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装的审美文化内涵

人们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来振兴中华。而衣食住行择优选用,是生活方式现代化的趋势。西装是展示男性人体美的服装。西装在传入中国后成为能显示优雅的"绅士风度"的服装。西装又逐渐带给人一种令人厌倦的古板之感,这与英国的保守主义有诸多联系。女性中性装扮的主要打造手段就是将西装等男装的硬朗元素融入女性穿着,它引领的是一种严谨冷酷的优雅性感,也代表着女性刚毅的一面,是女权运动启蒙下女性意识觉醒的表现。未成年人的窄瘦轮廓是21世纪初期男性西装的定义,中性美不只是女人的专利,也是男人追求美的表达。

苇弟与凌吉士——女性想象世界中男性形象的两极

女性作家必然会在其文本中相对于男性文本中的天使与妖妇的形象,构想理想男性形象的两极。苇弟与凌吉士是相对于天使与妖妇划分的男性形象两极的典型。由于中国传统小说中硬汉(英雄)形象的非性化特征,所以他们没有走进女性的情感世界。

受挫的白日梦——《杀人未遂》解读

刘呐鸥的《杀人未遂》讲述的是关于罗君欲将情欲的白日梦在女银行职员身上实现,但却遭到对方拒绝而受挫的故事。作家表现了在新兴的物质文明下男性阳萎和阉割的焦虑。

汪曾祺叙事文学中的性爱隐喻

性爱叙事是汪曾祺成长主题的一个组成部分。汪的兴趣不在于合礼仪合规矩的性爱,而在于那些越轨破戒的性爱,性爱也是其叛逆叙事的隐喻。汪小说中的女人大胆地表达出自己的性爱需求,无视所谓清规戒律。"红杏出墙"故事细腻地表现了女性在不幸婚姻中的困兽之斗。汪曾祺的叛逆意识构成,是一个复杂而独特的整体。既有民间文化成分,又有西方现代性文化因子,同时也与20世纪的五四启蒙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买卖婚姻是造成女性主体性丧失的一种典型的婚姻方式。金钱婚姻作为女性"物化"的表现形式,最集中地体现了女性深层意识中求安稳的依附性和劣根性。

现代上海女作家文本中的“娜拉出走”

易卜生作品中娜拉的出走是女性主动选择的结果,而苏青和潘柳黛作品中女主人公的出走多少有些不情愿,女性本无意抛弃孩子,作品也因此摒除了更多的理想主义色彩,这也是男性文本和女性文本的差异。女性从父母主宰的旧家庭出走隶属于知识分子为了追求真理而离家这一模式,只是出走由男性变成了女性而已;邢禾丽则描绘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娜拉出走"。离家是男性知识分子寻找真理的一种方式但不一定是女性寻求幸福的方式。

战争与强暴的同构

战争与强暴相伴而生,战争本身就包含着强暴的隐喻。男性性行为的攻击性与主动性,与征战和侵犯密切相关。如果处于强势的入侵或攻击位置的民族以"男性"自居的话,那么,被侵犯的民族就必被视为弱势的"女性"。民族主义把女性传统的孕育生命的意义纳入民族的生死存亡这个统摄性的视域中去。在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寻到大量战争与强暴同时出现的历史记忆。

施蛰存《魔道》的性思维解读

以往关于《魔道》、《夜叉》这类怪诞的小说分析极少。只是指出它们对于人物的变态和病态心理作了一定程度的解剖和表现。这样的结论对文本主题的开掘还远远不够。《魔道》是一篇极度寓言化了的小说,文本中种种隐喻符号传达了丰富的性文化的含义。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到施蛰存的《魔道》,时代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令男性人物感到恐怖的已不是"大哥"式的家长,而是"妖妇"城市情欲世界的征服者,她们令男性陷入一种人格与精神分裂的状态中。文本中这几个令"我"神魂颠倒、恐惧害怕的女性形象,有着从陈夫人、巫婆到埃及艳后的僵尸的流变,即从年轻、衰老到死亡的变化过程。这其中蕴含着作家及小说中的"我"对美人迟暮的恐惧。

海派小说的“魔性”原型

男性文本中女性常常被异化为"天使"与"妖妇"两个极端。在中国,女人祸水论是妖妇形象产生的心理基础。男性对妖妇的恐惧是男人心中的阉割焦虑使然。蝴蝶、猫、狐狸是妖女形象常见的几种喻体。动物比拟是为了表明女人所具有的恶魔力量植根于女人的天性。在施济美等女作家的文本中,男性意义世界中的"妖妇",实际上是一个善良的"天使"。戏拟手法既拆解了男性眼光中的女性神话,又消解了男性的主体地位。

意识形态话语与医学话语的同构——鲁迅小说研究

在鲁迅的小说中,传统秩序的统治者对庸众的绝对统治与医生对病人诊病的权威性是同构的,政治和医学这两种驱巫仪式在他的作品中都有呈现。统治者身兼刽子手与医生二职,不仅压抑精神,而且摧残肉身,残缺的身体意象正是病态社会的表征。

郁达夫小说性爱叙事的文学史价值重估

斯蒂纳、卢梭、戈蒂耶、王尔德、施笃姆和尼采这些关注人的感性生命的西方文学家都对郁达夫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影响。同时,郁达夫也受到日本私小说的影响,但他的情爱书写,缺失了将好色与物哀等日本传统审美理念相结合的审美特征。俄罗斯文学也对他的创作有影响,屠格涅夫塑造的多余人形象,曾经引起郁达夫的极大兴趣,然而,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不是消除男权的斗士,而是维护男性自尊的最后一根稻草。陀斯妥耶夫斯基对于病态心理和变态人格的描绘也给了郁达夫以有力的影响。关于郁达夫作品的文学批评,一个观点值得商榷,现代社会不是不受限制的性自由时代,性仍然要尊重道德的界限、人伦的规范和法律的限制,而宗法制社会也不是一贯地否定性欢乐。颓废是西方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文化语汇,与中国的时代背景并不相同,所以郁达夫性叙事的革命性并不能成立,他的爱国主义情怀也来得比较牵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