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社会组织发展分析

广东社会组织发展具有数量大、种类全、政会分开、日益完善、在流动人口中较为活跃、境外渗入等特点,其发展既促进了经济社会进步、行业管理、社会福利公益和教科文等事业繁荣以及流动人口的和谐稳定,也存在社会认识模糊、缺乏资金人才、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广东社会组织建设取得多项新进展,整体水平处于全国前列,要继续走广东特色的发展道路,有必要针对问题进一步采取一些政策和措施促进广东社会组织规范、有序地良性发展。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五个认识误区

目前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存在五个认识误区:误信一种非普适和欠科学的人口老龄化标准;误把中国人口老龄化归咎于计划生育政策并加以责难;误判中国人口未富先老;误视老龄人口为社会的负担;误谋通过全面放开生育和人口规模扩张来应对老龄化。实行计划生育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必要条件,符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根本利益。任何国家的人口富裕和老龄化都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断言目前中国人口未富先老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只要建立健全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每一代人都可以依靠本代在就业期间所创造的一部分财富来养老,不会成为社会的负担,通过人口规模扩张来应对老龄化切不可行。

1985—2022年突发事件研究文献的统计分析——以中国知网篇名“突发事件”的文献为考察对象

文献梳理、定量分析、绘制可视化图谱是定性研究的基础。通过对中国知网篇名为“突发事件”的13649篇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我国的研究整体可分为雏形、探索、上扬、徘徊四个阶段,具体主要围绕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网络舆情等主题。加之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行政主导型国家权力架构,造就了我国的突发事件应对主体、责任、成本等主要由国家、政府承担,并由此导致了研究本身受环境、政策影响较大。目前,我国的突发事件研究仍处于徘徊阶段,并呈现自发、零散状态。因此,必须重视研究本身,加大研究力度;精耕研究领域,拓展研究深度;创新研究方法,提升研究效度,从而更好地服务实践。

中国古代监察派驻机构的缘起、特点及影响

监察派驻机构是指受到上级权力机关派遣下沉、驻在地方执行察看、调查任务的国家机构。监察派驻机构由来已久,是中国古代监督的重要手段之一,主要源于中央集权、政治监督、央地协调等需要;具有“内嵌式”组织结构、“八爪鱼”式组织形式和垂直领导等特点;在实践中形成了权威高效灵活的监察方式,构筑了系统化监察官体系,平衡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同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演变

以中外和平、友好、平等的经济、文化、外交等交流为主要内容的海上丝路,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产生了深广的影响。海上丝路萌芽于先秦,正式开辟于秦汉,徐闻、合浦港成为始发港,远航印度洋,发生了以佛教、作物新品种为中心的第一次文化大交流。隋唐五代为其兴盛时期,广州为世界性大港,中外商贾云集。宋元时期其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广州、泉州取得主港地位,与阿拉伯世界建立起密切的商贸关系;产生海神妈祖崇拜、传入占城稻种等,深刻改变了中国土地利用格局。明代以郑和七下西洋为标志,其由盛转衰。基于番薯、玉米等新作物传入和利玛窦来华宣传西方科技和宗教,以及澳门、肇庆2个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形成,在东西方文明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由此引起中国粮食生产一场革命和某些观念文化的改变。清代前期闭关锁国,广州成为全国唯一对外通商口岸;而新辟的全球性海上交通线,带来以广州十三行商帮崛起、中西文化双向交流为主要内容的海上丝路鼎盛时期。但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完全改变了中西贸易的性质,持续了2 000多年的海上丝路,自此划上了一个句号。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指明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提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是哲学基础、方法论、实践路径的统一,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底蕴、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和意识形态具体工作实践路径。从理论到方法,再到具体实践,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从总体上勾画出一幅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图景,对于开创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新局面具有重大意义。

日本福岛核事故的社会心理影响及启示

福岛核泄漏事件是日本历史上最大的核事故,它带来的毁灭性打击是双重的,不仅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而且对人们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民众对政府处置灾害的应急能力、本国科技发展水平的信任度已经下降;国民对重灾区的人们猜疑重重,甚至出现歧视倾向,加重了受灾民众的心理负担;民众对日本政府未来的社会心理教育也提出了新的期望。从日本福岛核事故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方面的启示,如加强政府与技术专家的对话与交流,充分尊重专家权威性的前提下,确保对话的开放性、平等性,以此达成协议,形成共识;正确处理工程技术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与矛盾;科学预测技术风险,做好技术的安全评估;普及社会心理学知识,提高民众的心理抗压能力等。

世界生产力升级换代与中国现代化进路

人类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力发展可以分为四代:第一代是采集狩猎生产力,第二代是农业手工业生产力,第三代是机械电气化生产力,第四代是生态智能化生产力。世界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生产力先后在古代和近代发生了两次升级换代,自20世纪后期以来开始发生第三次升级换代。中华大地在第一次生产力升级换代中走在世界前列,但是近代中国在第二次生产力升级换代中滞后。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完成了第二次生产力升级换代的历史任务,为推进第三次生产力升级换代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中国要大力推进第三次生产力升级换代,力争到本世纪中叶在发展第四代生产力中走在世界前列,到本世纪后期建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第四代生产力。

中国总人口适度缩减的百年目标

中国总人口已经超越了适度区间,如何缩减回归是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总人口适度缩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内在要求,是中华民族福祉和永续发展的长远大计。只有通过人口适度缩减,才有条件创造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实现充分就业和共同富裕,修复环境,消除生态安全隐患。

中国总人口适度缩减方案和风险防控

中国总人口适度缩减进程大体分为三步:一是缩小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差距直至二者相等,实现总人口零增长;二是出生率低于死亡率,通过总人口负增长回归适度区间;三是保持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动态平衡,使总人口稳定在适度区间。在实行两孩政策条件下,制定适当方案,在未来一百年内可以实现总人口适度缩减,这是符合人口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总人口适度缩减存在一些风险,均可防控,不会出现过度缩减等问题。

恩格斯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脉络

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思想是在由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和俄国社会发展出现阶段性特征、恩格斯开始重视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思想缘起等构成的具体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并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展现出特定的历史发展脉络,即呈现为三个历史阶段:19世纪70年代中前期的初步形成;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初的基本形成;19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前期的继续发展。

梁启超的文化地理思想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在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梁启超引入西方地理环境论学说,诠释文化发生的原理,指出了地理与文明之间的因果关系。他通过分析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阶段、内涵、作用和影响,重新评价广东的区位优势和世界影响,指出鸦片战争后海上丝绸之路的中止。梁氏是中国区域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他根据各地历史、学风、流派、人物、论著等差异,将中国划分为20个文化区及若干亚区,提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纵横剖面。梁氏后来重新审视了地理环境论与地理环境决定论,并明确指出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局限性。

“四个伟大”的文化意蕴

"四个伟大"是我们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进行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行动纲领。"四个伟大"内涵不同,但都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是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伟大斗争是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而具备的勇气与胆识;伟大工程是指深入推进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的系列举措;伟大事业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梦想是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文化的角度看"四个伟大"的形成与提出,它有自己内在的逻辑维度,其中,文化理性是其理论逻辑,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与自我超越;文化境遇是其实践逻辑,它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是世界文化潮流的趋势使然,也是应对非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潮的有效之举;文化自信是其时代逻辑,因为"四个伟大"蕴含文化自信,需要文化自信,也能增强文化自信。"四个伟大"的全面实施,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革命文化的推动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

文化自信的新时代动力及方法论

文化自信可以从时间、空间和关系三个维度来理解,它是对本民族文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认可及接纳状况的心理表征;它体现了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比较和互存关系;它在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互文关系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和意义。新时代文化自信有着多层次的动力驱动系统。从价值诉求来看,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力量;从现实任务来看,文化自信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强力支撑;从时代要求来看,文化自信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保证;从政治定力来看,文化自信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先决条件。文化思维是固守文化自信的基础,文化批判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关键,文化建设是坚持文化自信的平台,文化创新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动力。

《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广东卷》评介

由中央文史研究馆牵头.组织全国各省区文史馆内外专家撰写的国家重点文化工程《中国地域文化通览》34卷,前后历时六年,2014年由中华书局隆重推出。作为这套丛书之一的由中山大学司徒尚纪教授主编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广东卷》甫一面世,就以其突破地域文化研究的传统分区,以当今广东省政区为平台的新颖性;自然、历史。

推进“两个结合”:继续成功的有力保证

中国共产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能带领中国人民克服重重困难而从胜利走向辉煌,关键在于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以之指导中国人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要继续取得成功,唯有坚持推进“两个结合”。“两个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认识论上的深化,又是其方法论的创新。“两个结合”是成功经验的历史总结。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本身就是“两个结合”的必然结果。

平台经济发展的协同治理均衡机制研究

平台经济领域的治理模式,实质上是一个涉及多方参与的动态博弈过程。基于博弈理论,本文构建包含互联网平台企业与平台经营商户、行业协会自律组织的两部门动态博弈模型,以及政府监管部门与互联网平台企业之间的静态博弈模型。通过均衡求解分析,深入分析“垄断经营”与“合规经营”两种策略下各博弈参与方的最优选择。研究指出,为构建平台经济发展的协同治理均衡机制并促进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应采取以下有效措施:降低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成本,增加政府监管部门失职的损失补偿,促使政府监管部门履职尽责;加大对互联网平台企业垄断经营的处罚力度;强化平台经营商户的内部控制功能;提高行业协会自律组织的独立性和专业性。

百年党史视域下广东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路径与启示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传播取得了卓越的成效,这与广东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在广东的深入发展。在一批进步知识分子的先行引领和推动下,广东较早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积极创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阵地,并始终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包含传播主体、组织依托、传播载体、传播内容的基本传播体系。该时期广东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此后近百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对于进一步推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在广东乃至全国的传播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新发展理念的理论特征及其超越性

马克思认为,自然、社会、人自身既是自在的有机体,亦是统一的有机体。作为中国特色的发展观,新发展理念具有鲜明的理论特征,表现为理念内涵的内生性、理念体系的开放性、理念思维的共生性、理念实践的合理性和理念旨归的共享性。在总结中国经验及反思西方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新发展理念寻求自然有机体、社会有机体和人的有机体的共存、共和与共生,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精英主义""市场至上""利益至上""二元对立""利己主义"发展理念的纠偏和超越,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区域文化地理研究力作《雷州文化概论》评介

雷州文化作为广东重要的区域文化之一,长期未被重视而被边缘化,这很不利于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中山大学教授司徒尚纪所著《雷州文化概论》近期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