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野下的广东与海上丝绸之路

广东在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得天时与地利,沟通东方与西方,融汇中学与西学,可谓得风气之先。不断为岭南文化注入新鲜血液,为广东发展注入活力,形成了开放兼容、敢于冒险、富于创新能力等文化精神,在中国地域文化中独树一帜,并将其辐射到国内。明清时期,广东跨人全国先进行列,及至近代,更是开风气之先,成为民主革命策源地。广东发挥了作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前沿与窗口作用,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特别重要的贡献。

广东海洋文化遗产保护、开发与利用的思考

广东是我国第一海洋大省,拥有极为丰富的海洋文化遗产。以"南海I号"、"南海Ⅱ号"古代沉船为代表的海洋考古新发现,展示了我省海洋文化遗产保护、开发与利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我们认为,应该以"南海Ⅰ号"沉船考古为契机,大力发掘海洋文化遗产,整合全省海洋文化遗产资源,发展海洋文化旅游与海洋文化产业,使之成为构筑新时期海洋文化的重要资源,增强我省文化软实力,推动海洋强省建设。

方以智研究进路及文献整理现状

研究方以智有三个面向需要关注:一为方以智自评和时人私评,二为官修史志藏否,三为现代学术研究。其进路(方法)大致有六:一是西学与科学(研究文本为《通雅》和《物理小识》),二是哲学(《东西均》文本的发现及初步研究),三是遗民志节与遗民社会(重视诗文与史志资料),四是教科书或通史(思想史断代研究),五是生平与思想传记,六是分文本及专题。其广受关注者又有四:其一《东西均》,其二易学(以《周易时论合编》与《易余》为主),其三庄学(以《药地炮庄》为主),其四禅学和佛学(以《冬灰录》《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为主)。方以智研究依赖于方以智文献的整理,研究的深入将有待于《方以智全书》和《方以智集》的出版。

明代中后期广东海防体制运作中的政治较量--以曾一本之变为例

明代中后期广东海防体制运作中的政治较量及人事纠葛是左右时局发展、影响海防战斗力的关键因素。在嘉靖末至隆庆初年征剿海寇曾一本的过程中,广东当局内部官员将领之间不仅猜忌攻讦,对外与福建省在合作剿寇问题上也相互推诿,难以协调。其面临的海防挑战突出表现在剿抚策略摇摆不定、军备不足、事权不一、军情传递不畅等诸多方面。事件的发展一波三折,更清晰地折射出具体人事对制度和战事的动态影响。

明代中后期粤西珠池设防与海上活动——以《万历武功录》“珠盗”人物传记的研究为中心

明政府在粤西沿海地区和近海岛屿先后添设采珠内监衙门、游击将军和守海水寨,竭力垄断珠池,打击民众私采珍珠,地方传统与国家禁令之间的矛盾加剧了地方社会动荡。本文从序刊于万历四十年、以收罗万历年间战事著称的《万历武功录》中有关"珠盗"活动记载的分析入手,探讨在珠池设防背景下,从事采珠的海上活动人群与官府的周旋角力、珠池布防策略的变化及其对地方社会产生的影响,由此呈现该书对"珠盗"等一批"小人物"的述事所蕴含的明代中后期广东沿海社会变动的"大历史"。

唐代广东的农业

唐代广东的农业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庆新迄今为止，不少学者认为唐代广东农业十分落后，经济乏善可陈。其实，抛开成见，尽量详细地占有史料，可以发现，经过秦汉以来近千年的不断发展，到唐代，广东农业已取得可观的成就，其发展水平显然远高于一般的想象，传统...

中国社会党述评

过去学术界对于中国社会党的研究较为忽略。而在寥寥可数的研究成果中,多半对它持否定态度,不少重要史实也未涉及。笔者以为,首先必须弄清楚'中国社会党究竟都做了些什么'这一类的问题,才能够对它作出更为全面公允的评价。有鉴于此,本文的侧重点是根据所掌握的原始资料对有关史实加以介绍,以利于进一步研究。

无政府主义者并未建立过广东“共产党”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出版的党史书籍，基本上都是说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即广东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秋天或年底，其宣传刊物是《劳动者》周刊，成员是谁、有哪些活动不清楚。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从苏联转来一批俄文资料，其中有1921年《广东共产党的报告》，报告称两名俄国人与广州的7名无政府主义者共9人于1920年底建立了广东共产党。

博采详辨,推陈出新——读《〈论语〉的形成、发展与中衰——汉魏六朝隋唐〈论语〉学研究》

宋朝名相赵普说过一句名言：“半部《论语》治天下。”作为儒家经典，《论语》对传统中国的影响，大而国家，小则个人，治国安邦，修身齐家，无所不及；《论语》还传播到国外，对朝鲜、日本、越南等东亚国家历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16世纪以后，《论语》被介绍到法、英、德、俄等国，对欧洲启蒙运动以及近代化进程产生程度不同的作用，直到今天，西方仍然有不少学者致力于从《论语》中挖掘“东方的智慧”，诠释和阐发其现代意义与当下价值。

论清代前中期广东对外贸易的若干特殊政策

从清初至鸦片战争的一百九十六年间,由于广东独特的地理条件、经济情况和历史传统,清政府在全国实行严格的外贸管理政策的同时,对广东的海外贸易实行了一些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本文谨就这些政策的实施情形及其社会影响作一粗浅评述,以求教于致力清代对外贸易史的专家学者。 首先,清政府在其外贸管理政策的演变过程中,逐步确立了广东在整个海外贸易中的特殊的重要地位。

辛亥前钟荣光社会活动与思想取向探略

辛亥革命时期,徘徊于革命与改良之间,即同时具有改良和革命思想的先贤志士不在少数,钟荣光即是其中一位。钟氏早年主张教育改良,希冀以之推动社会进步,但因＂革命党人＂的嫌疑身份蒙冤系狱,后又上书当轴,献计献策,寄望清廷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钟荣光的建议,乃是由自身阅历及其对社会的洞察所得出,民元后逐步得以实现。对此,前人关注不够。文章以一批较珍贵的材料为基础展开讨论,以揭示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人思想成分的复杂性。对革命和改良,我们均应抱以＂理解之同情＂,应予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

孙中山·辛亥革命研究回顾与前瞻

在辛亥革命百周年即将来临之际,中国大陆30位专家学者汇聚广东省中山市,回顾近年来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研究的状况,就如何进一步拓宽视野、深化研究各抒己见,提出具有前瞻性的建议,冀图推动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研究走向深入。

1924年广东“商团事变”再探

1923年初 ,孙中山通过滇军、桂军、粤军的力量发动了讨伐陈炯明的战争 ,第三次在广东建立了政权。为了维持庞大的军队和“讨陈”战争的需要 ,孙中山必须想方设法满足诸路军阀贪得无厌的胃口。为此 ,孙中山及广东政府采取了过度“抽血”的财政政策。本文通过对这一时期广东的经济和财政状况的分析 ,认为对1924年底发生的“商团事变” ,不能将其简单定性为“反革命叛乱”。事变的发生 ,其实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 ,“扣械事件”

广东通志要录

概述明、清和民国时代所编纂的广东通志八种,每种录其编纂人、刊刻年代、叙事年代、国内藏本和不同版木(著录相异的也予列出)、编纂经过、内容提要和简单评价等。

《庄头家谱》与清代对旗地的管理

《庄头家谱》是基于清朝统治者为维护旗地制度、保证诸如皇庄、王庄、 官庄以至一般旗地地主庄园的收益、保证其劳动力需要、加强对庄头的管理约束而创 立的，对庄头的来源、职责、继承制度，在《家谱》中有详细的反映。 庄头，一方面具有庄园主家内奴仆的身份，但同时又是庄内亲丁、壮丁们的主子， 拥有对他们使役、监管、惩处的权力。本文对庄头的特殊身份地位，庄头与庄园主间 与亲丁、壮丁间的利害交错和矛盾斗争，与清代旗地制度兴衰的密切联系和影响，作 多角度的考察。

世界商业扩张时代的广州贸易(1750～1840年)

本文论述1 8世纪全球商业扩张时代南海贸易格局所发生的变化,广州“独口通商”的由来和广州贸易的特点。着重探讨广州华商资本的发展及其卷入世界市场的情况。指出以十三行商人为代表的豪商,已同其印度、美国商人伙伴一样,成为国际性的商人。广州华南的商业网络不仅越过传统的南海水域伸展到欧、美各地,而且与国际的贸易网络相交织,甚至已经直接投资于欧、美各地。

明代屯门地区海防与贸易

古代屯门包括今香港和深圳南头等陆地及附近海域,历来是"全广门户"和贸易要区。明朝设置官军,重兵镇守,在粤海海防中占有十分显要的位置。明中期南头贸易一度形成与广州相配合的运作机制,可名之为"南头体制",在广东海外贸易转型与管理制度演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明代广州的商业中心地位与东南一大都会的形成

广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传统的对外贸易的港市。入明之后,广州由过去为国内的丝绸、陶瓷两大传统产品出口与国外的高级奢侈品、消费品进口为特征的港市,转变为一个多功能的城市:既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又是广东的商业中心和东南一大都会。由于广州的商业贸易地位的变化,从而使广州的商业繁荣和对外贸易的发展都跨进了前所未有的阶段。 (一) 在没有论述广州商业繁荣之前,很有必要先谈广州城的改造与扩建。因为这与明代广州商业的繁荣与对外贸易的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徽州人才杰出繁盛探秘

徽州人才,就总体结构而言具有人才的多样性和广泛性,而且结构的相对平衡,似尚无别的地方可以出其右。徽州人才之所以杰出繁盛,是崇文重教和"徽骆驼"精神两个文化基因的作用;徽商"贾而好儒"的内在情结,并外化为提高文化素质,培养英才俊彦的执着追求;徽州宗族伦理制约下的程朱"官本位"价值观和王学的重商思想,成为支撑人才滋生和成长的两根支柱;流动的文化和大小徽州的互相吸纳;乃至黄山白岳和新安江独特的山水文化等因素合力铸就的。

中庸之道与《中庸》学

中庸之道是孔子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先秦典籍中,首先提出“中庸”的是《论语》的《雍也》篇。孔子中庸之道最本质的特征是既反对“过”,又反对“不及”。“过”与“不及”两个概念,既有差异性,又有同一性,两者是对立的统一。这在认识论上是有深度的。孔子中庸思想是用“中”致“和”,寻求稳定。这在政治上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孔子中庸思想的传承是一个历史过程。有两个阶段特别重要:一是在战国;一是在两宋。战国阶段,中庸思想主要由思孟学派传承下来;两宋阶段,发展中庸思想的是思想家二程和朱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