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税收遵从与小微企业课税——基于税务部门与小微企业演化博弈分析

通过构建税务部门和小微企业的演化博弈模型,揭示了小微企业税收遵从与税收的国家治理相互作用机制,并采用仿真模拟进一步探究影响两者均衡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将小微企业引入税收网络,对小微企业课税,促进其税收遵从度的提高是税收国家治理效应的重要体现;税务部门对小微企业的优惠政策和处罚是促使小微企业税收遵从的关键因素,税务部门应持续地对小微企业实施减税降费的优惠政策,同时加强税收监管;提高小微企业对政策的参与度及政府的信任程度可以促进税收发挥国家治理作用。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够激励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吗?

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有效提升是当前我国经济转变增长方式、实现内生增长的核心需求。本文采用静态和动态模型分别评估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于农村消费的激励效应,结果发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的提升。机制检验发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够通过“预防性储蓄减少效应”和“挤入效应”提高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但“收入效应”并不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深化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拉动农村消费的理论认识,也为我国进一步提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提供了实证依据。

广东开展数字财政监督的探索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正逐渐驱动社会生产方式、人民生活方式和政府治理方式发生巨大变革,重构了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政府治理和政府财务会计体系,建立了以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为核心的财政管理流程,而财政监督管理的思维也要进行重建。实施数字化财政监督正是主动融入大数据智能化时代的要求体现。

《义务教育法》与教育代际流动性——基于断点回归的实证检验

在教育代际流动性的研究中,如何区分先天因素和后天途径是识别因果关系的重点。借助义务教育法作为外生政策冲击,应用2014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通过构造断点回归模型检验了父辈受教育程度对子辈教育表现的影响,并对传导机制进行识别。研究发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显著提高了父辈的受教育年限,其中男性的局部处理效应为0.45~1年左右,女性为1~1.3年左右;父辈的受教育程度对子辈的教育表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由政策外生性增加的受教育年限却不能影响子辈的教育表现。这表明教育代际流动性主要依靠能力等自然遗传进行传导,基础教育政策并不能产生代际溢出效应,公平性的基础教育政策仍需要不断推行下去,才能保障每个儿童相对公平的教育机会。

二孩生育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何影响——数量效应与政策效应评估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追踪数据,以"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构造半连续型DID作为识别策略,研究了家庭二孩生育决策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家庭的二孩生育决策会对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产生正向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数量效应"和"政策效应"均存在。从数量效应来看,生育二孩的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比未生育二孩的家庭高5.25%,风险资产持有比例高10.3%;从政策效应来看,"两孩"政策的实施使得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提高了6.98%,并使家庭持有风险资产的比例提高了13.1%。其次,二孩生育决策对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产生影响的机制主要是因为孩子数量增多使家庭由于即期和预期支出增加而面临流动性需求,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积累家庭更倾向于投资回报较高的资产,从而增加了当期对金融资产的配置。

微观企业出口参与行为研究:出口临界生产率的视角

基于2000—2006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产品层面交易数据,本文重点考察了出口临界生产率对企业出口参与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出口临界生产率的提高,企业出口参与的意愿将显著下降;出口门槛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导致企业的出口进入概率平均下降0.0068。进一步地,本文发现出口门槛主要通过出口的广延边际影响企业的出口行为,而对出口的集约边际并没有显著性影响。另外,与Melitz(2003)的预期相反,出口门槛对企业出口进入与退出决策的影响并不具有显著的对称性,即出口门槛主要影响企业的出口进入,而对企业的出口退出并无显著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