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机器与劳动”思想初探——基于《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

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中,运用哲学批判同政治经济学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式,马克思揭示了“机器”原初诉求与“资本”之间的深刻对立。他指出,有悖于某类“常识”,在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条件下,工人遭受到更为深重的剥削与压迫。本文从“劳动时间延长”和“劳动强度提高”两个方面逻辑性地梳理了马克思有关机器大生产中工人遭受剥削压迫的论述,深入讨论了马克思对“劳动时间延长”“劳动强度提高”原因的分析,进而从马克思理论的“总体性”视阈出发,在强调“机器”(技术)阶级性基础上提出,应当且能够展望一整套迥然有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崭新机器(技术)生产体系。

地方视域中的社会主义范式转换——基于广东科学发展新路的考察

本文认为科学发展观标志着社会主义在中国进入第三个范式阶段,具有地域化特征,并以广东科学发展新路为例,从三个层面展开考察:一从地方性问题看使命转换,包括旧范式下的发展方式给广东带来的发展困境、路径依赖、改革困局,由此决定了广东在全国科学发展格局中的使命;二是从地方性认知看理念转换,包括广东对问题性质、问题症结、解决问题的思想路径、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的认知,由此勾勒出广东在重新理解、阐释新范式方面形成的新观念体系;三是从地方性实践看路径转换,从以解放思想为切入点、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攻点、六大转变、改革引领四个方面,论述了广东开辟科学发展新路的实践路径。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迎接经济全球化新挑战的强大思想武器

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党和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思想保障和信心所在，如果党和人民不能掌握新闻舆论阵地，就可能犯颠覆性错误。习总书记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就特别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习总书记从“五个事关”的高度，深刻阐明了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务必深刻领会并牢牢坚持习总书记讲话所蕴涵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明确新闻舆论战线履职尽责的方向。

从社会治理实践看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以广东省云浮市的实践为例

古代中国在长期的乡村治理中,形成了以追求社会和谐为目标、以官民共治为格局、以道德教化为手段、以乡土文化为立足点的治理文化。这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创新社会治理可资利用的最重要的传统资源。基于这种文化自觉和现实认识,广东省云浮市提出了通过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治理创新的思路,以传统文化培育多元治理主体、开发多样治理手段、夯实社会治理基础,探索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路子,找到了破解农村社会治理难题的抓手,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为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了如何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滋养的实践支持。

试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民族文化认同是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精神家园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依托和归宿,解决文化认同危机和重构民族精神家园成为我国当代文化建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而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能长期坚持文化主体意识,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基础。中国古代思想具有深厚的人文主义传统,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土壤中扎根的依据。现代社会中,人类面临各种生存与发展的危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在解决矛盾、化解危机方面提供借鉴和帮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内核,其对于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社会参与: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三化”的应然逻辑与实践路向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的深化、内化、转化,事关党员个体层面的学习实践,也事关党员乃至社会整体学风的文化培育和制度构建。本文以社会参与理论为分析框架,结合宣传思想工作中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交互参与的趋势,探讨理论研究、传播、应用与新文明生活方式培育乃至国家治理体系完善相贯通的方法策略,分析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落地生根的可能路径。以社会参与促进党的创新理论“三化”,需要创新理论工作模式,引导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有效参与党的创新理论的研究、传播、应用,尊重并培育其参与理论创造和宣传的主体性,促进化解官方与民间的话语隔阂;党政部门尤其需要在调整决策观念、变革施政方式、创新激励机制、提升管理能力上协同用力,积极打造社会参与理论学习、传播、实践的良好制度文化环境。

论科学与信仰的和谐发展

科学和信仰作为人类认识和把握世界的两个基本维度,内在地具有统一性。科学是对已知世界的把握,探求事物的内在联系和本质规律;信仰是对未知世界的把握,寻觅精神的栖息地,追寻人生的终极意义。科学和信仰之间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统一关系。科学使信仰富于理性,信仰给科学以强大的精神动力。必须始终保持两种文化历史的现实的张力,拆除人为的藩篱,使科学和信仰在相互借鉴、彼此补充中和谐健康发展。

“广东模式”的哲学阐释

广东科学发展模式的形成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其可能性在于广东的科学发展,在于广东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持续性。研究广东科学发展模式,既要把它与研究中国模式结合起来,又要把它与深化研究广东各地的经济发展模式结合起来。研究广东科学发展模式对推动广东和中国的科学发展,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唯物主义“双重出发点”议题辨析——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看“物质始基性”和“自由能动性实践”间的辩证关系

仅从表述而言,《德意志意识形态》似乎陷入了一种难以否认的表述矛盾,即在将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点标明为"直接生活物质生产"的同时却又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因而,有学者开始质疑: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到底是"物质生产实践"还是"现实的个人"?事实上,"物质生产实践"和"现实的个人"并不构成如言辞上所呈现出的那般对立与矛盾,换言之,二者实质具有高度共通性、涵摄性、圆融性。真正处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辩证两极的乃是:"物质始基性"同"现实的个人"之"自由能动性实践"。唯有深入辨析并真正理解这一对辩证关系,才能有效避免庸俗"经济决定论"指认及建基于僵化结构主义之上的"历史无主体"命题。

“三纲六纪”与儒家社会秩序观的形成

作为记录东汉白虎观会议的重要文本,《白虎通义》在继承先秦尤其是西汉儒生社会秩序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变迁提出了"三纲六纪"思想,发展完善了儒家的社会秩序观。一是将儒家着重调整的社会关系由君臣、父子、夫妇三种关系延伸到以君臣、父子、夫妇为主,包括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在内的九种关系,进一步扩大了社会控制的范围;二是突出了君主的绝对权威,"六纪"从属于"三纲",而"三纲"之中"父子、夫妇"又从属于"君臣",有利于中央集权专制统治;三是强调道德在维护社会秩序中的主导作用,在标示社会等级的"名号器物"、"礼乐制度"等方面,赋予道德意蕴。此外,白虎观会议综合当时流行的各种理论、学说及文化资源,并采用皇帝"裁定"的形式,使这一思想具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至上性。因此,"三纲六纪"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深深影响古代中国的儒家社会秩序观的形成。

“转变”抑或“始终如一”——列宁的“两种资本主义观”批判性考察

学界有人认为,在列宁整个理论中,存在着前后两种明显不同范式的资本主义观,即前期主张竭力发展自由资本主义的观点以及后期更多倾向于否定(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帝国主义论。这种看法无疑是对列宁主义的一种误读和曲解。列宁的资本主义观从来都始终如一,即无论是早期暂时肯定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还是后期彻底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中的一个特殊形态,永远只是朝向更高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和"中介",其毫无疑问最终必将被超越与取代。这一历史进程并不存在某种教条的、僵化的"铁的必然性",在条件允许时,越早实现越好。

“新帝国主义论”批判性考察——以大卫·哈维为例

全球范围近期涌现的"新帝国主义论"对"冷战"结束迄今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作出了及时总结与阐述。以大卫·哈维为典范的左翼"新帝国主义论"集中研究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诸方面最新近动向。然而,"新帝国主义"的"新"仅仅局限于表象层面,其本质内涵仍能在列宁"帝国主义论"中得到最为精深的阐释和理解,换言之,尽管左翼"新帝国主义论"洞悉到帝国主义于全球化时期某些社会经济发展趋向和时代特征,然而,其不应当摒弃或偏离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同以列宁"帝国主义论"为杰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范式。

辩证认知同深刻理解伟大社会革命和党的自我革命——兼析习近平总书记“两个伟大革命论”

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社会革命是一个旨向辽远、意蕴深邃、内涵丰富的理论范畴,以暴力斗争推翻既存政权的政治革命同"刀刃向内"的党的自我革命统一于伟大社会革命。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伟大社会革命、党的自我革命,两者相互关系及协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和伟大社会革命等一系列重大时代议题作出众多重要论述,形成新时代"两个伟大革命论",与时俱进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两个伟大革命论"不仅澄清纠正了以往诸多混淆认知与错误理解,弥合了革命、建设、改革之间的话语鸿沟,统一了改革开放前后与新时代三个历史时期,辩证指出中国共产党既是革命党也是执政党,增添了中国化和时代性丰富内容,而且更明确指出,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

提升广东文化形象 增强广东文化实力

提升文化形象是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不仅影响人们的文化自信力与凝聚力,而且影响到对外的吸引力与竞争力。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与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广东形成了多元、务实、求新、世俗的文化形象。这一文化形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形塑与引导作用。面对新使命与新定位,广东亟需进一步提升完善文化形象。一是要提高文化自觉,准确定位广东文化形象;二是要积极参与主流文化建设,勇于掌握文化话语权;三是要提高公民文化素质,改变广东人只会赚钱的形象;四是要提高人文社科研究水平,培养一批大师级的思想家、理论家、文艺家;五是要坚持保护和利用相结合,开发好历史文化遗产。

让集体英雄主义的光芒照耀中国梦——《绝壁长廊——凿出来的幸福生活》观后感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一个民族、一个集体,要实现自己的目标,达成自己的梦想,不能没有英雄,不能没有英雄精神。广东卫视2016年初播出的大型系列纪录片《绝壁长廊——凿出来的幸福生活》（共四集195分钟,以下简称《绝壁长廊》）,就让观众看到了这样的英雄谱：在堪称中国最危险的村庄郭亮村,被后人赞誉为“十三壮士”的英雄们以岩石般坚韧的意志力，勇敢向前的决心，腰栓牵牛绳，脚踩悬崖绝壁，在无电力、无机械的状况下，全凭钢钎铁锤，历经五年两个月，硬是开凿出号称“世界第九大奇迹”的绝壁长廊：一条宽6米、高4米、全长1250米的隧道——“郭亮洞”，从而完成了郭亮村千百年通往山外的梦想!是的，他们是英雄，却又无比朴实、平凡；没有金戈铁马、气吞万里，也没有横眉怒对、慷慨悲歌。他们只是一群最普通不过的中国北方农民，却凭着改变自己、改峦后代牛存埔涡的朴素信念．俐浩了人间奇访!

全球经济周期性特征下的广东机遇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大家下午好。受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指派，我有幸汇报一下课题组关于广东发展机遇的研判。对于经济周期性特征下广东机遇，我们从三个方面给大家汇报。

基于媒介融合角度下的广东文化产业创意发展路径

近年来,随着现代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媒介融合技术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媒介融合技术可以将多种媒体资源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在提高资源利用率的同时,实现资源的最大限度整合。随着我国文化创意园区项目在各大城市开展,媒介融合技术的应用问题已成为其文化产业创意人员研究讨论的热点问题。广东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是广东经济文化发展的主要体现,是一项朝阳产业项目,本文通过分析广东产业园区的媒介融合技术,深入探讨广东文化产业创意发展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传承中华文明的三重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传承中华文明,既是社会发展和文化创新规律使然,也是中国共产党主动探索、自觉建构的结果,体现出合规律性、合价值性和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从合规律性上看,中华文明能够孕育中国式现代化,既源于传统与现代性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关系,也源于中华文明创新发展的禀赋特征及其对接现代的能力优势。从合价值性上看,中国式现代化能够传承中华文明,在于后者在历史背景、价值追求、目标设定上与科学社会主义具有明显的价值契合性。从合目的性上看,中华文明能够滋养中国式现代化,在于中国共产党坚持将文化传承融入现代化建设全过程。把握这三重逻辑,有利于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增强团结奋进新征程的自信自觉。

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的理论内涵、生成机理与行为表征

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历史主动”主要被用于概括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先进性和革命性,直至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才被正式用于描述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品格。这一转变背后,存在三个基本理据:在理论渊源上,马克思主义经典学说关于主体改造世界的“能动性”、驱动社会发展的“人民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引领性”、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创造性”论述,构成中国共产党精神品格形成的哲学基础;在历史生成上,外在危机的心理内化、理论自觉的精神升华、实践经验的价值凝炼、精神标识的符号建构,成为催生和强化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的核心要件;在行为特征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实践过程中表现出的顺应大势的大局观念、引领时代的担当精神、识变应变的战略思维、自我革命的斗争意识,分别在认知(知)、责任(情)、战略(理)、意志(意)四个维度彰显了历史主动精神。历史主动精神的形成与强化,贯穿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和发展的百年历程,蕴含着中国各项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精神密码。

对奈格里“主体性”解读的反思与批评——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机器论片段”

20世纪70年代末,奈格里完成了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及其“机器论片段”的“主体性”解读,并撰成了《〈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一书。通过对以“机器论片段”为中心的多个文本的考察,我们认为,奈格里的“主体性”解读无疑有助于抗衡“令人窒息”的“经济主义”“客观主义”阐释,且使马克思“思想”呈现出一种应然的理论“完整性”,但由于这一解读路径过于强调“分离逻辑”主导下的劳动者“主体性”,从而不仅弱化了马克思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辩证性,而且使他力图颠覆“剩余价值规律”的反抗方案缺乏足够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