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法学话语体系下生态安全之解读

生态安全的内涵极其丰富,在生态学、社会学、法学的不同话语体系中其内涵与外延及其侧重点是不尽相同的。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就有什么样的话语体系。环境法学话语体系下的生态安全既有与生态学、社会学话语下生态安全认知的共性特征,更有自身的个性特征。环境法学话语体系下生态安全内涵实质在于,它指的是一种人类生存环境或人类生态条件的一种良好状态,是环境权实现的标志和状态,同时也意味着相关主体责任的担当。

我国能源安全保障法律问题探析

能源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一环,直接影响着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稳定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前景。构建完备的能源安全法律制度谱系,既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手段,也是重要措施之一。通过立法工具实现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目标,许多发达国家都作出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一系列较为成熟的立法经验,值得我国借鉴。当前我国能源安全保障在法制理念确立、法律体系建设以及法律制度构建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问题,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予以完善。重视国际能源安全的双边与多边合作,采取更加积极务实的能源外交战略,汲取发达国家的先进立法经验,形塑具有中国特色的能源安全保障法制体系无疑是务实的,也是切合国家长远利益的不二选择。

国际流域争端的若干法律问题——兼论我国的应对策略与机制构建

因涉及到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流域的管理、利用和开发很容易引发国际争端。国际流域争端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主要包括如下方面:国际流域的概念、关于国际流域的国际习惯法、公平利用原则与不造成重大损害原则的关系等。国际流域争端的解决既应参照传统的争端解决规则,也应吸取晚近多边国际环境公约的做法,同时避免采取过于激进的有可能侵蚀国家主权的方法。1997年《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对这些法律问题的规定虽存在着一些令人遗憾之处,但仍然在国际水法发展史上迈出了前进的一步。我国可参考《公约》规定,采取积极稳妥的措施并建立适当的机制以应对国际流域开发中的有关问题。

《婚姻法解释(三)》中财产纠纷法律问题研究

《婚姻法解释(三)》的出台,为解决婚姻财产纠纷提供了具体的操作标准,具有重要意义。但其也带来了新的争议和矛盾,尤其对于父母赠与房产的归属与婚姻财产制冲突引发的不公、婚前买房婚后共同还贷的补偿规定等问题,无论理论与实践都存在较大争议。针对这些问题,引入公证机制对赠与财产进行确权,建立公平可行的可选择性增值补偿机制,以贡献度为标准科学界定婚后收益的归属,以进一步完善夫妻财产分配制度。

农村信访法律问题探析

信访是农民表达诉求,提出民主建议,履行公民权利的基本途径。但由于当前我国农村法制不健全、利益表达机制欠缺、农村治理结构缺陷以及土地征用与建房矛盾等原因,致使许多群众不能或不愿通过正常途径表述诉求,导致"缠访"、"闹访"、"越级上访"等问题日益凸显。农村信访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提高信访立法层次、完善人大监督方式、推进治理体制创新以及构建法律援助平台等途径,并应进一步拓宽民意表达渠道,改革农村信访工作制度,将信访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唯此,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论平潭综合实验区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创新与发展

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因其独特的生态环境和发展定位,在开发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两型社会的诉求,注重环境保护的法治保障。文章以平潭综合实验区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创新与发展为核心,通过借鉴其他地区环境保护的相关立法、制度和经验,充分运用实验区先行先试的改革权限,进行相关立法和制度创新,提出若干新制度的构建建议,以期通过供给创新型法律制度,为平潭综合实验区的环境保护提供有效制度供给,为建设生态平潭、绿色平潭和两岸合作建设的典范提供法制保障。

环境法律的实效性样式与正当性标准

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法律体系,但在生态文明的视域下,距离"美丽中国"宏伟目标的实现还存在着较大差距。尤其在生态法治建设实践之中,环境法律的实施效果与社会认同均差强人意,这促使学界需要认真思考环境法律的实效性样式与正当性标准问题。环境法律实效性不强与政府环境责任缺失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而实现方式与保障措施的选择可以是强制性逻辑,也可以是自制性样式。对于政府依法履行环境保护职责的诉求,在合法律性的基础上,还应有正当性的要求。若要实现环境法律的正当性,则有赖于科学科技、程序正义以及效率均衡等诸多判断标准的确立,这也是未来我国环境法治建设的重要方向。

联合国系统与国际环境立法

联合国系统是制定现代国际法律的最主要渠道。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成为威胁世界安全的重要内容，应对环境问题的挑战，联合国积极行动起来创建、发展和完善国际环境法律秩序。其中，联合国大会及其两个附属机关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法委员会在国际环境立法方面起着突出作用；联合国国际法院也通过对环境争端案件的裁决和发表对有关问题的咨询意见发展着国际环境法律秩序。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完善建议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社会资本参与环境污染治理的积极性明显提升,以第三方为代表的主体逐渐成为当前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起步较晚,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善,仍存在许多问题,在实践方面也有明显的滞后性,这与当前的环境治理需要产生较大鸿沟,促进环境治理第三方参与法规机制的完善,成为当务之急。本文系统分析了目前第三方参与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建议,以强化政府监管职能、优化市场配给、激发市场活力。

弘扬生态文明大局观,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

“大局观”是中国的历史智慧,是中国文化之美,也是国家文化研究的重要指标。从大局观切入党的二十大报告,宜结合采用AI解读报告全文的方式,进行文本研究。发现、坚守、弘扬中国人的生态大局观,是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重要思想保障。“父亲少开私家车上下班,迈开腿、多乘公交,减少碳排放”;“母亲以后少网购、多出门,减少塑料与包装的使用,注意环保”;“小朋友担当起来,做家庭生活垃圾分类的小领导”;“全家出外游山玩水时,保护环境、体验文化差异,想让他人也去秀美之地一饱眼福”;“以后做城乡建设顶层设计时,强调酒店、景区、展馆等旅游企业响应低碳行动方案,提出具体措施、践行低碳运营”,凡此种种,符合生态文明的大局思想,是“双碳目标”的行动体现,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将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添砖加瓦。

诚信原则的价值与意义:从实体法到程序法

诚信原则是民事法律中的帝王条款,具有相当长的历史沿革。虽然学者对其内涵界定各有侧重,但是,诚信原则核心都是本着诚实的本性和立场,作出可供信赖、表示信用的行为。诚信原则在合同法、物权法以及侵权法中都有着相当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中国法治逐渐重视司法程序的背景下,诚信原则对法官和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行为也能够进行规制。

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政府环境责任法制化问题探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政府环境责任法制化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性:一方面,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良好的外在环境与独立的法律体系;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改善民生,保障公众获得良好的生态环境,实现国家与地方的可持续发展,这需要各级人民政府在法制的框架内积极的履行环境保护责任。基于此,文章论证了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阐释了政府环境责任法制化的内涵与核心要义,探讨了实现政府环境责任法制化的具体路径,并对如何正确认识地方政府对经济资源的追逐与竞争本质、重新设定环境法律中政府的人性假设标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论生态安全与政府环境保护责任之关联

生态安全与政府环境保护责任之间存在着关联互动,主要表现在:社会转型孕育着政府生态安全保障责任的确立,公共环境服务供给表征着政府环境保护责任的拓展,生态安全的实现意味着政府环境保护责任的担当三个立体维度。由此,生态安全的确立是环境保护的关键"抓手",而政府环境保护责任法制则化则是实现"美丽中国"宏伟目标的重要保障,两者可谓相辅相成,互为表里。

“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法制保障探析——以群众路线为切入点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毫无疑问,群众路线与生态文明建设法制保障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一方面,我们需要将生态文明建设法制观念内化为群众的公共认知,借助社会公众的相互交往与深入沟通,形成福柯意义上的"权力话语"与哈贝马斯意义上的"交往权力",监督法制之运行。另一方面,若要实现生态文明与环境法制,必须一如既往的坚持群众路线,践行环境民主原则,构建生态环境权利,落实政府安全保障责任,这也是实现"美丽中国"目标的根本之道。

论生态风险视域下政府生态安全保障责任之确立

以生态风险为基本场景,以社会结构转型为时代背景,基于法学视角阐释了政府生态安全保障责任概念提出的必要性、正当性及其法理基础。政府生态安全保障责任的内涵实质在于,政府应积极主动地承担起维护生态安全的义务与职责,将生态风险降至最低所应履行的一种兼具风险责任、生态责任、法律责任的新型混合责任形态。

论政府环境保护责任实现的激励机制构建

在环境法领域,如何设置有效的激励机制以推动政府积极履行环境保护职责是重要研究内容之一。构建政府环境保护责任激励机制的内在原因,主要源于我国当前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政府所具有的"经济人"自利属性以及现代行政过程由"消极行政"向"积极行政"转变等现实状况。因此,为更好的调动政府积极履行环境保护职责,必须分阶段改革现行的财税体制,加大环境保护专项转移支付的力度,重视政府所具有的自利属性,选择恰当的激励机制与方式。此外,在新《环境保护法》的实施之中,也必须注重对权力主体的利益引导,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运作,强化政府环境责任,促进地方政府积极的履行环保职责。

契约理论视阈下环境法上“生态人”模式之型构

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指导思想,以经济、社会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为基本标志,倡导一种生态化的生产方式,以生态伦理为道德标准,以绿色技术为载体的生态时代已经到来。生态时代之于法律的意义就在于其引致了法律的全面变革,型塑生态化的法律与塑造以理性"生态人"为表征的全新的人之形象势在必行。法律可以理解为是广义上社会契约的文本形式,不同契约理论下的主体假设是不尽相同的,因之需要借助契约理论主体假设的演变为线索,从形而上与形而下两个层面上探讨"生态人"模式,首先塑造一个抽象的理想类型的"生态人",然后再还原一个生活在真实世界的"生态人",终极目标希冀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达致一种平衡。

科技创新与粤西地区经济发展分析研究——以茂名、阳江、湛江三市专利发明为例

粤西包括阳江市、茂名市和湛江市,与广东珠三角地区相比,无论经济还是科技创新能力都相对落后,属于广东欠发达地区。通过阳江、茂名和湛江三市2008-2013年专利情况和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粤西地区科技创新存在以下问题:专利申请数量不多且质量不高,科技创新实力不强,科技创新主体力量不集中,后劲不足。需要从政策和制度层面鼓励科技创新积极性,根据地区特征有针对性地开展科技研究,发挥产学研协调创新机制及借力珠三角科技优势,加强科技人才培养。

平潭综合实验区环境保护法制保障研究

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因其独特的生态环境和发展定位,在开放开发的过程中必须以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这"两型社会"为诉求,注重环境保护及其法制保障。通过对平潭综合实验区的现状、生态环境保护的描述,重点探析综合实验区法制保障资源、环境保护侧重点等内容,借鉴其他地区环境保护的相关立法、制度和经验,充分运用先行先试的改革权限,提出若干制度创新的建议,为建设生态平潭、绿色平潭和两岸合作建设的典范提供法制保障。

茂名滨海新区环境保护政策法制创新探析

茂名滨海新区在有关环境保护的管理体制、立法、司法、执法保障机制等方面,还没有成熟的做法,理论研究亦存在空白。论文在借鉴国内其他新区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对茂名滨海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创新与法制保障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提出了滨海新区创新发展的方向,这对茂名未来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