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博利珠单抗在微卫星高度不稳定/错配修复缺陷的非结肠癌患者中的疗效:KEYNOTE-158Ⅱ期研究的结果

错配修复缺陷/微卫星高度不稳定肿瘤具有较强的免疫原性,可能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敏感。KEYNOTE-158Ⅱ期研究评估帕博利珠单抗在既往标准治疗后疾病进展或不耐受的晚期dMMR/MSI-H非结直肠癌肿瘤患者中的抗肿瘤活性和安全性。本研究入组233例患者(包括27个瘤种),至本次分析数据截止时中位随访时间为13.4个月,客观缓解率为34.3%(95%CI:28.3%~40.8%)。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4.1个月(95%CI:2.4~4.9个月),中位总生存期为23.5个月(95%CI:13.5个月~未达到)。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率为64.8%(3~5级为14.6%)。帕博利珠单抗在晚期经治MSI-H/dMMR非结直肠癌患者中具有持久的临床获益。

食管裂孔疝及胃食管反流性疾病腹腔镜下规范化七步法手术操作指南(2021版)

近年来,临床医生对食管裂孔疝(hiatal hernia,HH)及胃食管反流性疾病(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GERD)的认识越来越充分[1],对于HH和GERD的手术治疗也越来越多。由于水平参差不齐,广泛开展的手术也带来了许多并发症的发生。在经过了大量临床实践,又参阅了大量(从pubmed筛选的200余篇)文献,同时复盘自己、国内外同行的数百个手术视频,分析手术原理、操作技巧,并实践如何化繁为简、使整个手术在腹腔镜直视下能做到精确到位。

MRI在直肠癌术前分期中的准确性分析

目的分析MRI在直肠癌术前分期中的准确性。方法选择2012年12月~2014年4月于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接受MRI检查并通过活检组织病理确诊的原发性直肠癌患者154例,通过对比其术后病理分期,分析MRI术前分期准确率。结果将T分期分为T_(3~4)期及T_(0~2)期,其准确率、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77.9%、93.3%、46%、78.2%和76.7%。而N分期分为N^+期和N_0期,分别是57.1%、78.2%、45.5%、44.3%和78.9%。TNM分期分为Ⅱ~Ⅲ期和0~Ⅰ期,分别是79.9%、93.1%、39.5%、82.4%和65.2%。结论MRI是一种准确的直肠癌术前分期方法,TN分期均具有较高的灵敏度,但是特异度不高,可能会导致过度分期。

229例单中心中国南方儿童结肠镜检查的回顾性研究

目的探讨儿童结肠镜检查的安全性、可行性及临床价值以及不同年龄儿童的结肠镜检查原因与检出疾病的分布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4月至2016年6月期间于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接受结肠镜检查的229例0～14岁儿童的结肠镜检查结果及临床资料。按年龄段分为两组，分别为0。6岁组和7～14岁组，比较两组患儿行结肠镜检查的原因、检查情况及检出疾病的分布。结果229例患儿中，0～6岁组57例（24．9％），7～14岁组172例（75．1％）。全组进行结肠镜检查常见的原因包括腹痛（81／229，35．4％）、便血（64／229，27．9％）和肛周脓肿或肛瘘（40／229，17．5％）。便血是0．6岁患儿进行结肠镜检查的主要原因（40／57，70．2％），腹痛是7～14岁患儿进行结肠镜检查的主要原因（74／172，43．O％）。本组分别有50例（87．7％）0—6岁和147例（85．5％）7～14岁患儿完成结肠镜检查，完成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0．181，P=0．671）。229例患儿中，仅1例（1／229，0．4％）在麻醉过程中出现一过性血氧下降，经鼻导管吸氧、吸痰等处理后迅速恢复正常。无一例出血、穿孔、死亡等严重并发症发生。229例患儿中有147例（64．2％）检出肠道病变，主要为炎性肠病（57／147，38．8％）、息肉（40／147，27．2％）和其他肠炎（39／147，26．5％）。0～6岁儿童共发现结直肠病变45例（45／57，78．9％），息肉28例（28／57，49．1％），其中25例（25／28，89．3％）以便血为主要症状：7。14岁儿童共发现结直肠病变102例（102／172，59．3％），炎性肠病54例（54／172，31．4％），其中29例（29／54，53．7％）以腹痛为主要症状。结论儿童进行结肠镜检查安全有效，便血和腹痛分别是0-6岁和7～14岁儿童结肠镜检查的主要原因，而息肉和炎性肠病分别是其主要检出疾病。

低剂量环磷酰胺抑制结肠癌肝转移的免疫调节机制研究

目的探讨低剂量环磷酰胺抑制结肠癌肝转移的免疫调节机制。方法将30只小鼠随机分为5组,采用脾脏注射小鼠结肠癌CT26细胞方法建立小鼠结肠癌肝转移模型,在不同时点将低剂量的CTX(20 mg/kg)注入治疗组小鼠体内。采用流式细胞仪来检测肝和脾脏组织中的T细胞标记物(CD8+、CD4+T细胞)数量,免疫组织化学方法对肝组织的白细胞介素10(IL-10)和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蛋白表达情况进行分析,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血清中的干扰素γ(IFN-γ)和IL-10的蛋白质量浓度。结果小鼠结肠癌肝转移模型中CD4+T细胞、CD8+T细胞数量和百分比和IFN-γ都出现了下调,而IL-10和TGF-β1的蛋白表达量则明显升高。同时,肝脏的系统及局部免疫微环境发生了变化,导致抗肿瘤免疫反应的细胞数量减少,促进了结肠癌肝转移的发生。而使用低剂量的CTX治疗后增强了细胞抗肿瘤免疫反应,抑制IL-10和TGF-β1的蛋白表达,诱导IFN-γ蛋白分泌。结论低剂量的CTX通过改变小鼠肝脏局部和系统免疫微环境来增强小鼠的免疫调节能力,从而增强小鼠肝脏的抗肿瘤免疫作用。因此CTX可以被用来预防/治疗结肠癌肝转移。

基于不良病理学特征的Ⅰ~Ⅲ期结肠癌预后预测模型的建立与验证

目的探讨基于术后不良病理学特征建立Ⅰ~Ⅲ期结肠癌预后预测模型的效力。方法回顾性收集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就诊于国内7家三甲医院的Ⅰ~Ⅲ期结肠癌患者的病理学及预后信息,共纳入1650例患者,男性963例,女性687例,年龄[M(IQR)]62(18)岁(范围:14~100岁)。中位随访时间51个月。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筛选不良病理学特征、制作列线图和评分模型,选用Bootstrap重抽样法进行模型的内部验证,使用一致性指数评价模型的区分度,利用校准曲线评估模型的校准度,使用Kaplan-Meier法绘制风险分组后的生存曲线,使用Cox单因素回归比较亚组间生存率的差异。结果无病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包括年龄(HR=1.020,95%CI:1.008~1.033,P=0.001)、T分期(T3:HR=1.995,95%CI:1.062~3.750,P=0.032;T4:HR=4.196,95%CI:2.188~8.045,P<0.01)、N分期(N1:HR=1.834,95%CI:1.307~2.574,P<0.01;N2:HR=3.970,95%CI:2.724~5.787,P<0.01)和淋巴结获取数目(≥36枚:HR=0.438,95%CI:0.242~0.790,P=0.006)。基于年龄、T分期、N分期、淋巴结分类二分类变量(<12枚和≥12枚)的评分模型(模型1)的一致性指数为0.723,基于年龄、T分期、N分期、淋巴结分类多分类变量(<12枚、12~<24枚、24~<36枚、≥36枚)的评分模型(模型2)的一致性指数为0.726。建立基于淋巴结多分类变量的评分系统,将风险评分≤1划分为低危组(n=711),2~4划分为中危组(n=626),≥5划分为高危组(n=313),3年无病生存率分别为96.3%、89.0%、71.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淋巴结获取数量是Ⅰ~Ⅲ期结肠癌患者术后无病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将其作为多分类变量与T、N分期联合具有良好的预后预测效力。

腹膜转移癌诊疗决策中评分系统的研究进展

腹膜转移是肿瘤的晚期阶段,预后较差。肿瘤细胞减灭术联合腹腔热灌注化疗(CRS+HIPEC)可以显著改善患者预后。患者的预后往往和腹膜疾病的严重程度和CRS肿瘤细胞减灭的程度相关。在术前和术中有各种评分系统合理评估患者腹膜肿瘤负荷,本文对腹膜转移癌诊疗决策中评分系统展开综述。

错配修复蛋白状态与不良临床病理特征对结肠癌患者预后的交互作用分析

目的探讨错配修复蛋白状态与不良临床病理特征对Ⅰ~Ⅲ期结肠癌患者预后的交互效应。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全国7家医院收治的1650例Ⅰ~Ⅲ期结肠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963例,女687例;年龄为62(53,71)岁。1650例患者根据错配修复蛋白状态分为错配修复蛋白表达缺失(dMMR)230例与错配修复蛋白表达完整(pMMR)1420例。观察指标:(1)不同错配修复蛋白状态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比较。(2)影响dMMR患者生存结局的因素分析。(3)影响pMMR患者生存结局的因素分析。(4)错配修复蛋白状态与不良临床病理特征对生存结局影响的交互作用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M(Q_(1),Q_(3))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U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等级资料采用Mann-WhitneyU检验。缺失值使用随机森林插补法进行数据插补。单因素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多因素分析采用COX逐步回归(向前逐步回归法)。乘法交互效应的系数使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的交互项系数获得。加法交互效应使用交互作用超额相对危险度(RERI)进行评价。结果(1)不同错配修复蛋白状态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比较。dMMR和pMMR患者年龄、T分期、淋巴结检出数目、淋巴结检出数目<12枚、高级别肿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2)影响dMMR患者生存结局的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T分期、N分期、淋巴结检出数目<12枚是影响dMMR患者无病生存的独立因素(风险比=3.548,2.589,6.702,95%可信区间为1.460~8.620,1.064~6.301,1.886~23.813,P<0.05);年龄、N分期是影响dMMR患者总生存的独立因素(风险比=1.073,10.684,95%可信区间为1.021~1.126,2.311~49.404,P<0.05)。(3)影响pMMR患者生存结局的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T分期、N分期、脉管瘤栓是影响pMMR患者无病生存的独立因素(风险比=1.018,2.214,2.598,1.549,95%可信区间为1.006~1.030,1.618~3.030,1.921~3.513,1.118~2.147,P<0.05);年龄、T分期、N分期、高级别肿瘤是影响pMMR患者总生存的独立因素(风险比=1.036,2.080,2.591,1.615,95%可信区间为1.020~1.052,1.407~3.075,1.791~3.748,1.114~2.341,P<0.05)。(4)错配修复蛋白状态与不良临床病理特征对生存结局影响的交互作用分析。交互作用结果显示:淋巴结检出数目<12枚与错配修复蛋白状态对结肠癌患者无病生存影响的乘法交互效应显著(风险比=3.923,95%可信区间为1.057~14.555,P<0.05);年龄、高级别肿瘤与错配修复蛋白状态对结肠癌患者总生存影响的加法交互效应显著(RERI=-0.033,-1.304,95%可信区间为-0.049~-0.018,-2.462~-0.146)。结论错配修复蛋白状态与不良临床病理特征(淋巴结检出数目<12枚、高级别肿瘤)在Ⅰ~Ⅲ期结肠癌患者的预后中存在交互作用。在dMMR患者中,淋巴结检查数目<12枚对预后不良的提示作用强;而在pMMR患者中,高级别肿瘤对预后不良的提示作用强。

肿瘤细胞减灭术联合腹腔热灌注化疗能否提高结直肠癌腹膜转移患者生存率的Meta分析

目的探究肿瘤细胞减灭术(CRS)联合腹腔热灌注化疗(HIPEC)能否提高结直肠癌腹膜转移患者的生存率。方法从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以及CNKI、万方、维普六个数据库中检索腹膜转移的相关文献,并手动检索了法国Elias团队关于腹膜转移的研究。文献纳入标准:(1)研究对象为结直肠癌腹膜转移患者;(2)有接受CRS+HIPEC治疗为试验组和接受其他治疗为对照组的资料;(3)有试验组与对照组的生存分析数据;(4)研究类型为随机对照试验、队列研究或病例对照研究;(5)文献语言为中文和英文。排除标准:(1)仅有摘要的研究;(2)数据不全的研究。文献的筛选和数据提取由两人独立进行,存在分歧的文献由第三人决定。提取的数据包括作者、发表年份、受试者数量、受试者的入组时间、随访时间、研究设计、治疗方案,以及试验组和对照组的风险比HR及其95%CI,若文中未提供,则通过Engauge Digitizer11.1软件从生存曲线中提取随访时间和相应时间点的生存率,计算HR及其95%CI。采用Cochrane风险偏倚评估工具或纽卡斯尔-渥太华量表对文献进行质量评估。使用STATA15.1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对所有研究中试验组与对照组的HR及其95%CI进行合并分析,试验间异质性通过Q检验和I2统计量进行评估。当不存在显著异质性时(Q检验:P≥0.10),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合并分析。当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时(Q检验:P<0.10),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合并分析,并通过亚组分析找出异质性的来源。用敏感性分析评价合并结果的稳定性。通过Egger检验和Begg检验来评估发表偏倚(P<0.05表示存在发表偏倚),并通过Begg漏斗图在风险比对数上的视觉对称性来反映。结果共有10项研究被纳入进行Meta分析,包括1项随机对照试验、9项队列研究,1项随机对照试验偏倚风险不确定;9项队列研究文献质量评分均>7分,均为高质量研究。其中试验组有781例结直肠癌腹膜转移患者,对照组有2452例接受了其他治疗[包括肿瘤细胞减灭术(CRS)、姑息化疗(PC)和腹腔内化疗(IPC)]。合并结果显示,试验组总体生存率(OS)高于其他治疗对照组(HR=0.43,95%CI:0.34~0.54),但研究异质性较大(P=0.024,I2=52.9%)。不同对照治疗方案的亚组分析结果显示,试验组OS高于CRS(HR=0.63,95%CI:0.44~0.90)、PC(HR=0.37,95%CI:0.32~0.43)和CRS+IPC(HR=0.60,95%CI:0.37~0.96)这3个对照组;由于各亚组研究异质性较低(CRS组:P=0.255,I2=22.9%;PC组:P=0.222,I2=29.9%;CRS+IPC组:P=0.947,I2=0),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结果进行合并。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分别删除各项研究后的合并分析结果差别不大,提示合并分析结果较为可靠。各研究偏倚检测结果显示:Begg检验(P=0.088)>0.05,Egger检验(P=0.138)>0.05,Begg漏斗图上的散点分布基本对称,表明纳入研究不存在发表偏倚。结论CRS+HIPEC可以提高结直肠癌腹膜转移患者的OS。

研究者发起临床研究项目信息化管理平台的设计与实践经验

鉴于国内目前对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nvestigator initiated trials,IIT)管理可遵循的法规不多,相较新药类临床研究,此类管理难免流于形式,针对其不够规范、系统的现状,我院参照新药临床试验的管理规范,设计建设了临床研究信息化管理平台,系统涵盖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全流程所有参与角色,线上联络及时反馈,数据留存在服务器,可随时随地调取,在立项、启动、质控、年审、结题等重点环节多角色协同办公,落实对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的规范化、专业化、中心化的全流程管理,使用技术手段来节约人力、约束科研、促进科研。通过平台使用,研究质量得到保障的同时,研究者和管理者的工作也更加高效,为促进我院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未来更蓬勃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2021年美国胃肠内镜外科医师协会胃食管反流外科治疗指南解读

一、背景胃食管反流病(gastro-esophageal refluxdisease,GERD)是一种常见的消化道疾病。美国胃肠内镜外科医师协会(SAGES)组织多学科专家小组制定GERD的循证建议,为临床医师、患者和相关从业者GERD治疗选择提供指导,并集中于对不同手术技术的评估。二、方法对成人和儿童GERD手术治疗的4个关键问题进行文献综述:外科手术与内科治疗、机器人胃底折叠术与腹腔镜胃底折叠术、部分胃底折叠术与完全性胃底折叠术、成人胃短血管分离与保留或儿童患儿最大与最小剥离。建议按照学科专家制定使用评分方法标准选择术式,指南也对日后的研究提出了建议。

腹腔镜下取出双侧腹股沟疝腹腔内补片植入术后的感染补片

腹腔内补片植入术(intraperitoneal onlay mesh,IPOM)总体操作简单快速,在我国腹股沟疝腹腔镜技术发展的初期,有部分单位尝试过腹股沟疝的IPOM修补。然而,由于腹股沟疝手术部位髂耻束以下有大量的重要血管和神经,若术者经验不足,可能会造成补片感染等严重并发症,且常合并复杂粘连、补片侵蚀腹内脏器、血管等情况。本视频介绍一例双侧腹股沟疝IPOM修补术后补片感染的腹腔镜治疗,谨与同道分享。

造口对晚期消化道肿瘤患者镇痛模式的影响

目的探讨造口状态对晚期消化道肿瘤患者镇痛模式的影响。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本研究经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E2018026)。病例纳入标准:(1)年龄性别不限;(2)经组织学明确诊断为消化道恶性肿瘤,经过CT或者MR证实存在局部复发或转移;(3)疼痛数字评价量表(NRS)疼痛评分≥4分,需使用阿片类镇痛药物;(4)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早期恶性肿瘤;(2)研究者认为可能存在影响服药依从性的不良精神状态;(3)对阿片类药物超敏反应或过敏性反应。收集2016年9月至2017年4月期间于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肿瘤科进行综合治疗的晚期消化道肿瘤患者临床资料,将患者有无进行肠造口分为造口组和无造口组,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特征,包括年龄、性别、造口状态、疼痛部位、有无肠梗阻以及疼痛特点、镇痛药物的选择、镇痛剂不良反应的处理。疼痛的评估采用简明疼痛评估量表(BPI)和NRS疼痛评分。疼痛的治疗主要为强阿片类药物;不耐受阿片类的患者首次用药进行阿片类药物滴定,滴定药物包括盐酸吗啡片、羟考酮和吗啡针。疼痛控制稳定后,换缓释制剂维持治疗,缓释制剂包括硫酸吗啡缓/控释片、盐酸羟考酮缓释片和芬太尼透皮贴。镇痛治疗效果的评价需同时满足NRS评分≤3分、爆发痛<3次/d及持续3 d以上。采用χ2检验和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进行造口组和无造口组患者临床特征的分析,对比造口组与无造口组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疼痛特点、镇痛药物选择和应用缓泻剂预防或治疗便秘的情况,应用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造口状态对镇痛治疗以及缓泻剂使用的影响。结果共计123例患者符合入组条件纳入研究。男性79例,女性44例,中位年龄51岁。造口组52例,包括回肠造口30例,结肠造口22例;无造口组71例。造口组中,40例(76.9%)疼痛部位为腹盆腔疼痛;无造口组中,44例为(62.0%)为其他部位疼痛。造口组和无造口组患者治疗前NRS疼痛评分中位数分别为5.7分和5.6分,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41);治疗后则分别降为2.1分和2.3分,两组差异仍无统计学意义(P=0.092)。镇痛治疗有效者共计111例(90.2%),造口组49例(94.2%),无造口组62例(87.3%),两组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P=0.202)。在镇痛维持治疗中,选用芬太尼透皮贴者造口组更多[34.6%(18/52)比9.8%(7/71)];而选用口服缓释制剂者以无造口组更多[78.9%(56/71)比61.5%(32/52)](χ2=10.023,P=0.002)。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造口状态(OR=0.290,95%CI:0.102~0.824,P=0.009)和疼痛部位(OR=5.691,95%CI:1.709~18.948,P=0.005)是影响一线维持治疗药物选择的独立因素。123例患者在维持镇痛治疗中,98例有缓泻剂使用与否的记载,其中46例使用了缓泻剂预防或治疗便秘,造口组应用缓泻剂的比例(21.2%,11/52)明显低于无造口组(49.3%,35/7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957,P=0.008)。影响缓泻剂使用与否的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造口状态(OR=2.621,95%CI:1.033~6.687,P=0.045)和年龄(OR=0.281,95%CI:0.123~0.684,P=0.010)是影响缓泻剂使用与否的独立因素。结论造口可影响晚期消化道肿瘤患者的癌痛治疗模式;有造口的年轻患者,不需要预防性使用缓泻剂。

“对位对线”补片固定法在腹腔镜切口疝修补术中的应用

背景与目的:切口疝的微创修补理念在疝外科界已经形成共识,腹腔镜下切口疝修补在临床上的应用越来越普及,但腔镜下的补片固定技术仍然是一个难点。本研究旨在介绍一种新式的切口疝补片固定方法并探讨其临床应用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2019年12月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胃肠、疝和腹壁外科120例行腹腔镜切口疝修补手术(IPOM)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60例的补片固定方式采用“对位对线”补片固定法(观察组),另60例采用传统疝钉双圈固定方法(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相关临床指标以及经济学指标。结果:两组患者性别、年龄、BMI、病程以及疝环最大缺损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观察组的平均补片固定时间短于对照组(35.5 min vs.47.7 min,P<0.05),平均疝钉固定数量少于对照组(36.6枚vs.44.2枚,P<0.05),平均术后疼痛VAS评分低于对照组(3.2分vs.4.6分,P<0.05),住院费用低于对照组(3.9万元vs.4.8万元,P<0.05)。两组患者在血清肿、补片感染发生率,术后住院时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观察组和对照组平均随访26.3个月与25.8个月,观察组和对照组的切口疝复发率(1.7%vs.5.0%,P=0.61)及术后慢性疼痛的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6.7%vs.8.3%,P=1.00)。结论:“对位对线”补片固定法可缩短补片固定时间,减少疝钉使用数量,节约住院费用,并且可降低切口疝术后早期疼痛的发生,该方法在腹腔镜切口疝修补术中的应用是安全有效的,可在临床进行推广使用。

腹腔镜下经腹腔腹膜前造口旁疝Sugarbaker修补术

造口旁疝是造口术后常见并发症,其治疗方式包括开放下缝合修补和补片修补,近年来腹腔镜下的补片修补逐渐成为主流术式。目前腹腔镜下造口旁疝修补方式包括Sugarbaker术式、Keyhole术式、Sandwich术式等,但这些腔镜手术方式均需要把补片放置在腹腔内,需要使用昂贵的防粘连补片。本视频分享一例腹腔镜下经腹腔腹膜前修补方法(transabdominal preperitoneal hernia repair,TAPP),将普通聚丙烯补片放置在腹膜前,进行造口旁疝的Sugarbaker修补。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下食管裂孔疝患者的临床管理策略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由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型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并已证实可通过呼吸道飞沫和接触在人与人之间传播。食管裂孔疝作为人群中的高发疾病,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形势下,应该予以特别关注。在抗击疫情的特殊时期,对食管裂孔疝患者应采取分类管理的临床策略,指导患者做好个人防护及日常生活管理,制定与疫情防控相适应的入院诊疗护理流程,诊疗过程中加强医护人员自我防护,注重患者的术后康复和随访。在当前医疗资源有限的状况下,使患者得到更加合理有效的诊治。

原发性腹膜后脂肪肉瘤的发病机制及综合治疗

目的了解原发性腹膜后脂肪肉瘤(PRLPS)的发病机制及综合治疗的研究进展,以期为临床医生诊疗提供依据。方法复习近年来关于PRLPS的病理分型、发病机制以及包括手术、放疗、化疗及分子靶向治疗在内的综合治疗研究进展的相关文献并加以综述。结果 PRLPS病理分型分为高分化、去分化、黏液样或圆细胞型、多形型及混合型5种。分子学发病机制主要是基因表达的变化,如MDM2与相关基因的协同作用、c-myc基因表达异常、Prune-nm23-H1机制、miRNA异常表达及FUS-CHOP融合基因的异常蛋白质产物调节肿瘤的生长。PRLRS的治疗包括肿瘤根治切除术、扩大切除术、姑息性切除术,辅之以放化疗以及分子靶向治疗。结论 PRLPS是一种复发率极高、较罕见的恶性肿瘤,但早期诊疗比较困难。随着对PRLPS分子机制的进一步研究,其治疗方式已转变为以手术切除治疗为主、辅以放化疗及分子靶向治疗的综合治疗方式。

基于数据分析与计算的模型化布孔法在腹腔镜腹壁切口疝修补术中的应用

背景与目的:随着微创理念及技术的发展,经腹腔镜完成腹壁切口疝手术已成为趋势,但由于腹壁切口疝位置大小不定,暂无成熟的布孔方法供术者参考,使得手术术式的学习难度较大,不合理的布孔还易导致手术难度加大。笔者在此介绍一种基于数据分析与计算的模型化布孔方法,并通过与传统经验性布孔法进行比较,探讨其优势和临床效果。方法:选择2017年1月—2018年5月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收治并拟行腹腔内补片植入术(IPOM)的44例腹壁切口疝患者,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21例)和研究组(23例),对照组采用术中放置观察孔后以手术经验放置操作孔的布孔方法,研究组采用术前腹部轮廓分析,并按照步骤划定限制条件,根据操作器械尺寸计算合理距离的方法指导穿刺孔放置位置的方法。比较两组患者术中及术后的相关临床指标。结果: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与对照组比较,研究组的平均布孔时间(7.28 min vs.9.93 min)、平均手术时间(67.62 min vs.79.10 min)、术中加孔率(17%vs.48%)均明显减少(均P<0.05)。研究组与对照组患者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4.3%vs.19.0%),术后住院时间(5.13 d vs.5.76 d)及术后复发率(4.3%vs.4.8%)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在腹腔镜腹壁切口疝IPOM手术采用模型化布孔法可以缩短布孔时间,合理的操作孔布置可以降低腹腔镜下粘连分离、缺损缝合及补片固定的难度,降低手术总时间及术中增加操作孔的几率,并不增加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住院时间及复发疝的几率。模型化布孔法以客观数据+定量计算代替传统布孔法的经验决策,在方法步骤上更明晰,并可以在使用中不断更新改进,将有助于腹腔镜腹壁切口疝手术的规范与推广。

基于Kirkpatrick's四级培训评估模型腔镜腹股沟疝培训课程的效果分析

目的探讨腔镜腹股沟疝技术培训班的临床效果。方法对参加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胃肠、疝和腹壁外科2018年8月20至24日举办的腹股沟疝腔镜技术培训班的64名学员进行回顾性横断面研究。开展腔镜疝修补时间0~6年,平均手术时间(2.1±1.6)年。对学员培训前、培训结束时及培训3~6个月后前后进行问卷调查学员对培训课程的反馈,培训前及培训后3~6个月的手术表现,并基于Kirkpatrick's四级培训评估模型对结果进行分析。腹股沟疝腔镜技术培训班包括腔镜基础技能培训、腹股沟疝手术相关理论授课及手术演示。结果有64.5%学员对培训课程表示满意。培训后3个月发出调查问卷64份,回收39份,回答率约39/64(60.9%)。回复的学员中,培训前23名有腹腔镜经腹腹膜前疝修补术(TAPP)经验,10名有腹腔镜完全腹膜外疝修补术(TEP)经验,6名是初学者。其中,有TAPP经验的学员中,每一步骤平均自信心得分从培训前的(3.23±0.94)分提高到(3.73±0.68)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有TEP经验的10名学员中,每一步骤平均自信心得分从(2.99±0.84)分提高到(3.76±0.58)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以初发单侧腹股沟疝为例,TAPP手术时间从培训前的97.6 min减少到培训后76.3 min,TEP手术时间从培训前102.0 min减少到培训后76.5 min(P<0.05);TAPP手术出血量从培训前13.9 ml减少到培训后7.7 ml,TEP手术出血量从培训前17.0 ml减少到培训后8.4 ml,学员手术表现得到明显提升(P<0.05)。在6名初学者中,有4名已开展TAPP,2名仍未开展TAPP或TEP。结论开展腹腔镜腹股沟疝手术前参加规范化的腔镜腹股沟疝技术培训课程非常重要,通过参加腹腔镜腹股沟疝技术培训班可以明显提升医师的手术水平。

骶尾部切口疝腹腔镜下修补

骶尾部疝(sacrococcygeal hernia,SCH)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疾病,通常继发于骶尾部切除术后,为骶尾部肿瘤或尾骨切除术的术后罕见并发症。由于骶尾部疝位置特殊,其突出的内容物多为肠管,患者常表现为骶尾部的突出与排粪困难。对于骶尾部疝的治疗,首选的方法为手术修复,如果患者高龄或有手术禁忌证,可考虑保守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