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边国家历史研究——第五届全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联席研讨会综述

近年来,周边国家在我国对外关系中地位不断上升。中国在和平发展过程中,与周边国家关系也是影响中国发展的重要因素。为鼓励全国社会科学院系统历史工作者之间就有关问题进行交流合作与资源整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举办年度会议“全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联席研讨会”,致力于搭建一个长期的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该研讨会自2011年首次举办以来,已成功举办了四届,并在国内世界史学界产生了良好影响。在延续前四届会议主题的基础上,为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的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2015年5月7~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承办的“第五届全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联席研讨会”在广州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张顺洪、副所长饶望京,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蒋斌、院长王珺、副院长周薇和章扬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魏一明,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爽,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杨茂林,五邑大学副校长张国雄等出席大会。全国各社科院、国家文物局、广东省博物馆、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五邑大学的5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提交、宣读会议论文共30篇。与会专家学者从世界史、海洋史、中外关系史等视角,就中国与周边国家历史与现状、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一带一路”战略等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交流,现将研讨会情况介绍如下。

安乐博教授向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赠送藏书

2018年12月13日,著名海洋史学家安乐博(Robert Antony)教授向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赠送藏书228本,其中中文书籍89本,外文书籍139本,内容涉及世界海洋史上的海盗、帆船与航运、海上丝绸之路、郑成功与台湾等众多领域。这批珍贵赠书,大大丰富了本中心中外文图书资料库藏,对推进海洋史研究和研究生教学,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2019年中国海洋史研究综述

2019年,中国海洋史研究取得多方面的新成果和新进展,年度出版发表相关中文论著(含海外学者的中文成果、研究生学位论文)共约330篇(部)。本文对此做一简要综述,疏漏、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正之。海洋政策与海防研究海洋政策是国家处置海洋事务的意志及行动准则的体现,中国历代海洋政策一直是海洋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刘正刚考察了《皇明成化条例》中不断出台的“条例”,揭示明朝加大对违禁走私非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介入对海上贸易的管控,反映了成化年间海洋走私贸易已相当活跃。

作为历史空间的海域世界——近代以来日本的海洋史研究

一迈向作为自主历史空间的海域世界之路在与兵库县接壤的冈山县日生町,有一通田渊屋甚九郎的碑。至今还流传着第一代田渊屋甚九郎(?~1734)在享保年间置办千石船,经由五岛列岛,前往朝鲜、吕宋岛等地的传说。备前国冈山藩似乎也有这一故事,在冈山市还有与田渊屋颇有渊源的甚九郎稻荷神社、甚九郎桥。

《海洋史研究》:对其过去与将来的一些看法

一不久前,一些同行鼓励我对《海洋史研究》写一篇简短而全面的评论。他们告诉我,这样一份评述还应包括对其未来发展的一些建议。在这方面,我能提供的建议并不多;即便如此,我还是着手收集了一些随机的观察数据,这些数据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用的。《海洋史研究》创办于2009年。

国家、区域与全球视野下的近代早期中国海洋历史

近代早期的中国海洋经济既可被视为明清政治经济的固有部分,也可看作亚洲区域海洋贸易网络的关键部分,更是全球贸易的重要部分。作为一个庞大的农耕商业帝国,近代早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涵括了多样的经济与环境。以经济而言,江南人口甲天下,种植稻米、棉花,生产手工制品;这些农产品经由高度发达的区域市场进入商业流通,并通过“富而有礼”的儒商等商人网络贩卖到各地。中国西北和西南较为贫瘠,远逊于江南、珠江三角洲及其他灌溉便利、能够种植稻米和沿河转运的地区。

略谈南海海洋文化遗产及其当下价值

20世纪以来,南海及其周边地区发掘了一批海洋文化遗迹、遗物和沉船,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受到关注。南海北岸珠江口湾区南越国及汉代番禺都会文化遗存、南海西南暹罗湾扶南国俄厄海港文化遗存、南海北部西沙群岛甘泉岛居住遗址都见证了南海早期海港城市、濒海国家发展和西沙群岛开发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海及周边海域发现了黑石号沉船、印坦沉船、南海Ⅰ号沉船、华光礁Ⅰ号沉船、金瓯沉船等重要海洋考古遗址,出水大批极有价值的沉船遗物,对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历史,了解涉海人群的社会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海南民众创造的兄弟公信仰是具有跨国色彩的海洋信仰,在中国乃至东南亚海洋信仰中占有一席地位,《更路簿》所蕴涵的航海知识也是近世东亚海洋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华海洋文明结晶与文化遗存,对南海海洋文化遗产应善加保护与利用,为发展现代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一带一路"大局服务。

清初广东迁界、展界与海岛管治

广东素有“倚海谋生”的传统,清初从迁界到展界,从迁民虚岛到招民垦种,海岛如何被纳入王朝统治,这个过程又是如何同此时朝廷对沿海人群、海疆防御、地方治理等历史进程相互交织的,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深化理解清朝海洋政策变化和海上防御建立的过程。学界关于迁界问题。

明清时期航海针路、更路簿中的海洋信仰

明清时期中国沿海地区一些从事海洋活动的民众,或对海洋活动感兴趣而有所体验、有所见闻的人士,编制一些简单而实用的航海指南性质的文本,记录海上航行的方向、道里、风候、海流、潮汐、水道、沙线、沉礁、泥底、海底、海水深浅、祭祀等等内容,时人称之为《针谱》《罗经针簿》《更路簿》《水路簿》等,虽名目篇幅有异,内容功用则大致相同。此类起源于民间、流行于民间的涉海文书,适用于特定人群,或靠耳口相传,或凭抄本传世,往往不为主流社会所关注重视,难见于经传,不为官家文库所认同收藏,坊间印本、手抄秘本主要靠民间收藏传世。

东南亚的“小广州”:河仙(“港口国”)的海上交通与海洋贸易(1670～1810年代)

从越南中南部的外罗海至昆仑洋,直至暹罗湾这片海域,在古代南海交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和有利的海洋气候环境条件。受东亚海域季风的影响,南海的季节性海流(暖流和寒流)往返流经这一海域。这种东北-西南走向的季风海流,使越南-暹罗湾海域处在东亚、东南亚海上交通的要冲。

[日]上田信:《东欧亚海域史列传》

由日本立教大学文学部、亚洲地域研究所上田信教授所著的《东欧亚海域史列传》中文本,于2018年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收入厦门大学王日根教授主编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丛书》,该书由北京师范大学寇淑婷博士翻译自上田信教授的日文书稿。上田信教授先于2005年出版了《海与帝国:明清时代》(日文版,讲谈社,2005年)此处仅列日文版是为了显示该书最先发行的版本(后文亦如此),中文版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该书以贸易为视角,以通史的形式论述了14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长达500年的中国历史,作者在这本书的附录中为涉及的主要人物撰写了略传,之后又有《中国海域蜃气楼王国的兴衰》(日文版,讲谈社,2013年)以人物列传的方式描绘了足利义满、郑和、王直、小西行长、郑成功等人物创建海洋王国的努力如何接替又最终失败的历史。

会安历史

广义上讲,广南指的是从16世纪下半叶开始直到18世纪结束阮主统治下的全部疆域。在阮主统治最鼎盛的时期,它包括了现在的越南中部和越南南部相当大的一部分区域。交趾支那(Cochinchina)亦指这一地区,这是同一时期欧洲人对其之称呼,而安南、广南国或河内国是17世纪和18世纪中日航海家及商人对其之称呼。

“半潜的越南”?从长时段历史看越南与中国李塔娜

尽管越南的海岸线长达3000多公里,但其海岸社会及海洋文化却有意无意地长期被忽视。学者们津津乐道的是一个儒家的越南,一个村社的越南,一个统一的越南和一个革命的越南。魏长乐(Charles Wheeler)指出,沿海地区的滨海社会在越南历史上扮演了独特而重要的角色,但越南历史的研究者们长期以来却一直将它们与内陆越南的农业社会混为一谈。

山、河、海:从历史角度看广州与连阳贸易系统

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著名的伏波将军路博德率领一支十万人的大军,穿越山岭,从现今的湖南抵达广东省连州。据史书记载,军队于连州就地取材,伐木建造楼船,顺流而下至现今广州一带,再至海上。路博德率军南下是古代中国历史和今日中国所称"古道"发展上重要的里程碑。这些古道将湘粤桂边界的山区通过珠江及其支流与广州、珠江三角洲和海洋连接起来。无论就政治军事目的而言,还是就贸易和交流而言,这自古至今都是沟通中原和沿海极为重要的路线。现如今,研究所谓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多数学者均将注意力集中在港口城市、海外贸易路线,以及中国与海外诸国之间的贸易商品上,却很少注意到陆路与海路之间的重要联系,或内陆商品如何到达沿海港口,以及港口商品如何被分配到内陆地区。

论南海非地中海:从中外关系史的角度

在欧美的中国研究中,＂海洋中国＂（maritime China）至少19世纪晚期大变局以前的＂海洋中国＂始终不受重视。其他地区的中国研究虽表现各异,却也大致如此。日本汉学久困于汗牛充栋的江南文献之中,大陆学界笼罩在清朝＂大中国＂（Greater China）继承者的政治需要之下;台湾甚至只要国民党政权仍不忘神州,就几乎以大陆的城市命名台北各街道。

刘勇著《近代中荷茶叶贸易史》评介

荷兰在17世纪将茶叶作为一种商品输入欧洲,18世纪遭遇欧洲各国的激烈竞争,逐渐被英国超越,但仍向欧洲各国大量销售廉价红茶,极大地推动了茶叶消费在欧洲的普及,促进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正如范岱克(Paul A.Van Dyke)所指出的:随着茶叶贸易的发展,世界市场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随着投资资本以不断增加的趋势流入中国,国际金融结构变得更加复杂;随着白银和商品在全球的流动逐渐结构化,全球商业变得更加规范。反过来,更高程度的一致性有助于减少风险,从而增加利润并使成本更加容易评估。随着成本的稳定以及利润的增长,国际贸易吸引了更多的投资者。

海南兄弟公信仰及其在东南亚的传播

海南兄弟公信仰是海南渔民商众的海洋信仰,起源于明代,随着海南人向海外播迁,流传到东南亚地区;兄弟公（昭应公）信仰已经成为一种有一定国际色彩的海南人拥有的民间海神信仰。

龙脑之路——15~16世纪琉球王国香料贸易的一个侧面

龙脑是马来群岛上赤道附近的野生龙脑树(Dryobalanops aramatica)的树脂凝结而成的一种天然结晶体,香气浓郁,自古便被当作名贵香药备受珍视。龙脑的产地主要在婆罗洲岛北部的沙捞越-浡泥地区、马来半岛东岸、苏门答腊岛西岸的巴鲁斯(Barus)国,婆罗洲北岸是最大的产地。龙脑在印度和西亚等地除作为焚香香料,也被当作涂抹在身体上的化妆香料、涂抹神像的香油香料以及饮食香料,需求广泛。

1630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亚经营亚洲贸易的制胜之道

用友好方式追逐这种贸易已经够久了。我们[荷兰人]现在有足够的权力去阻止他们[中国人]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就像他们拒绝我们同他们贸易一样。HTColenbrander ed,Jan PieterszCoen:Bescheiden omtrent Zijn Bedrijf in IndiⅠ(SGravenhage:Marfinus Nijboff 1919-1934),p650:16 November 1621.——荷兰总督杨·彼得森·科恩(Jan PieterszCoen),1621年11月16日。我们今天所知的世界经济的诸多标准都是最早出现在近代早期的亚洲。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率先将他们的贸易范围由欧洲扩至全球。17世纪初,英国人、荷兰人、法兰西人、丹麦人、瑞典人及其他欧洲人也纷纷各自绕过好望角,寻找其在亚洲贸易中的份额。到17世纪中叶,他们中的一员取得巨大成功——撇开其他人的嫉妒不谈——以致在全球贸易中树起一个新的效率标准。这就是荷兰人。

1390～1497年间中国的火器技术与越南

在世界文明的相互交流中,军事技术总是最先被引进,因为若不如此,就会大难临头、国破族亡。Anthony Reid,Europe and Southeast Asia:The Military Balance(Townsville,Queensland: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James Cook University of North Queesland,1982),p1.——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欧洲和东南亚》武器和军事组织方面的任何巨变都会使一些民族比以前更容易实现目标,却也让其他民族面临前所未有、难以克服的困难,由此影响政治与社会。火枪的出现正是这样一种巨变。William HMcNeill,The Age of Gunpowder Empires,1450-1800(Washington DC: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1989),p1.——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1450~1800年的火药帝国时代》在亚洲军事史上,有关1511年葡萄牙入侵马六甲之前中国火器技术传入东南亚的历史仍遗留诸多空白。笔者曾撰文讨论过明初(1368~1450)火器技术传入大陆东南亚北部地区(主要包括今中国云南南部、印度东北部和大陆东南亚的北部)的历史及影响。Sun Laichen,“Transfers of Military Technology from Ming China to Norther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1390-1527”,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34,3(2003),pp495-517.中译文《明代中国军事技术的传播和东南亚北部大陆的崛起(1390~1527年)》,《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2005年第1期,李新平、邱普艳译,第27~39页;另收入范宏贵主编《论说东南亚》,民族出版社,2010,第239~269页。本文则主要探讨中越关系和越南历史中与中国火器传播相关的两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