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余达父《致李岑秋先生书》的人物考证及其他

余达父《罂石精舍文集》中收录了其写于1901年的《致李岑秋先生书》。李岑秋对余达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但笔者未能找到对此信做了深入分析的先行研究。文章首先对李岑秋以及信中提及的其他两人的身份做了考证,接着对李岑秋其人其事做了论述,最后对余达父与李岑秋的交游之详情、李岑秋可能给予余达父的建议等做论述。

“怕春”考——杜甫《文选》李善注受容例证

六朝梁代萧统编纂的诗文总集《文选》发展到唐代,已经孵化出一门新的学问——《文选》注释学,李善注和五臣注是其中两种为人所公认的注本。二者中,李善注以严谨且实证性的注释赢得了杜甫的青睐,对杜诗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对于杜诗中李善注的考证,也成为我们重新解读杜诗的一把钥匙。本文首先考查了杜诗中“怕春”的《文选》李善注出典,以此为基础,结合诗歌的整体基调,重新阐释了《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读者也得以由此重新认识处于草堂时期的杜甫。

《文选集注》李善表卷之复原及作者问题再考——以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藏旧抄本《文选表注》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菅原和长《御注文选表解》各种版本的梳理,首先考证出一直未被学界瞩目的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藏旧抄卷《文选表注》,其实就是《表解》的底本。其次,通过与九条本李善《上文选注表》复原卷注释的比较,确定出《文选表注》就是现已散佚的《文选集注》卷头李善《上文选注表》的一个节抄本,如结合诸本则可基本恢复出《文选集注》李善表注的原卷形态。最后,本文还指出《文选表注》为平安大学寮博士菅原、大江两家注。而现存《文选集注》残卷中,又保留了标署为"江案"的案语,这就为《文选集注》大江匡衡编纂说,再次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

余达父生平考述

文章结合大量新材料,对余达父在日本明治诗坛的影响力,回国后的余达父身为法政科举人却未被朝廷授予官职的原因,余达父从事律师、法政学校教员职业的详情及余达父与《斯觉》杂志的关系等进行了论述。

清末民國初期《文選集注》相關史料彙考——兼答劉志偉先生質疑

《文學遺産》2012年第4期刊發了劉志偉先生《〈文選集注〉成書衆説平議》一文(1)。此文利用前人所徵考出的材料,對清末至今學界關於《文選集注》成書的見解做了一些梳理與評點,然其主要觀點還是旨在維護"唐土文獻"説,對於"日人所編"説予以了全盤的否定。

蒙古诸王、道士、地方官员-蒙古时代华北社会的命令文书

本文通过分析蒙古时代宁海州（今山东省烟台以及 威海）的石刻史料,探讨了蒙古诸王、道士、地方官员在地域社 会的活动以及他们之间的互相关系.尤其关注蒙古诸王的令旨, 并以此考察蒙古统治者的命令文及其刻石立碑的意义.蒙古统治 者的命令文不仅是他们统治华北地域的重要手段,其刻石立碑也 可看出当时华北地域社会对蒙古统治的反应.本文所利用的主要 石刻史料为《马儿年哈鲁罕大王令旨碑》和《狗儿年宁海王亦思 马因令旨碑》.哈鲁罕大王以及宁海王亦思马因均是成吉思汗叔 父荅阿里台·斡惕赤斤的玄孙.其家族在宁海州有封地.首先, 将两通石刻记载与其他石刻以及文献史料的记载相对照,分别确 定其发布年次为1294年和1310年.其次,考证荅阿里台家族漠北封地的所在地.因为哈鲁罕大王发布令旨于黑龙江,所以可认为他漠北封地在蒙古高原东北边疆,这与其汉地的宁海州封地存在对应关系.另外,虽然《史集》中记载荅阿里台被成吉思汗处死,但是《蒙古秘史》却叙述他被发配到成吉思汗父亲也速该的原地.可见,后者反映了忽必烈时代他家族的待遇和地位.其中的文本记载在忽必烈时代以后被重新编纂、改写.最后,探讨蒙古统治者的命令文发布及其刻石活动对地域社会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亦思马因令旨碑在唐四仙姑的迁葬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全真道的活动始于山东宣慰同知泰不花至神清宫的参拜.他亲眼看到该令旨碑并因此与道士以及地方官员商议迁葬之事.据此,我们可以看到石碑的“公开性”和“实用性”特征.

解读基因的核内动态和细胞个性

显微镜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处理能力的提高及图像解读软件的便利化，为利用生物成像技术发现新的生命现象做出了巨大贡献。含高辉度荧光蛋白质、荧光色素的各种成像工具、利用cRIsPR／Cas和TALEN等部位特异性DNA切割酶的“基因组编辑技术”的爆发性普及，也为利用生物成像图定量分析提供了重大帮助。

东亚视野的扩展与古钞文献学的建构——近五年日本中国中世文学研究新动向

一 2010年以后日本六朝隋唐文学领域新刊的研究著作,根据笔者统计,大致有43部（不包括译注、翻译类书籍）。

日本的乡村驿站建设经验及其借鉴

乡村驿站是日本推动乡村活化的重要项目,作为新世纪日本乡村再生的一项重要举措备受瞩目。本文在此背景下系统梳理了日本乡村驿站的建设过程、类型、模式、实施机制及其影响,并探讨了其对中国城乡统筹、乡村活化工作的借鉴意义。日本的乡村驿站兴起于城乡联动交流的背景之下,依托驿站这一平台,城市的资金、技术、人才、市场与乡村的生活文化资源相结合,通过区域内农户、企业和社会团体等的合作,实现了区域差异化发展。此外,乡村驿站还带动了乡村生产和生活功能的重构和活化,助推了日益衰退的乡村再生。日本乡村驿站建设的诸多经验,对推动我国的城乡统筹及乡村活化工作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日本古文献《江谈抄》所见全唐佚诗句辑考

本文在梳理日本古典籍《江谈抄》传本系统的基础上,指出这些由大儒大江匡房讲授、藤原实兼记录的语录,反映的是平安晚期王朝学术最前线的一道论学风景,是一部了解隋唐汉籍及文学思想东传之珍贵的域外史料。其中所引用的汉文诗句,对于辑佚校勘全唐诗文大有裨益。基于此,笔者将从该书中辑出的全唐佚诗整理成稿,逐句加以考证,以备今后增补全唐诗时参考。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国的民主主义运动——以战国策派为中心

序言 （一）问题所在本文所论述到的《战国策》创刊于1940年4月。从1938年10月武汉陷落开始，到同年底汪精卫逃出重庆，再到欧洲战场法西斯取得压倒性优势（代表事件是1940年6月德国攻占巴黎），1940年3月汪精卫政权成立等等，当时中国抗战的前途一片黑暗，处于极其困难的状态。

关于高阶正巽《金瓶梅》训注本考——兼论江户时代《金瓶梅》之接受

《金瓶梅》与其他白话小说一样,17世纪初就传入了日本。但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相比,保留下来的相关资料极其有限,其影响亦不甚明了。在现存的资料中,鹿儿岛大学附属图书馆玉里文库收藏的一部抄本最为重要。这个抄本是19世纪初一位名为高阶正巽的年轻学者为《金瓶梅》所编撰的一部训注本。通过这个抄本,我们可以了解到江户时代的日本文人并没有将《金瓶梅》视为一部淫书,对于当时的文人来说,《金瓶梅》不仅是一部娱乐小说或白话课本,同时也是一部了解当时中国社会风情的重要资料。而对于高阶正巽个人来说,《金瓶梅》甚至还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医药学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