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预售)示范文本》(2010版)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一、引言据2011年5月10日广东省统计局发布的《广东省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2号)》,深圳市常住人口数为10357938人,其人口密度高居全国首位。近年来,伴随着常住居民的激增,对住房的需求十分旺盛,商品房买卖市场交易异常活跃。由于房价较高,预售成为商品房买卖的主要方式。

深圳捡童案,判驳两难的困局

【裁判要旨】陈某某捡童三日后归还,履行了悬赏广告对指定行为的约定义务,已构成债权的权利基础。驳回酬金诉求既有悖于法律规定,也会对社会诚信带来挑战;支持悬赏酬金,又会给拐卖儿童的犯罪分子或有不良目的者以可乘之机,陡增见义勇为变成逐利恶行的风险。法院对本案的态度和认识及处理,直接影响社会道德伦理的价值取向。

对基层法院司法建议工作的思考

司法建议是我国人民司法的一个特色制度和优良传统,历经几十年的探索发展,已经成为人民法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民法院坚持能动司法、依法延伸审判职能,提升司法能力和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手段。

未保险保价的美术作品被烧毁时的责任及价值认定探析

目前,我国对美术作品未施行强制保险或保价的制度,并且国内没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指导性意见对美术作品价值认定作出规定,也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作为参考。因此,当未保险保价的美术作品被烧毁时,在没有法定或官方指定的专业鉴定评估机构对美术作品进行评定的情况下,难以通过一般财产司法鉴定评估程序得出价格结论。在相关案件中,应当如何认定各方责任及美术作品的价值成为值得探讨的问题。

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举证责任与合同内容如何规范

案情简介 贺某等37名原告，于1996年70月4日入职被告香港某公司在龙岗开办的“三来一补”企业，简称伟明厂。2008年4月2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最后一份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从2008年4月2日起至2009年4月1日止；工种为职员；原告每月基本工资为750元等。

不动产租赁权物权化及其限制——从一起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纠纷说开去

2001年3月7日．A公司与B公司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约定A公司承租B公司所有的厂房一栋，该租赁合同未经登记备案。2003年12月30日，因B公司无法偿还其对某银行的贷款，B公司与某银行共同委托拍卖公司对涉案房产进行拍卖。2004年1月12日，第三人吴某某以136．5万元竞得本案涉案房产．并于2004年3月12日办理了房产的产权转移过户手续，

析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当事人达成的调解

为了规范办理日趋增多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审判、执行工作，我国于2004年5月1日开始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另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公安部的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等配套法律、法规。这使人民法院在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对诉讼主体的把握、责任承担、法律适用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南岭玩具公司破产案股权拍卖式重整模式的积极探索

日前,广东省深圳市南岭玩具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岭玩具公司”)破产清算案圆满结案。该案历时一年有余,经过清算转重整并采取股权拍卖式重整方案最终结案。其中.对股权拍卖式重整模式的创新探索值得研究推广.

善用破产府院联动机制 优化社会整体利益保护

在破产案件审理工作中构建府院联动机制,通过党委领导下人民法院与政府各职能部门的统一协调,有效实现市场主体救治与退出,不仅是打通解决执行难问题“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抓手,更是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优化营商环境等社会整体利益的有力举措。

“E网送达”平台贡献“龙岗力量”

加快智慧法院建设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是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人民法院适应信息时代新趋势、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的重要举措。2018年以来,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成立了由多方组成的研发团队,通过深入剖析传统送达方式的弊端,在总结以往成功送达经验的基础上,研发了涵盖直接送达(包括“网格化送达”“智能云柜送达”、外勤送达)、留置送达、电子送达(包括微信送达、电话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公告送达为一体的“E网送达”平台。

密织“三防三治四全”过滤网打造基层诉源治理新模式

“诉源治理”是新时代对“枫桥经验”的坚持和发展,是推进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顼重要举措。2021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意见》,强调要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

从“单兵突进”到“联合作战”:离婚冷静期制度立法的配套完善--基于家事审判诉源治理的多维视角

论文第一部分从多个角度分析了离婚冷静期制度的生成基础,离婚冷静期制度是法律父爱主义在婚姻家事领域的立法表达,是立法者为发挥家庭作为社会稳定器作用的美好愿景,是心理学意义上情绪生命周期理论的制度表现。但在实践过程中,对离婚冷静期也存在褒贬不一的看法。论文第二部分从法社会学角度分析了当前离婚率居高不下的多维原因,既有人民群众权利觉醒在婚姻自由领域的反映,也有经济社会发展个体经济自由在婚姻方面的反映,还有社会婚姻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也有部分夫妻为规避法律及政策,通过“假离婚”以达到不当目的或获取不法利益等原因。论文第三部分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单兵突进”式离婚冷静期立法制度,还缺乏对离婚率居高不下现象深层次的原因分析,也缺乏对治理离婚率居高不下深层次的人文关怀和规范治理,可能导致法律父爱主义的立法关爱与个人权利选择自由的失衡。论文第四部分从婚姻家事诉源治理的角度,提出了构建离婚冷静期“联合作战”的配套制度,建议建立结婚证申领培训制度,建立婚姻家事帮扶机制,建立婚姻家事纠纷多维评估机制,完善离婚冷静期各种情景应对机制,及完善对“假离婚”的联合惩戒机制,协同完善离婚冷静期的配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