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战略分析

本文在广泛调研广东省跨境电商产业的基础上,全面深入分析了广东省跨境电子商务产业的发展现状、优势以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广东省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战略:充分发挥自贸区优势,打造跨境电商产业集聚区;深化粤港澳合作,协同推进跨境电商发展;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运用跨境电子商务开拓沿线国家市场;完善广东省内包括政策环境、市场监管和诚信体系、跨境电子商务从业人员、跨境电子商务企业、跨境支付、跨境物流、交易产品的跨境电商生态体系。

破解结构循环困境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包含着三个方面的结构调整,即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结构,三者既相互分立又相互联系,存在显著的因果循环关系:需求结构的畸形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基础,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影响了要素水平的提升,而要素水平的低下又反过来强化了需求结构的畸形。这种结构间的恶性循环使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变得异常艰难。解决这种困境在于继续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基于非线性RBC模型的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研究

通过采用非线性移动平均方法求解得到了一个三部门的中国经济周期模型,在此基础上考察并比较了线性模型与非线性模型对于中国经济现实数据的拟合程度。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非线性移动平均模型相对较好地拟合了中国经济的现实数据,原因可能在于:(1)非线性移动平均模型的二阶核密度与三阶核密度函数均表明以产出为代表的变量的二阶成分与三阶成分对于变量的变化具有持续性、显著性作用,而线性模型则忽略了高阶成分;(2)线性逼近过程中引入了大量的外生参数,这些参数校准与估计过程中的偏误导致线性模型对现实数据的拟合程度较差。因此,采用非线性模型考察中国经济周期可能优于线性模型。

从区域经济的均衡与非均衡发展策略看广州从化市的发展

区域经济的均衡与非均衡发展,是市场经济规律与政府战略选择的双重结果,文章认为均衡与非均衡发展是内在统一,政府合理地选择均衡与非均衡发展策略,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从广州市的整体经济发展的阶段来看,应当选择均衡发展策略,促进落后地区发展;从从化市经济发展阶段来看,应当选择非均衡发展策略,培育经济增长极。

限购冲击下的房价波动、需求抑制与宏观审慎政策

通过构建包含房地产部门的多部门NKMP-DSGE框架,考察限购引起的房地产需求冲击等外生冲击对于房价波动以及社会福利损失的效应。研究表明,利率、房地产需求以及房价加成等冲击对于房价波动以及社会福利损失具有较大的冲击效应。基于社会福利损失最小化的角度,进一步对已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效果进行评估,发现宏观审慎政策是最优的,而仅盯住房地产产出缺口(类似于仅盯住保障房建设)等政策机制的效果相对较差。因此,对房地产市场垄断势力进行规制,并采用宏观审慎政策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有利于实现降低社会福利损失并有效调控楼市的"双赢"。

浅谈职务消费改革和节约型党政机关建设

推进职务消费改革,加快节约型党政机关建设的建议是:加强思想教育,树立节约廉洁自律意识;逐步完善公职人员选拔任用制度;必须明确界定职务消费的范围,规定职务消费的"度";必须以市场为导向,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借助市场化运作推进职务消费改革,加快建设节约型党政机关;必须充分发挥法律制度的功能和作用,努力加强立法,严格执法,增大法律监督的力度。

新型政商关系能够引导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吗?——基于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的实证研究

以制度理论的视角,基于2017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样本和《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2017》公布的新型政商关系数据,实证研究民营企业所在区域的亲清政商关系指数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发现,亲清政商关系总指数越高,亲近指数越高,清白指数越高,则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越高,且清白指数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强于亲近指数的作用,可见性在亲清政商关系总指数、分指数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与时俱进,建立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

文章在分析十六大有关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新突破的基础上 ,指出目前人们在理解十六大有关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新理论上存在的若干误区 。

政治关系与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基于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以资源依赖观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基于第十次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研究样本,探讨政治关系对民营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政治关系能够显著促进民营企业的研发投入,市场化、法制化在政治关系与研发投入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表明,政治关系能够引导民营企业将资源投入到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技术研发活动,进而有利于确立企业在技术创新体系的主体地位和创新型国家建设。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生产率悖论”吗——基于上市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许多研究发现,中国存在生产率低的企业更倾向于出口的"生产率悖论"现象。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企业国际化的另一种重要选择,是否也存在类似的现象?本文使用中国2006—2012年A股上市工业企业样本对这一问题从对外直接投资类型、企业性质、企业资本密集度、对外直接投资数量、目的地5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生产率对投资、资源类对外直接投资及国有和有政治关联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无显著性影响;而对贸易型、制造型、研发型对外直接投资及劳动密集型企业、投向低收入东道国的企业而言,生产率均显著正向影响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此外,本文也发现,生产率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金额和范围也有显著正向的影响。以上经验证据都表明,中国大型工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不存在明显的"生产率悖论"。

政府规模与资源配置效率——基于异质性企业生产率的视角

中国政府规模如何影响资源配置效率?沿用Hsieh and Klenow(2009)的方法,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市级财政数据,在对中国各地级市1998—2007年资源配置状况进行精确测算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规模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结果发现,以政府规模衡量的政府经济干预恶化了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政府规模对国有经济部门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比对非国有经济部门更大;在时间上,政府规模对资源配置效率影响在短期中断后会重现,并将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