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非侵入性生物标志物microRNA在器官移植中的应用研究

外科技术和免疫抑制治疗的发展已经显著改善器官移植患者术后的近期生存率。然而，仍有诸多因素影响患者的长期预后，如免疫抑制剂的不良反应、原发病复发、感染、急性与慢性排斥反应、新发恶性肿瘤及代谢性疾病等，而这些影响移植物和患者长期存活的不利因素都直接或间接与免疫抑制剂有关。

调节性T细胞体外诱导及其在器官移植中应用的研究进展

器官移植是目前国内外公认的治疗终末期疾病、挽救生命和提高生存质量的有效措施。移植后免疫排斥反应仍是器官移植的主要术后并发症,影响受者长期存活。虽然免疫抑制剂在临床应用中显示了良好的效果,但这些药物长期应用会使受者处于免疫低下状态,进而发生感染、肿瘤及其他并发症。

肝硬化患者肝移植术后生存质量的变化

目的调查肝硬化患者肝移植前后生存质量的变化情况。方法研究对象为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移植中心行首次肝移植手术的68例肝硬化患者。分别在术前,术后0～6个月、7～12个月、12个月以上对患者进行问卷调查。问卷采用健康调查简表(medical outcome study 36-item short form health survey,SF-36)与疾病专用调查表——慢性肝病问卷(chronic liver disease questionaire,CLDQ)。结果在肝移植术前,肝硬化患者的SF-36和CLDQ各维度评分均偏低。术后各时段SF-36的生理机能、躯体疼痛、一般健康、精力和CLDQ的腹部症状、乏力、全身症状、活动评分均较术前明显升高(均为P<0.05);与术前比较,术后0～6个月SF-36的生理职能、社会功能、情感职能、精神健康和CLDQ的情感功能、焦虑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但术后7～12个月、术后12个月以上述维度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术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表各维度得分逐步升高。结论肝硬化肝移植患者术后的生存质量与术前比较有明显改善,术后早期以生理功能方面改善明显,随时间的推移,生存质量其他指标如心理状态和社会功能也得到明显的改善。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对异种胰岛移植排斥反应的影响

目的探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MSC)对异种胰岛移植排斥反应的影响。方法建立人-Wistar大鼠异种胰岛移植模型,选取造模成功的30只糖尿病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和MSC组,每组15只。用Lewis大鼠股骨与胫骨培养制成的MSC进行干预治疗,MSC组植入人胰岛细胞和MSC,对照组仅植入人胰岛细胞。观察两组大鼠胰岛移植后的血糖变化、生存情况和移植物病理形态学改变,检测移植前1d和移植后3d、7d、14d、21d移植大鼠的白介素(IL)-2和肿瘤坏死因子(TNF)-α的变化。结果两组大鼠移植后血糖平均2d下降至正常范围,对照组移植后血糖平均8d再升高,MSC组血糖平均22d再升高。MSC组大鼠和移植物存活时间较对照组显著延长(均为P<0.05)。对照组IL-2和TNF-α的水平在移植后7d内急剧上升,较移植前明显升高(均为P<0.01),而MSC组上述两指标则在移植后各时间段无明显变化。MSC组移植物内可见大量成片的胰岛细胞团,未见明显的淋巴细胞浸润,而对照组胰岛细胞基本坏死、消失,周围见大量淋巴细胞浸润。结论 MSC可以抑制异种胰岛移植大鼠的排斥反应。

肝移植术后噬血细胞综合征临床分析

目的分析肝移植术后患者发生噬血细胞综合征(hemophagocytic syndrome,HPS)的危险因素及其临床特点、诊断和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肝移植中心772例肝移植受者中发生的1例HPS患者的临床资料,并结合已经报道的13例肝移植术后HPS的临床资料进行文献复习。结果患者,男性、45岁,在肝移植术后36d发生持续性高热、全血细胞减少、凝血功能障碍和血清铁蛋白的水平升高。根据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和骨髓活组织检查结果诊断为HPS。给予积极的肾上腺皮质激素冲击、注射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和大剂量的免疫球蛋白治疗,因病情凶险,患者于术后54d死于颅内出血和多器官功能衰竭。在14例肝移植术后HPS患者中,临床表现为发热(14/14)、脾肿大(8/14);实验室检查发现贫血、血小板减少、白细胞减少、肝脏转氨酶升高(9/14);71%的患者血清铁蛋白水平升高。HPS的发生与病毒感染(8/14)有关。尽管给予积极的抗感染治疗和免疫抑制剂的减量,但仍有9例患者在术后2个月内死亡。结论肝移植术后HPS的发生与病毒尤其是爱泼斯坦-巴尔病毒(Epstein-Barruirus,EBV)和巨细胞病毒(CMV)感染有关。临床上疑似HPS时,应反复进行骨髓涂片检查,有助于早期确诊。尽管早期积极的合理治疗能够一定程度上控制病情,但总体预后极差。

原位肝移植非静-静脉转流围术期肺氧合及肺内分流的变化

目的观察非体外静静脉转流术下原位肝移植(OLT)围术期肺氧合功能及肺内分流的改变。方法对19例晚期肝病行OLT手术的患者采用静吸复合麻醉,无肝期均未使用体外静静脉转流术。常规经右颈内静脉放置SwanGanz导管持续监测心排血量(CO),测定肺氧合功能及肺内分流率。分别在麻醉诱导后、无肝前30min、无肝30min、新肝30min和术毕抽取桡动脉血和肺动脉血进行血气分析,记录不同时期的动脉血氧分压(PaO2)、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2)和心排血指数(CI),计算肺泡动脉氧分压差(PAaO2)。根据肺内分流标准模型公式计算肺内分流率(Qs/Qt)。结果麻醉诱导后吸入氧浓度(FiO2)1.00情况下,PaO2为(385.0±56.4)mmHg(1mmHg=0.133kPa),PAaO2和Qs/Qt均明显高于正常参考值。麻醉诱导后各项指标与无肝前30min相比差异均无显著性;无肝30minCO和CI明显下降(P均<0.01),Qs/Qt明显下降(P<0.05);新肝30minPaO2、PaCO2均明显升高(P均<0.05),PAaO2明显下降(P<0.05),CO和CI均明显升高(P均<0.01);术毕CO和CI也均明显升高(P均<0.05),并维持在较高的水平,Qs/Qt明显下降(P<0.05),但PaO2、PaCO2、PAaO2则均无明显变化。结论OLT患者非静静脉转流术前和术中均存在明显的肺氧合功能障碍。

内毒素血症及炎症因子在肝肺综合征中的作用及其在肝移植术后的变化

目的探讨内毒素血症及相关炎症因子在肝肺综合征(hepatopulmonary syndrome,HPS)发生、发展机制中的作用及其在肝移植术后的变化。方法回顾性分析2004年1月至2006年4月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肝移植中心拟行同种异体原位肝移植术的279例患者临床资料,其中HPS患者31例列为HPS组,同时随机选取行肝移植术且未合并HPS的终末期肝病患者30例为非HPS组及10例健康志愿者为正常对照组。HPS组、非HPS组和正常对照组分别于术前或治疗前1 d检测血清Toll样受体(Toll like receptor,TLR)2信使核糖核酸(messenger RNA,mRNA)、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iNOS)mRNA、脂多糖(LPS)、肿瘤坏死因子(TNF)-α及内皮素(endothelin,ET)-1水平,HPS组和非HPS组分别于术后3、7、14、21、28 d检测总胆红素、TLR2 mRNA、TNF-α和ET-1水平。术后随访,记录随访期间的阳性事件和生存时间。结果截止至2008年7月,平均随访时间2.4年(最长4.4年)。目前,HPS组中26例行肝移植术患者存活15例,死亡11例,非HPS组中存活24例。肝移植术前HPS组患者的LPS、TNF-α、ET-1、TLR2 mRNA,iNOS mRNA的表达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均为P<0.05),但与非HPS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非HPS组患者的TLR2 mRNA和ET-1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其iNOS mRNA、LPS与TNF-α也高于对照组,但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HPS组患者肝移植术后28 d较术前TLR2 mRNA、TNF-α、ET-1水平有所下降(均为P<0.05)。结论 LPS及其相关炎症因子的释放增加在HPS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替比夫定与HBIG联用预防肝移植术后乙型病毒性肝炎复发的疗效

目的评价替比夫定与乙型肝炎人免疫球蛋白(HBIG)预防肝移植术后乙型病毒性肝炎(乙肝)复发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26例乙肝相关终末期肝病患者,其中HBV脱氧核糖核酸(DNA)阳性者12例,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阳性20例,乙型肝炎e抗原(HBeAg)阳性7例。无YMDD变异阳性病例。患者均联合应用替比夫定和HBIG预防肝移植术后乙肝复发,其用药方案为替比夫定每日口服600mg,长期服用;HBIG的用法为术中肌内注射800U,术后前2周每日肌内注射400U,以后根据血清乙型肝炎表面抗体(抗-HBs)效价调整HBIG的用药剂量与频率。定期随访,每次复查血常规、肝功能、肾功能、乙肝血清标记物、FK506血药浓度,每3个月查HBVDNA定量,每半年查YMDD变异,复诊时记录替比夫定的不良反应。结果该组26例应用替比夫定患者的随访时间为4～26个月,中位时间18个月。HBVDNA转阴率为92%(11/12),HBsAg转阴率为85%(17/20),7例HBeAg阳性患者中有6例转阴,随访期内未出现YMDD变异和乙型肝炎复发。血清肌酐不同程度升高7例(27%),同时合并周围神经病和肌病4例(15%)。结论联合应用替比夫定和HBIG可以有效地抑制HBV的复制,预防肝移植术后乙肝复发,但有较高的周围神经病和肌病发生率。

肝移植术后合并脓毒症患者外周血调节性T细胞比例及功能变化的分析

目的探讨肝移植患者在脓毒症不同阶段外周血调节性T细胞(Treg)比例和功能的变化。方法选取自2009年1月至2010年12月期间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行外科手术,术后合并脓毒症的47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手术方式和美国胸科和危重症医师协会制订的脓毒症诊断和分期标准指南分为4组:肝移植脓毒症组(sepsis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group,TS组;11例)、肝移植严重脓毒症组(severe sepsis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group,TSS组;10例)、非肝移植脓毒症组(sepsis without liver transplantation group,NTS组;15例)、非肝移植严重脓毒症组(severe sepsis without liver transplantation group,NTSS组;11例),另外选取20名健康正常人作为健康对照组。4组脓毒症患者通过急性生理和慢性健康评估(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APACHE)Ⅱ和感染相关的序贯器官衰竭评估(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SOFA)来评价与比较脓毒症严重程度。分别采集各组研究对象的外周血,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CD4+CD25+Foxp3+调节性T细胞比例(Treg%),采用荧光定量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检测Foxp3信使核糖核酸(messenger RNA,mRNA)。结果 TSS和NTSS组的APACHEⅡ评分、SOFA评分均高于TS组和NTS组(均为P<0.01),且TS组的APACHEⅡ评分高于NTS组,TSS组的APACHEⅡ评分和SOFA评分均高于NTSS组(均为P<0.01)。与健康对照组比较,NTS组Treg%明显降低(P<0.001),NTSS组明显升高(P=0.003);而TS组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98),TSS组也高于健康对照组(P=0.006),但变化幅度不如NTSS组显著。4组脓毒症组的组间比较发现,NTSS组患者Treg%显著高于NTS组(P<0.01),而TSS组与TS组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99),NTS组患者Treg%低于TS组(P=0.05),而NTSS组则显著高于TSS组(P=0.002)。与健康对照组比较,NTSS组的Foxp3 mRNA表达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4组脓毒症组的组间比较发现,TSS组和NTSS组Foxp3 mRNA表达值均高于TS组和TSS组,但移植组内(TS组与TSS组)的差异没有非移植组(NTS组与NTSS组)显著(分别为P=0.038、P<0.001);另外NTSS组的Foxp3 mRNA表达显著高于TSS组(P=0.012)。结论免疫抑制剂的应用使移植患者在发生脓毒症时Treg的比例和功能的变化有别于普通人群,评估机体免疫状态时需要综合多个免疫指标。

肝移植术后丙型病毒性肝炎复发的影响因素、监测与治疗

欧美国家的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感染人数已超过乙型病毒性肝炎（乙肝）的感染人数,HCV感染已成为终末期肝病患者进行肝移植最主要的病因。丙型病毒性肝炎（丙肝）呈全球性流行,我国的HCV感染率也相当高,全国病毒性肝炎血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

肝动脉-腹主动脉架桥重建移植肝肝动脉74例报告

目的探讨原位肝移植术中采用肝动脉-腹主动脉架桥重建移植肝肝动脉的疗效。方法回顾分析2003年10月至2009年8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肝移植中心行肝动脉-腹主动脉架桥重建移植肝肝动脉的74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全部患者采用供肝动脉通过供者髂动脉间置架桥与受者腹主动脉(肾动脉下方腹主动脉)行端侧吻合。总结手术治疗方法和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规定。结果 74例采用肝动脉-腹主动脉架桥重建肝动脉的患者中,68例治愈,6例术后早期死亡,治愈率为92%。术后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率为18%(13/74),胆道并发症发生率为11%(8/74),肝动脉并发症发生率为14%(10/74),其中5例为架桥动脉血栓形成,5例为肝动脉(含架桥动脉)狭窄,行动脉支架置入溶栓术或动脉支架置入术,除1例上述治疗无效后行再次肝移植外,其余9例血管恢复通畅。结论肝移植术中若无法行供、受者肝动脉端端吻合术重建肝动脉,间置髂动脉的肝动脉-腹主动脉架桥术是一种安全可靠的肝动脉重建方法。

肝移植术后早期合并脓毒症患者外周血炎症因子的变化特点

目的研究肝移植术后患者发生早期脓毒症时外周血炎症因子的动态变化特点。方法 19例肝移植患者,根据术后早期(14 d内)有否发生脓毒症分成脓毒症组(9例)和非脓毒症组(10例),比较两组患者术前30 min、术后1 d、3 d、7 d、14 d外周血炎症因子的动态变化和差异。结果 9例脓毒症的平均诊断时间为6 d。两组患者肿瘤坏死因子(TNF)-α、白介素(IL)-10水平在术后1 d稍有上升(P>0.05),之后下降,其中非脓毒症组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而脓毒症组TNF-α于术后7 d再次上升。非脓毒症组术后高迁移率族蛋白B1(high mobility group box 1 protein,HMGB1)信使核糖核酸(messenger ribonucleic acid,mRNA)表达水平较术前有所升高,术后3 d达到高峰后逐渐下降,术后14 d回复至术前水平;脓毒血症组术后HMGB1 mRNA表达均较术前显著上升,并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其在术后各时间点表达均显著高于非脓毒症组(均为P<0.05)。结论肝移植患者发生术后早期脓毒症时,外周血TNF-α上升时间与脓毒症发生时间是平行的,IL-10上升时间晚于TNF-α,但两个指标都并非持续升高,而HMGB1于脓毒症发病早期已明显升高,并一直维持较高水平。提示动态监测HMGB1的表达水平有助于预测肝移植术后早期脓毒症的发生。

肝移植受者生存质量:现状、问题与对策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新型免疫抑制剂的广泛应用，原位肝移植（OLT）已成为治疗终末期良性肝病和肝肿瘤的最有效手段。目前国内外肝移植手术技术日益成熟，手术并发症发生率不断降低，生存率不断提高，长期存活者数量亦在不断增加。随着新的医学模式的转变，人们开始认识到肝移植的目的不仅是改善终末期肝病患者的肝功能和延长生命，

肝肺综合征的肝移植治疗:肝移植术后5年随访和生存分析

目的探讨肝移植治疗肝肺综合征(hepatopulmonary syndrome,HPS)的临床疗效。方法确诊并发HPS的终末期肝病患者31例列为HPS组,按有否进行原位肝移植(OLT)治疗再分为HPS手术组(26例)和HPS未手术组(5例),同时随机选择接受OLT的30例未并发HPS的终末期肝病患者作为对照组(non-HPS手术组)。回顾性分析两组患者术后5年的随访结果和生存情况。结果 HPS手术组术后28d存活率为77%(20/26),半年及1年存活率均为62%(16/26),5年存活率为58%(15/26),明显高于HPS未手术组患者的存活率(0),但其5年存活率低于non-HPS手术组患者的5年存活率(80%)。HPS手术组患者的症状缓解率为77%(20/26)。HPS患者术中、术后并发症包括:大出血、肺部感染、伤口迁延不愈并感染、脑出血、高钠血症、肾功能障碍、多器官功能衰竭等。结论肝移植是治疗合并HPS的终末期肝病患者的唯一有效方法,可延长其存活时间,提高其存活率。

肝移植术后免疫抑制剂撤退的研究进展

肝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肝病的最有效手段,患者术后1年和5年生存率已分别达到85%和70%[1-2].在实体器官移植中肝脏属于免疫特惠器官,但为了预防术后出现排斥反应,移植患者术后仍需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这不仅加重患者的经济负担,还会导致移植术后患者出现血清肌酐升高、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等,引起肾功能损害、心脑血管疾病、机会性感染和移植术后淋巴组织增生性疾病（post-transplant lymphoproliferative disorder,PTLD）,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长期存活.因此,如何在逐渐减少免疫抑制剂用量的基础上,完全停用免疫抑制剂是临床肝移植术后免疫调节的终极目标.

男性肝移植受者性生活状态的调查

目的探讨肝移植手术对男性受者性生活状态的影响。方法研究对象为2007年7月至2012年12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肝移植中心行肝移植且术后存活半年以上的男性肝移植受者,共69例。采用自制问卷调查与直接询问相结合的方法了解受者发病前、发病后及手术后的性生活状态。调查内容包括性欲状况、阴茎勃起情况(夜间及清晨)、勃起强度、性生活频度、性高潮情况、性生活满意度以及性生活认知情况(性生活对肝功能是否有影响)。结果受者发病后的性欲状况、阴茎勃起强度异常的发生率高于发病前和手术后,两者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1)。与发病前比较,受者发病后和手术后性生活频度、性高潮情况、性生活满意度异常的发生率均较高,两者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或P<0.05);与发病后比较,受者手术后性生活频度、性高潮情况、性生活满意度异常的发生率较低,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1)。夜间及清晨阴茎勃起异常的发生率和性生活认知(认为性生活对肝功能有影响)的几率,发病前、发病后、手术后,两两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结论肝移植可改善终末期肝病男性患者的性生活状态。

复发性肝癌行补救性肝移植的疗效

原发性肝癌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最有效的根治手段为肝癌切除和肝移植术.由于肝癌起病隐匿,且多数合并严重肝硬化,发现时往往已发展到中晚期,手术切除术后肿瘤复发率很高.即使是小肝癌（直径≤5cm）,手术切除术后5年的存活率虽可达到55％～71％[1-3],但是术后5年的肿瘤复发率也超过50％[4,5].对于复发性肝癌,目前常用的治疗手段包括经动脉化疗栓塞（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射频消融（radio-frequency ablation,RFA）、经皮无水乙醇注射（Percutaneous ethanol injection,PEI）、以及复发肿瘤的再次手术切除等,总体治疗效果欠佳,肿瘤复发率仍非常高.

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水平与肝移植术后迟发性急性排斥反应的关系

目的评价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诊断肝移植术后迟发性急性排斥反应(AR)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37例肝移植术6个月后行肝穿刺活检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病理确诊结果,比较迟发性AR组(AR组,24例次)和非迟发性AR组(非AR组,16例次)患者肝穿刺当日或前1d血常规中白细胞的分类,根据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确定嗜酸性粒细胞绝对值和比例的最佳截断值,分析其诊断迟发性AR的敏感度和特异度。结果AR组患者的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比例显著高于非AR组。ROC曲线分析显示嗜酸性粒细胞绝对值和比例分别为0.145×109/L和0.023时约登指数最高(分别为0.333和0.625),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46和0.813。分别以0.145×109/L和0.023作为嗜酸性粒细胞绝对值和比例升高的截断值,诊断AR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0.46和0.88、0.75和0.88。当嗜酸性粒细胞绝对值≥0.285×109/L和比例≥0.03时,诊断AR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0.25和1.0、0.50和1.0,所有嗜酸性粒细胞绝对值≥0.285×109/L者的细胞比例均≥0.03。结论肝移植术后6个月,延迟性AR患者的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比例显著高于非延迟性AR患者,嗜酸性粒细胞比例≥0.03对诊断迟发性AR具有很高的临床价值。

积极推动干细胞在肝移植的转化应用

我国是肝病大国,据统计,我国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人数达1.2亿,慢性肝炎患者高达3000多万,其中乙型病毒性肝炎（乙肝）是导致肝硬化、原发性肝细胞癌（肝癌）的主要原因,每年因肝硬化、肝癌、肝功能衰竭等死亡的人数高达30～50万,严重威胁着我国人民的健康[1]。对于终末期的肝炎、肝硬化,以及遗传性、代谢性肝病，肝移植是目前唯一确定有效的治疗手段。随着我国肝移植技术的成熟推广和围手术期处理水平的不断提高，肝移植术后长期存活的患者日渐增多。

肝移植术后淋巴组织增生性疾病的诊断和治疗(附1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目的探讨肝移植术后淋巴组织增生性疾病(posttransplant lymphoproliferative disease,PTLD)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回顾性分析1例肝移植后PTLD的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过程,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 2003年10月至2011年12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肝移植中心随访的336例肝移植术后患者中有1例发生PTLD,发生率为0.3%。该例患者的临床表现不典型,主要表现为反复发热、腹部不适、多处淋巴结肿大和肝脏占位病变等,淋巴结活组织检查提示B细胞源性非霍奇金淋巴瘤淋巴瘤,确诊为PTLD。经减少免疫抑制剂用量、抗炎,对症支持治疗无效后死亡。结论肝移植术后PTLD的临床表现不典型,易被误诊或延误诊断,预后甚差。治疗以减少免疫抑制剂用量、抑制淋巴细胞增殖、对症支持治疗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