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的基本内容,可以从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区分、按劳分配的实现途径、按生产要素分配需要注意的重点、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必然性及二者的主从地位等四个层面来把握。目前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和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的实践困境表明,其"按劳分配为主体,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基本内容并未真正有效实现。因此,为了共享改革和发展的伟大成果,逐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需要建立健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相关制度,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

正确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根据西欧和俄国的具体历史环境不同,马克思提出了两条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强调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注定要走西欧工业国实现直接社会生产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作为农业国的俄国如果以公有制作为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出发点,就必须与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苏联社会主义实践者将只适合于特殊历史条件的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等同于西欧工业国实现直接社会生产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加以固守。存在逾越人类社会第二大发展阶段,即逾越以市场为中心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空想成分的苏联模式,影响了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30年。邓小平基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从而排除了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空想成分,使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主义实践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

鲁比尼危机经济学与2020年大萧条

努里埃尔·鲁比尼的危机经济学强调,资本主义和经济危机形影相随,经济或金融危机可以预测,可以扼杀在摇篮里,可以通过彻底的改革防范和应对。基于鲁比尼的危机经济学不难看到,远比1930年代大萧条严重得多的2020年大萧条,之所以未出现1930年代大萧条那样的严重后果,并快速恢复经济增长,是由于美国政府史无前例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和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将其扼杀在了摇篮之中,但由此也使得美国政府信用难以退出市场。美国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不可能实现再工业化,因此美国霸权的衰亡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

创立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是新时代的期盼——兼回应付才辉研究员的商榷

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是政治、文化和历史问题。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结合,建立了符合本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形成高效的国家治理能力,对外保障了国家主权的独立;对内将本国现代工业的绝对劣势转化为比较优势。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将引领中国人民在新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在理论上总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立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是历史的呼唤、时代的期盼。应基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于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华文化和社会制度、基于比较优势与比较劣势辩证转化的历史探讨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科学社会主义继承性发展--兼评三种流行的误论

科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渊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科学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和发展的重要借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形成的现实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将逐步过渡到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以及共产主义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经济制度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良好示范和模式,各种科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模式应取长补短,互鉴共进;"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割裂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永恒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唯一模式说"等思想都是错误的。

中国特色扶贫脱贫的动态过程——基于工业化与基本制度视角

工业化既能为人类社会的减贫脱贫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也能进一步加剧社会的贫富两级分化。工业化究竟会带来哪一种后果,完全取决于社会的基本经济与政治制度。在全球工业最发达的美国,其以资本为主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导致了严重的贫富两级分化,而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以人民为主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导致历史遗留下来的绝对贫困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逐步减轻。在新中国70年的历程中,随着工业化的进程,扶贫脱贫经历了“有饭匀着吃”、先富帮后富和精准脱贫三个阶段,从而将在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的全部贫困人口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脱贫是一个动态过程,脱贫标准随工业化进程呈阶段性提高。当我国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而实现高质量发展时,贫困将被送进历史博物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将得以实现。

新冠疫情、经济衰退与中国应对——基于马克思产业资本理论的视角

新冠疫情引致的“大封锁”,使全球经济陷入一场以高失业率为特征的严重经济衰退,其破坏程度已经超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甚至直逼1929—1933年大萧条。各国政策制定者不惜一切采取有针对性的货币、财政政策和金融措施来帮助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和家庭,以抑制新冠疫情对经济活动的进一步破坏。然而,刺激性政策的效果未如理想,因为新冠疫情只是此轮经济衰退的触发因素,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经济结构长期扭曲引致增长动能疲软,发达国家始终没有摆脱长期性停滞的困扰。在以智能化制造为基础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不断推进的时代背景下,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和产业资本结构升级,我们应该回归马克思产业资本理论,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和科技创新,同时积极发挥政府在创造、塑造市场以及促进“新基建”等方面的作用。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需基于毛泽东的矛盾论,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的区别,把握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从而认识到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解决制约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应依靠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而当前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为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美国政府挑起贸易战的目的是遏制中国的创新发展,从而使中美经贸矛盾具有二重性质。中国目前拥有世界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工业产值超过美国、日本和德国三国的总和。这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是任何外部冲击都无法撼动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之日,就是中国由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之时,也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时。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评价新结构经济学

林毅夫认为其新结构经济学继承和发展了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即利用马歇尔基于连续原理的渐进性分析方法提出经济发展是一个遵循自身比较优势的连续变化过程;同时又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即提出了比经济基础更基础的要素禀赋作为切入点,把生产方式及其上层建筑内生化。实际情况是:新结构经济学是李嘉图静态比较优势理论与马歇尔渐进性分析方法相结合的产物;而用马歇尔的研究方法取代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组合所形成的指导思想与研究方法的错配,使新结构经济学完全丧失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由于新结构经济学将技术创新视为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且没有在理论上反映历史上的英国和美国利用工业革命实现颠覆性创新,从而从传统农业社会进入发达的工业社会的实践,因此,虽然其在中小发展中国家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在抢抓第四次工业革命机遇的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大国可能难以发挥作用。新结构经济学要想有效服务于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将科技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以突破当前要素禀赋的瓶颈,由此所进行的实证分析才是科学的。

新冠疫情影响下全球产业链重构与中国应对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简称新冠疫情或疫情)的全球性爆发,改变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发展趋势,也成了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催化剂。基于不同的分析视角和理论框架,学者对新冠疫情后全球化演变的分析主要分为乐观派和悲观派。乐观派基于纯粹经济学的视角,从微观层面出发,强调效率导向始终是支配企业行为的核心要素,因此,中国在新冠疫情后受到的冲击不会太大。相反,悲观派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从宏观层面出发,指出某些国家更加注重自身产业链的完整性和自主控制性而暂时不考虑效率问题,进而导致逆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剧。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剧烈波动,中国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新格局”,其关键是要建设“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现代产业体系。产业链升级需要重视政府主导创造和塑造市场的能力,以健全工业生态系统和扶持“新基建”的发展。

马克思对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科学分析——对《资本论》的新解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探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既需要从本质层面弄清这个有机体的内在联系,又需要从现象层面弄清这个有机体的相互关系或外在表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考察了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形成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认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构造”是产业资本(主要是制造业)。而产业资本再生产过程存在三个阶段,即货币资本形态阶段、生产资本形态阶段和商品资本形态阶段,其中,生产资本形态的性质和规模决定着货币资本形态与商品资本形态的性质和规模,货币资本形态和商品资本形态又反作用于生产资本形态。因此,产业资本再生产过程中三种资本形态存在相互依存的内在联系。社会分工将这三种资本形态分别独立为货币经营资本、工业资本和商品经营资本,从而使得产业资本再生产过程外在地表现为三种独立经营的资本。马克思强调这种外在的独立性并不能割裂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的产业资本理论科学地揭示了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构造、内在联系和外在表现,为探讨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与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基于价值否定的辩证范式

系统性金融风险会对金融系统的其余部分以及实体经济活动带来强烈的负向溢出效应,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我国金融监管的永恒主题。马克思基于价值否定的辩证范式,运用"纵向分析框架",结合资本价值(反价值)以及信用体系的研究视角来对市场经济体系周期性波动和危机爆发原因进行分析,这对我国现阶段如何识别和发现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改进金融监管,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现代经济危机理论的反思与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基于马克思产业资本理论的考察

尽管近一百多年来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和存在特点发生了变化,但危机爆发的内在逻辑仍没有超越马克思对于资本运动规律及其内在矛盾的分析。经济学家需要深化对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辩证关系的科学认识,在积极借鉴西方工业化国家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经验教训的同时,更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积极面对和化解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类矛盾。

普惠金融、激励与穷人企业家精神——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经济思想解读

如何有效减少全球贫困仍然是人类最紧迫的问题之一。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微观经济理论为指导的随机对照实验方法对于发现贫困背后的可能机制和提升人类应对世界贫困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政策意义。其中,通过制度设置",把对穷人正向激励搞对"的普惠金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穷人创业初期融资的困难,对穷人企业家精神的发挥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但基于小额贷款抗风险能力弱的特点,认为仅仅凭借普惠金融就能完全激发穷人的企业家精神的观点显得过于乐观。减少贫困目标的实现,一方面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另一方面,基于知识资本的外部性、非竞争性和互补性特点,需要政府对知识创造进行持续性投资,两者缺一不可。

基于马克思产业资本理论解析美国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观察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新视角

马克思产业资本理论将社会经济活动抽象为"三资本模型",客观上对应现实中的金融业、制造业和物流业,从而为探讨美国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分析框架。美国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形成先进而强大的制造业这个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构造",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从而使美国在二战后的25年处于霸权鼎盛时期。去工业化和加速服务业的发展破坏了美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构造,导致美国工业衰落。奥巴马推行再工业化但成效甚微。特朗普则竭力主张基于"美国利益优先"原则而不是市场原则优先,通过种种贸易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的措施,试图让"美国制造业再次伟大"。但历史表明,没有一个衰落的霸权国能够实现制造业的再次伟大。特朗普挑起中美贸易战容易,战胜全球唯一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中国则不可能。当然,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中美贸易摩擦,真正建立起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我国必须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实现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转向中高端的发展。

农地集体所有: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制度前提

当前的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在探索放活土地经营权的同时,始终都要坚持农地集体所有这个制度前提和基本"底线"。只有坚持农地集体所有,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在性质上才能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经济运行上进一步落实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在效能上适应农业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在逻辑上继续维持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落实农地集体所有权”探析

为了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了解决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实隐含着这样一条实践逻辑: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农地"三权"分置制度,落实农地集体所有权,是乡村振兴战略所依赖的土地产权制度基础;依托农地集体所有权而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是农村改革发展实现"第二次飞跃"的现实要求;如何落实农地集体所有权,同时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内容;"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开辟"都将围绕着"落实农地集体所有权"这一关键枢纽而得以推进。

创新驱动发展中使用价值与价值的辩证关系

新一轮科技革命或工业革命,即以智能化与机械化融合的生产系统引发的创新是一种颠覆性的创新。颠覆性创新的过程,是新的使用价值的创造过程而不是价值的形成过程。新的使用价值在成为商品之前,经历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商业性开发三个阶段。新的使用价值必须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生产才具有价值,从而才能成为商品进入市场。颠覆性创新不是市场主体有能力承担的,从而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难以发挥,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世界主要国家新的科技发展战略,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的动向,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抓好顶层设计和任务落实。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重中之重是实现核聚变能和人工智能的产业化。深信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会实现从要素驱动发展为主向创新驱动发展的转变,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美国“新冠疫情大萧条”是2007—2009年大衰退的延续

马克思的信用理论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即绝大多数交易都不是现金交易,而是信用交易,从而形成庞大的债权债务链。在繁荣时期,维系债权债务链的是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在危机时期,国家信用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但大量的逾期债权债务只能靠市场出清后才能进入下一个经济周期。在美国2007—2009年大衰退中所形成的巨额逾期债权债务,不是靠市场出清的,而是靠0基准利率和购买债券方式注入巨额国家信用以支撑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的,虽然实现了长达128个月的经济增长,却难以将美联储基准利率调升到正常水平,导致股市泡沫化而酝酿着又一次危机。新冠疫情刺破股市泡沫导致“大萧条”,美联储再次采取0基准利率和无限量购买债券方式向市场注入巨额流动性,美国财政部则推出2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在经济负增长的情况下,股市泡沫被修补并膨胀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显然,即使新冠疫情结束,形成“大萧条”的根源也仍然存在,因此,美国“新冠疫情大萧条”是2007—2009年大衰退的延续。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需基于毛泽东的矛盾论,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的区别,把握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从而认识到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不平衡不充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