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类”观念

《荀子》的"类"观念有四种:一、感性经验价值世界中由"名"所指代的"实类",即由"实"的感性和价值性特征的同异所区分的人类、物类和现象类等。二、事物和人事中,存在自然或人为关联的双方,是"相从类"。三、以礼义的要求来衡量而对人所区分的"类"。四、作为社会、进而整个人的价值世界之秩序系统的"统类"。这些类观念由广义的"统类"所统辖。《荀子》类观念的性质:一、感性,包括"以似为类"和"以从聚为类"两种情形。二、价值性。

《荀子》之个体型对象“类”的价值性

《荀子》的“类”观念之所指,按形式可分为个体型对象“类”和关系型对象“类”;按性质则可分为感性“类”和价值性“类”。《荀子》的个体型对象“类”,包括感性个体“类”和价值性个体“类”,其中体现的是儒家在实践领域应然的“宜”、“义”即善、义务、正当等“应然”特点,而非认知意义上的客观性或事实性,不是以对象的共同固有客观属性为根据的“类”,其感性与价值性不分,统一于价值性。由于从价值而非固有性质来认识和规定对象,《荀子》的个体型对象“类”,其根本性质不是认知性而是价值性的。

俗文学现代研究的起点与研究范式的构建

俗文学现代研究的起点是敦煌俗文学资料的发现,古代俗文学资料失传与缺乏整理的“放失之阨”,决定了俗文学研究初创期对“纸上材料”的孜孜以求;王国维、鲁迅、胡适、郑振铎等一代研究者携传统学术方法研究俗文学,铸就了其基于“纸上材料”的研究范式。

清代文人标榜风气刍论--以诗人并称群体为中心

并称群体在明清文学史上呈现出彬彬盛况,实际是当时文坛标榜风气的具体表征。清代诗人以并称群体作为标榜同仁的手段之一,与前代标榜风气息息相关,尤其深受明中晚期文人社团标榜门户之习的影响。清人既汲取明人过事标榜的负面教训,又从现实中认识到标榜的正面意义,从而使清代诗人并称群体总体上能够保持良性发展的繁荣态势。

意识形态再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性及其问题

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被中国共产党确立为本党的意识形态以后,它就面临着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被重新解释的问题。基于复杂多变的现实环境,基于领袖个人的性格、经历和知识背景,基于共产国际等诸多外来因素的影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也呈现出极大的差别,并在中国革命的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从中共成立后几任党的领袖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解释中,我们一方面可以了解生长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是如何被移植到东方的土地而获得其新形态的;另一方面也可以更深一步思索它遭遇不同的革命实践并经实践改造之后的发展命运。

湘籍群体与马克思主义意识的早期启蒙

意识启蒙之所以必要,因其乃社会改造之工具。青年时期毛泽东即已认识到,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当有大本大源,本源乃宇宙之真理。区域性群体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在中国早期启蒙之关系,是连通微观个体与宏观整体间的中观桥梁,既接近有影响的思潮多由众人促成之真实,又明晰思想成功传递之策略及其对社会意识转型之影响。本文主要关心湖南区域群体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在中国早期(1917-1927年)整体启蒙的关系,而以该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正向启蒙做过贡献的湖南人群体代表(以下简称'湘籍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揭示该群体接受。

托马斯·阿奎那幸福论的人学基础

基于形而上学和逻辑学相区分的原则,托马斯·阿奎那区分了人的本性与本质、人的行为和人性行为、人的整全性和个体性,并在此基础上阐发了他的人学思想及幸福论。阿奎那认为,本性是从逻辑的维度来讲,指的是人的形式,即人是理性的动物;本质是从形而上学的维度来讲,是本性和特殊质料的结合,指的是人的实存,即人是灵魂和肉体的结合体。人性行为指的是人的本性所特有的行为,即有理性和意志的行为;而人的行为则是除人性行为之外的其他所有行为。阿奎那对人的理解,变革了柏拉图一奥古斯丁主义中重灵魂轻肉体的传统,实现了从"魂"学到"人"学的转换,既强调了人的整全性又强调了人的个体性。在此人学思想的基础上,阿奎那认为,人的幸福既包括灵魂的幸福也包括身体的幸福,既肯定了来世的幸福也肯定了今世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