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信念何以考核:基于5305名年轻干部的实证研究

建立科学精准的理想信念量化考核标准,有助于推动落实好干部标准、完善干部考核制度。本研究在对广东省5305名年轻干部的实证调查中发现,尽管“理想信念”是考核干部的必备要素,但“理想信念何以考核”这一问题仍存在不少现实困境,包括:理想信念“为何考核”“怎能考核”“考核什么”“怎么考核”以及与物质激励的平衡问题。鉴于此,本研究以年轻干部的理想信念为测评样本,从新制度理论等视角出发,采用情境化归纳法基于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情境进行原创模型的开发。在遵循考核测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本研究希冀将理想信念分解成能够被衡量的外部客观标准,探索构建一个理想信念量化考核测评模型,包含4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和29个三级指标,进一步丰富“好干部”标准的理论内核和实践内涵,更有利于党员干部更全面、更准确地理解理想信念这一重要概念,最终破解“理想信念何以考核”这一现实困境。

共青团为党做好青年群众工作的组织逻辑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群众工作,依托不同群团组织开展特定群体的群众工作。共青团是党的青年群众工作的组织化力量,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逐渐形成具有独特组织体系和特性的群团组织,成为党联系青年群众的桥梁和纽带。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共青团组织发展及工作运行与党的要求、青年群众的诉求之间还有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党的策略是积极推动团的改革,以解决组织不适应的问题。作为政党青年政治组织的共青团应该从组织遵循、组织结构、组织行为、组织骨干等角度建构适应时代的组织建设与发展路径,回应党对其的要求、青年发展的要求、组织自身存在的问题,切实为党做好青年群众工作。

零零后的“长大”:教化与内化互构的典型媒介形象呈现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挑战,零零后青年积极参与“全民战疫”的“长大”形象引起广泛关注。年轻一代的“长大”通常意味着人的生理、心理及能力向更成熟的阶段发展,包含外部的教化过程以及个体的内化过程,体现了人的社会化和代际变迁。通过对疫情发生以后被热搜关注的零零后典型人物报道与媒体叙事的分析,研究发现“长大”意味着个性和自我的发展,文化价值观的传承内化,以及社会角色及其技能的获得与发展。家庭、重要他人、大众媒体和重大事件对零零后的“长大”起着直接的教化作用,零零后对“长大”的内化呈现出主体性、层次性和建构性。“长大”既是年长一代对年轻一代预期社会化的结果,也是年轻一代参与社会建构的具体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