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推动基层检察院科学发展 以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检察院为视角

当前,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政治任务。作为基层检察院,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真正将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推动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转化为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实际能力,着力解决检察发展难题,推动检察工作科学发展,是其新的历史使命。

对《高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的理解与反思

最近,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在司法实践中为更好地挽救未成年犯罪人提供了法律依据。但该解释颁布以来,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造成了司法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困惑。

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研究

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作为行政检察监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检察机关为维护公共利益、确保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所进行的专门法律监督。本文对监督的主体、对象、内容、依据、方式、效力予以了系统说明和限定。

检察机关实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正当性

我国目前在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实施机构的选择上,主要有法院主导、专门机构主导、检察机关主导、司法行政机关主导、民政机关主导、多机关共同主导等六种模式。上述六种模式各有自身的优劣,但相对而言,检察机关主导模式有较多的优点,其可能出现的问题也是可控的。因此,我国以检察机关作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机构是较好的选择。

我国死刑立法技术对刑罚效益规律的误读

我国死刑的立法技术实质上扩张死刑,形式上却隐藏死刑总则以貌似限制死刑的法文,放宽死刑适用条件;分则以罪名变更、罪状重组的方式,使死罪数量明减实增;死刑个罪或扩大罪状外延、缩小其内涵,以扩大覆盖面,或以援引、分割、转化、竞合的方式隐藏死刑。扩张死刑源于对刑罚效益规律的误读,降低了刑罚配置的整体效益;隐藏死刑源于轻刑化的外围压力,降低了死刑自身的效益,最终陷入了死刑"越限制越泛滥"的怪圈。

“三地”反黑法律比较分析--以刑罚设计为视角

分析、比较三地反黑法律,有助于完善内地反黑法律。在法律条文的地位方面,应逐步深化反黑认识,及时完善反黑法律,制定专门的反黑法律;在犯罪定义方面,应进一步明确黑社会组织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区别,细化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构成条件,并以法律的严谨语言加以表达;在涉及罪名方面,应完善现有罪名,增设相关新罪名;在涉及罪行方面,应采用详尽列举而非模糊概括的方式,将涉黑犯罪进一步具体化;在诉讼程序方面,应允许使用更多的特殊技术手段,建立污点证人和卧底证人制度,加强对证人的保护;在刑罚种类及幅度方面,应提高涉黑犯罪的最高法定刑,对涉黑犯罪的累犯作特殊规定,严惩"保护伞",增设财产刑。

网络游戏外挂销售行为的界定

伴随着网络游戏的迅猛发展,网络游戏相关的纠纷也大量涌现,其中外挂问题尤为突出。实务界对网络游戏外挂销售行为构成何种罪名莫衷一是。本文通过对丁某售卖网络游戏外挂案展开分析,解构案件中外挂的性质与销售行为归属和构成,认为本案应构成非法经营罪,并进一步分析外挂功能与行为主体,排除了其他两种争议罪名。

事后抢劫罪的既未遂认定

关于事后抢劫是否存在未遂形态。学界存在不同意见。

严厉打击商业贿赂犯罪 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天河区是广州市新的中心区，也是广州市乃至华南地区的教育、科技、人才密集区和现代商贸服务业中心。但随着天河区经济的发展，经济基础发生深刻变革，诱发商业贿赂犯罪的因素也相应增多。我院按照中央部署的要求，充分发挥检察职能，积极参与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为本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未成年人重罪案件中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

在我国现阶段刑案数量逐年上升、司法员额配比有限的情况下,对未成年人重罪案件探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简化司法程序,减少庭审压力,有一定的社会现实基础。但就我国司法现状而言,在未成年人重罪案件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比率大大低于轻罪案件。这里面有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能否适用于重罪案件的疑虑,也有对刑罚把握不当导致从宽过度的担忧。

私募基金类非法集资犯罪办案难点及应对

随着私募基金作为新型的经济活动受到广泛关注,以合法“私募基金”为幌子,向不特定社会公众非法募集资金的犯罪手法逐渐呈现爆发态势。私募基金的运行方式独特,导致司法办案中出现了立案难、取证难、认定难、追赃挽损难等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优化“两法衔接”、深化引导侦查、创新办案机制、强化追赃挽损等方式,提升对以私募基金形式实施的非法集资犯罪的打击质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简易程序出庭公诉问题研究

修改后刑诉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二款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由此，修改前刑事诉讼法框架下公诉人缺席法庭简易程序审判的“司法习惯”将成为历史。在社会转型时期公诉任务日益沉重，而检察资源之增长可以预见的限制条件下，如何完成乃至于完善简易程序出庭公诉任务，是检察机关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

预谋盗窃后搬走受托看管物品如何定性

2006年10月21日下午，无业人员张某预谋到广州市天河区太平洋电脑城偷东西卖钱，在电脑城旁边的公交车站，见到被害人潘某在等车，旁边放着一台电脑主机和一台显示器，就准备找机会下手。这时一男子趁被害人潘某不注意，偷走了潘某放在地上的电脑显示器，张某即提醒潘某，潘某以为其是好心人，于是要其帮忙看管放在地下的电脑主机，自己去追赶偷东西的人。

全国首例App合同诈骗案 新型合同诈骗罪与民事合同纠纷的界定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罪与普通民事合同纠纷的界定与处理一直是困扰司法工作者的难题。本文通过笔者承办的全国首例App合同诈骗案件展开分析,分别从行为人的主观故意、行为本身的性质及违约后行为人的态度等要件来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认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关键因素。

坚持问题导向 推进司法改革

广州市天河区检察院牢牢抓住问题导向，坚持遵循改革顶层设计与强调基层探索创新并重，努力破解检察工作发展难题，提升检察工作水平。

支付宝担保交易中盗窃与诈骗的界分

通过支付宝的担保交易账户非法获取货款的案件,由于介入了支付宝这一第三方平台,货款必须先进入支付宝的担保交易账户,行为人为了取得货款需实施两个阶段的行为:一是让被害人将货款转入支付宝的担保账户内;二是将担保账户内的货款转为己有。对上述案件的处理,首先要确定支付宝的地位和作用,当买方将货款转入支付宝的担保账户时,支付宝是新的占有人,并具处分权限。故在第一阶段中,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了欺骗行为让被害人作出了将货款转移到支付宝担保账户的处分行为,并导致其财产损失,已构成诈骗罪既遂。第二阶段的行为方式包括了盗窃与诈骗手段交织的情形,有必要正确区分两罪。虽然行为人在犯罪的两个阶段分别触犯了两个罪,但两罪之间存在目的与手段的牵连关系,是牵连犯,只需择一重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