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形象国际传播路径探析——基于媒介物质性视角

本文基于媒介物质性视角探讨遍布于城市的智能装置形塑城市意象的过程,总结智慧城市形象国际传播的新路径:作为行动主体的智能设备与城市中的人及其他物质发生联结,人与机器协同行动构筑的组合式网络成为智慧城市传播的原点;人机高度融合产物“赛博人”对智慧城市景观进行表现与再现,多元的城市内容经由社交媒体“撒播”向海量用户。最终,具有自主能动性的用户对城市内容实现多元化再创作,城市意象因而趋向复杂与无限。

美食短视频中的广州城市形象建构及其传播策略研究

近年来,一批“网红城市”通过短视频平台迅速崛起,吸引众多网民“打卡”美食美景,成为城市形象传播的新路径。本文以抖音平台上的广州美食短视频作为研究对象,对美食短视频中的广州城市形象元素进行编码,归纳出景观形象、经济形象、文化元素、饮食元素、市民形象这五类元素。美食短视频所建构的广州城市形象具有如下特征:摩登与复古交融、富有包容性与人情味、坚持匠心传统又融汇创新、追求“平靓正”(物美价廉)的低调务实精神、地域文化特色鲜明。针对美食短视频中的广州城市形象建构与传播现状,本文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宣传策略这三个维度提出了建议,以期为移动短视频中的城市形象建构与传播提供参考。

复杂嵌套:数字叙事时代城市形象的多层建构——以广州城市传播为例

为探究数字叙事时代城市形象的建构模式,本文以广州为例,基于视觉叙事理论框架,对哔哩哔哩平台上11则城市视频的视觉叙事及弹幕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官方城市形象宣传片与自媒体生产的城市视频彼此互动、相辅相成,共同完成了城市形象的首次叙事;浮于视频之上的弹幕作为与影像交融的文本,通过对首次叙事进行补充或离散,对城市形象实现了二次建构。在互动叙事系统里,所有影像与文本被赋予“社交媒介”的功能和属性,城市形象依循“复杂嵌套式”且具有无限性特征的多层模式进行建构。

智能时代的国际传播效果评估要素:研究回顾与趋势前瞻

遵循“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战略布局,立足于智能时代的媒介技术语境,需要对国际传播效果评估的思路进行再审视。智能时代的国际传播效果评估工作,需要在评估主体、评估对象、评估指标、评估方法和评估范围五个方面作出与时俱进的思路转变。应主要由专业化第三方评估机构从宏观、中观、微观的全方位多维度框架出发,综合衡量国际传播活动的关键传播指数和互动接受指标,洞察国际传播活动对海外目标用户信息行为带来的变化,进而总体评估国际传播在实现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方面的效果。借由科学合理、技术适配的国际传播效果评估,推动对外传播实践不断在反思中加以优化,进而推动我国战略传播事业蓬勃发展。

宣传片镜头下的城市符号建构与形象塑造:基于广州2013-2020年101部城市形象片的内容分析

城市宣传片是塑造与传播城市形象的主要方式之一。文章从城市符号的构建与形象塑造的角度出发,采用内容分析法和叙事分析法,对2013—2020年期间广州的101部城市宣传片进行规范编码和量化研究,通过搭建宣传片镜头下的城市形象“七星模型”,对广州城市形象维度及其典型特征进行解构分析,研究发现:人物特征、经济面貌、城市建筑、自然景观是广州城市宣传片形象构建的重点维度,在塑造城市形象时占据主要地位,民俗文化、饮食特产和城市交通为次要维度,在构建城市形象的过程中起到辅助作用。就策略建议而言,以人为本,着重刻画典型人物形象,多以平民视角进行叙事,体现生态文明理念,与战略规划相结合是未来的城市宣传片创作与城市形象塑造实践需要注意的问题。

海外社交平台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构——基于推特账号@ChinaDaily“一带一路”报道网络议程设置效果分析

对中国日报推特账号@ChinaDaily“一带一路”报道(2019~2021年)进行网络议程设置效果分析以寻求国际传播能力构建启示。研究发现,相关报道议题网络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议题与其他议题类型共现频次最高,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文化、文化与艺术三组议题表现出强关联性;个人用户推文议题网络中,经济、政治和文化议题与其他类议题关联频次居前三,各类议题组合更加灵活自由;三年中@ChinaDaily“一带一路”报道议题网络对公众议题网络总体影响较明显,呈现下降后回升趋势。中国媒体在重大主题传播中应树立议题关联意识,利用议题竞合关系,高峰传播与常态传播相结合,追求以公众认同为目标的议题传播效能。

媒介共治:媒介化治理的学理脉络、本土演进与研究空间

传播媒介超越技术客体角色,成为媒介化社会多元治理格局中的行动主体,深刻重塑了传统的政治运行秩序和社会治理样态。媒介化治理在我国经历了批评报道、民生新闻、网络问政、政务新媒体等实践演进过程,逐渐被吸纳为国家治理的宏观话语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操作经验。未来的媒介化治理研究,需要拓展全球场域的国际传播治理视野并规避媒介中心论的叙事误区。

公众视角的湾区形象感知特征与传播策略: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湾区形象既是湾区竞争力和软实力的体现,也是促进湾区发展重要的助推力。应用原创开发的湾区形象评估模型,从经济引擎、政府治理、协同发展三个维度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公众感知形象特征进行内涵解析,对性别、教育程度与居住地等基于人口统计学变量的湾区形象进行群际差异分析。通过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形象评价与监测的长效机制,针对不同群体制定适宜的湾区形象塑造与传播策略,深化湾区协同发展形象的内涵与体制机制创新,挖掘和利用好湾区形象塑造与传播的文化纽带,重塑公众的粤港澳大湾区身份认同与区域标签,能够更好地适应和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各方面工作的需要。本研究的贡献在于应用原创量表,对公众视角的粤港澳大湾区形象进行了具象解读,为湾区形象塑造与传播提出了针对性的策略建议。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务微信传播策略研究——以疫情防控中的“中国广州发布”为例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政务微信平台是新媒体时代危机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之一。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中国广州发布”为例,通过内容分析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务微信的传播策略进行探讨。研究发现:“中国广州发布”的信息发布数量通过持续设置疫情防控议程、依据广州防控情况调整议题强度;信息来源以整合各方权威信源为主、主要选择省内信源;信息发布形式以图文结合为主;信息立场以客观中立和积极正面为主;信息议题以“疫情通报”为主。由此归纳出传播策略:发布本土专家论断,发挥意见领袖作用;关注涉外防疫,多语种发布信息;专注个体叙事,展示广州抗疫群像;亲民化传播,拉近与公众距离;聚焦公众认知,扮演“告知”角色;赋能正向属性,扮演“宣传”角色。最后提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务微信的发展策略:建立政务微信科学的应急应对机制;内容创新,提升政务微信内容质量;倾听民声,加强官民互动机制建设;强化政务微信应急发布品牌建设等。

新征程、再启程:中国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新纪元

习近平总书记“5·31”重要讲话为加强和改进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擎画了新的蓝图,为其开创新境界、进入新纪元夯实了基础。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过去的一年中实现了战略升级、知识拓疆以及实践突破等方面的重大飞跃。然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全球交流生态极速变革期一同到来的背景下,国际舆论极端化、意识形态对抗性加剧,以及国际传播平台的数字化,均要求中国国际传播总体问题意识作出适时调试。在国际传播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新征程、新纪元要求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深耕基础理论与复线历史,打破学科边界、跨学科多元创新,融通自我叙事与他者话语,在立足国内舆论场的基础上拓宽全球多边对话的可能性,在抗争与合作的动态调整中谋求“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国际传播新格局。

湾区形象的新媒体建构与框架分析——基于2017—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政务微博的研究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研究对象,通过Python网络爬虫抓取了新浪微博平台上大湾区11个城市的政务微博账号于2017年至2020年所发布的、提及粤港澳大湾区的2101条微博,结合扎根理论,运用NVivo 11软件进行分析,提炼出政务微博建构湾区形象所使用的三大框架:硬实力、软实力、城际协同与紧密合作。这三个框架共同建构出粤港澳大湾区硬实力雄厚、交流合作频繁、城际协同发展的区域共同体形象。然而这些框架也存在比较局限、各自为政、表现形式单一的问题,导致湾区形象模糊空洞、不生动、缺乏整合性。通过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为政务新媒体平台如何落实国家政策的宣传、做好区域形象传播提出了建议。

“央视新闻”B站号视频传播策略研究

B站视频弹幕网站作为中国青年网民高度聚集的文娱社区,吸引了“央视新闻”的进驻,并迅速成为B站资讯频道排名第一的主流媒体,其在B站的传播策略极具借鉴意义。通过运用内容分析法与案例分析法,对“央视新闻”在B站的视频传播策略进行综合分析,发现“央视新闻”B站号在以视频内容多元化、形式多样态、表现趣味化、表达口语化;坚持“用户导向”的精准个性化传播、“平等沟通”的交互社交化传播、“以情动人”的沉浸场景化传播路径来适应新媒体时代用户,但也存在内容新套路化、缺乏互动沟通等不足,针对问题,笔者提出了明确主体定位、深化媒介融合等优化建议。

包容断连:媒介化时代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传播逻辑

数字技术蓬勃兴盛的媒介化时代,“不得不用”的媒介异化症候凸显,威胁了人类对技术采纳的自主选择权利,滋生了智能鸿沟的新型风险。本文以断连作为理论视角,以新冠疫情这场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无健康码通道”和乡村“硬核大喇叭”作为实践案例,在多案例分析的基础上解读应急传播包容断连的实践价值及实现路径。此外,以传媒公共性和人本逻辑作为分析起点,探讨了包容断连式应急传播的三种可行进路。包容断连的应急传播逻辑并非对智能媒介技术的摒弃和反叛,而是旨在呼吁政府应急信息传播能恪守公共性准则和人文精神,为断连者或曰“余数生命”营造包容性的媒介化生存环境,进而迈向“善治”的应急传播。

媒介融合背景下主流媒体抖音号运营对媒体形象的影响:感知价值视角的实证研究

融媒体时代,主流媒体纷纷入驻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信息,短视频平台融合发展是否会影响公众对主流媒体的媒体形象评价有待检验。本文以《人民日报》抖音号为研究对象,探讨主流媒体短视频平台融合发展中的用户感知价值对其媒体形象评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主流媒体抖音官方号的用户感知信息娱乐价值正向影响媒体形象的公信力和职业伦理,而社交情感价值只对媒体形象的公信力有正向显著影响;同时,用户感知信息娱乐价值正向影响社交情感价值,媒体形象中的公信力正向影响职业伦理;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信息娱乐价值通过社交情感价值间接影响公信力,通过公信力间接影响职业伦理,社交情感价值通过公信力间接影响职业伦理。本研究为主流媒体通过短视频平台融合发展以提升自身媒体形象提供了经验性成果的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

完善党内问责机制建设的路径——以诸葛亮治政为切入点

党内问责机制在当今中国法治化进程中占据着关键地位,且极具本土特色。欲对之加以完善,可从与之相似的古代治理中获得镜鉴。其中,诸葛亮治政作为中国古代良法善治的典型代表,其最大的法史价值在于其不仅充分凝结了中国古人治理国家的智慧,而且在问责机制建设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前瞻性、统驭性和科学性特征,这些特征是中华法系为问责机制建设提供的改进方向。总结诸葛亮治政期间的历史实践,对诸葛亮治政成效进行客观评述,以党内问责机制建设为中心,可发现诸葛亮治政经验对当代党内问责机制建设仍具有价值与启示:以党章为根本强化中央政治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以意识形态为主体构建“一体两翼”的政治信仰发展体系;以人民满意为导向探索严而有度的执纪问责方式。

2021年中国对外传播实践创新与未来展望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如何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成为我国对外传播实践创新的重中之重。回溯2021年的对外传播,来自各方的多元行动者共同在国际上发声,进一步丰富了对外传播的主体构成。全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得受疫情影响的人际交往场域普遍由“面对面”的线下转移到“在云端”的线上,对外传播的渠道与途径亦呈现出多元与融合之势,更加注重采用正确的话语表达与叙事策略、依托传统精粹打造优质文化内容。在数字叙事的传播逻辑下,技术赋能对外传播的数字叙事景观。同时,通过主持人实地探访、打造央媒“网红”工作室等方式对我国对外传播实践新路径进行了优化。未来,应在回顾与反思中汲取养分,吸纳有益经验,不断借助前沿数字技术赋能国际传播话语创新,探寻全媒体语境下中华文化与中国故事对外传播的可行进路。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政务微博互动网络结构研究

城市互动是区域融合的基础。作为“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支撑的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世界上其他湾区所不具有的“一国两制三区”的特点,尤其需要良好的互动以促进区域融合发展。利用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政务微博的数据,对政务微博的互相提及网络进行梳理,发现该互动网络整体密度低,呈现出一定的集中化的趋势以及核心—边缘结构,核心城市与边缘城市无论是在传播影响力还是在网络资源的控制上都差距较大,这表明城际联系比较薄弱且存在不对称和不均衡的现象,缺乏作为一个整体所应有的凝聚力,城市政务微博未能利用互联网的传播优势来突破地域和经济发展水平造成的隔阂。因此城市政务新媒体平台应增强区域传播中的主体意识,加强与区域内其他城市的互动,核心城市要有领导者的角色担当,多关注边缘城市的发展,边缘城市要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大湾区的对话中去,形成合力,弥合差距,共同促进大湾区的区域传播。

讲好中国故事: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表演叙事方式变迁研究

本文以两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表演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叙事方式的变迁,发现开幕式的叙事视角从“我”转向“我们”,从精英视角转向全民视角;叙事逻辑从陈述历史的宏大叙事转向讲述故事的微观叙事;叙事内容从“介绍中国”转向“一起向未来”。由此得到启示:只有根据国情调整叙事方式,创新中国话语体系,并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场进行共情传播,才能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

带货主播行为对大学生冲动性消费的影响:感知交互性的多重中介作用

作为社交媒介生态中的电子商务新模式,直播带货对生产、生活与消费有显著影响。与传统网购的垂直性浏览购物体验相比,直播间观众与带货主播具有高度互动性。大学生观看直播易受主播影响发生购买行为,而后又自责、后悔等,即冲动性消费。本文以SOR理论为框架,结合符号学及感知交互性相关原理,对典型带货直播场景的互动行为进行观察与分析,对大学生展开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带货主播的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对大学生冲动性消费无直接影响,而感知交互性在两者之间起多重中介作用。

参与式文化:实践拓展与理论聚焦

“参与式文化”的实践与理论发展经历了“电视剧粉丝文本”“网络用户泛文化”的生产阶段,正进入“文化的社会化生产与参与式的社会建构”阶段。“参与式”实践和研究议题不断泛化,已成为一种社会发展实践和分析的重要框架。作为一种显著不同的文化—社会生成模式,该领域的研究应更聚焦于其“社会化生产”机理与核心价值,就公益与私利、开放与垄断、权力与正义等问题展开论证,以便在政策规划和实践中尽早规避由于社会化生产而出现“文化公地悲剧”,以及因资本、权力等导致文化的结构性异化,进而讨论如何建构开放、公平、正义、有序的参与式文化生态,不断优化其作为文化与社会发展动力的作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