毒品行为的定性

一、基本案情被告人何某某、黄某某均为中国香港居民,两人均供称在香港地区实施过多起毒品犯罪。2019年4月上旬,张某某(中国香港居民,另案处理)以30万元港币的报酬,雇佣何某某帮其到内地接运并处理一批毒品。4月13日,张某某指使何某某租下某小区C栋1603房(以下简称“C1603房”)和A栋1805房(以下简称“A1805房”)。4月14日,何某某联系黄某某从香港地区入境到深圳,按张某某的安排,驾车到惠州市惠阳区,从一辆商务车接下四个藏匿有毒品的大箱子,搬到C1603房存放,后将数量发信息告诉张某某。

吓走窃贼并占有赃物的行为应如何处理

司法实践中,围绕侵犯“赃物”的各种行为该如何定性,一直颇有争议。比如,对于吓走窃贼并占有赃物的行为,究竟是不当得利的民事行为,还是抢劫、敲诈、侵占、盗窃等侵犯财产罪的犯罪行为?这必然涉及侵犯财产罪的法益理解、我国刑法对处于非法占有状态的“赃物”是否保护等问题,对此,理论界与实务界分歧很大。日前,本刊结合典型案例,与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联合组织研讨会,特邀专家对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防止漏诉错诉办案实务浅析

任何一个案件都是现实中发生的由人、事物、行为等多种要素相互碰撞交织产生的事实经过。办案中可能遗漏、错定的要素具有特殊性,无法制定统一的适用标准,用枚举的方式穷尽所有可能性,需要依靠办案人的职业嗅觉和经验去发现。笔者以漏诉、错诉的普遍性规律为研究对象,结合自身办案实践,探讨发现漏罪漏犯、防止错诉的方法,以期有助于办案质量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