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整体性治理:残疾人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逻辑与现实路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残疾人群体的利益诉求正从底线型向发展型转变,残疾人群体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成为我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全新挑战和重大机遇。整体来看,我国促进残疾人共同富裕的制度逻辑和实践路径围绕着保障基本生活、维护公民权利、促进社会融合、提升可行能力四个层面逐步推进,并最终指向实现残疾人的全面发展。本文认为,保障残疾人能够权利平等、机会均等地参与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并共享发展成果是当前我国残疾人群体走向共同富裕的核心内容,其中的关键环节应当是以整体主义视角来持续增强残疾人实现共同富裕的可行能力。为此,我国残疾人事业应该从自成一系迈向整体性治理。针对当前我国残疾人事业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本文认为应当从观念基础、领导体制、社会参与、新技术应用等方面持续推进整体性治理体系建设。

数字平台冲击下传统行业的变迁——巡游出租车司机劳动过程中的双重控制及其影响

数字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以数字平台为载体的新经济组织模式,出租车行业形成了传统巡游车和新业态网约车两种不同的运营模式。把马克思主义劳动研究的基本立场与西方社会学关于劳动过程研究的范式相结合,从企业与劳动者的关系、劳动价值分割方式、劳动过程监管、劳动激励偏好等四个方面分析劳动控制,巡游车运营模式显示出强契约关系、弱过程监管的特征,网约车运营模式则显示出弱契约关系、强过程监管的特征。传统巡游车在受到平台网约车的冲击下转型为“巡游+网约”运营模式,劳动者被置于双重劳动控制中。“巡游+网约”运营模式虽然有助于提升巡游车的载客率,但剩余价值被叠加索取,劳动过程被置于更加严格的监管中。巡游车司机加入平台网约是基于市场和组织环境变化的“被动妥协”,他们会在平台上通过选择性接单来进行风险规避和争取运营收入最大化,在维持线下巡游车模式活跃度的同时留有选择网络订单的余地。

脑卒中后失语患者的沟通治疗

脑卒中（中风）常造成各种功能障碍,失语是其中之一.中风后失语的患者虽然言语交流有困难但仍然可以用其他方法来表达意愿和感情,多数患者不能讲话是暂时的,但不管是否是暂时现象,对患者来讲,不能交流常令他们感到灰心和沮丧.另外患者虽然讲话上有缺陷,但多数智力是正常的,能听见或理解所说的内容,所以在患者面前讲话要自然轻松,用语慎重,不要对他们进行夸张、嘲笑或用眼泪表示怜悯.因此,脑卒中患者的家人和周围的人掌握一些沟通交流的知识和技巧,不但可以改善患者的语言能力,而且可以完成日常必需的功能性沟通.

构建社区共同体:社会组织参与社区防控的路径探讨

中国举国体制下的新冠疫情防控中,建立健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的社会组织参与渠道日趋重要。对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防控的多案例研究发现,国内社会组织的社区防疫行动总体上表现出嵌入式发展、网络化协同、多业态融合、信息化运作、强化关键节点等特征,且不约而同地聚焦于社区互助网络的构筑。这类作为社会自救机制的社区互助网络,由居民、志愿者、社区自治组织、社区社会组织、业主组织、物业公司等多元行动主体所组成,促进了社区共同体的形成。参与、链接与支持社区互助网络的形成,进而培育社区共同体,成为疫情治理中关于社会组织参与社区防控效能的最大启示。进一步看,重视枢纽性社会组织的建设,引导社区共同体的发展,开展日常化的社区工作,重视舆论作用是未来社会组织促进疫情治理中出现的社区共同体常态化的有效途径。

乡村权力多元与乡土秩序重构——以赣西村宗族权力与政府权力冲突互动为例

在中国乡村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地方权力多元化,地方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对峙,乡村群体性冲突事件频发。宗族权力成为地方权力平台上不可低估的运行力量。赣西村乡村宗族与乡镇政府间的"8·18"权力冲突事件是乡村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揭示出乡村治理的困境。农村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不同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使得乡村社会从礼治秩序向法治秩序转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在这个转型和过渡时期,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整个社会呈现一定程度的无序状态,即原有的秩序已无法维持,而新秩序的产生又需要一个过程。处在这种状态的乡村社区,不仅存在着像"8·18"事件的显性权力冲突,而且还存在着大量的隐性权力冲突、公共公权力冲突、边缘权力冲突,以及乡村"两委"的同级权力冲突、治理精英与非治理精英的同类权力冲突。乡村多元权力冲突的正功能以及宗族权力的现代治理功能催生了权力良性互动的新格局,乡村宗族权力在与地方正式权力互动过程中,由社会冲突到社会和谐,既有阻碍农村社会转型的一面,又有推动农村社会转型的一面,二者在一个共同的乡村领域中互动,推进乡土秩序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