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推动基层检察院科学发展 以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检察院为视角

当前,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政治任务。作为基层检察院,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真正将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推动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转化为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实际能力,着力解决检察发展难题,推动检察工作科学发展,是其新的历史使命。

互联网背景下的涉众型经济犯罪实证研究——以天河区人民检察院近年办理的相关案件为样本

本报告基于天河区人民检察院的办案实践,以天河区人民检察院五年来的办案数据为分析样本,充分考虑互联网背景下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场域特征,深入研究该类犯罪活动在罪名认定、证据提取、证据固定和风险防范等方面的问题。互联网的跨界性带来的基层检察院管辖权不明和跨域办案的协作机制的不完善是检察实践面临的新难题。

互联网背景下涉众型经济犯罪实证研究——以天河区人民检察院近年办理的相关案件为样本

近年来,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数量居高不下,涉案金额高达数千亿元,传统经济犯罪与新型网络犯罪交织,犯罪形式和犯罪手段层出,办案机关在办案过程中遭遇了众多难题。因此,加大对利用互联网进行的涉众型经济犯罪的预防和惩处力度,是保障市场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财产安全的重要基础。本报告基于天河区人民检察院的办案实践,以天河区人民检察院五年来的办案数据为分析样本,充分考虑互联网背景下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场域特征,深入研究该类犯罪活动在罪名认定、证据提取、证据固定和风险防范等方面的问题。经过对近五年天河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360件涉众型经济犯罪进行实证分析,我们发现,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应用,涉众型经济犯罪也出现从线下犯罪向网上犯罪发展、从民生行业向金融领域发展、从固定区域向跨省地域扩散发展、从地下方式向公开方式转化等趋势。犯案人数、规模和影响范围都远远超出了传统经济环境下的经济犯罪。究其根源,从检察实践的角度,我们认为主要在于互联网的跨界性带来的基层检察院管辖权不明和跨域办案的协作机制的不完善。因此建议在明确办案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细化司法实践工作中的技术环节,必要时提前介入侦查环节确保证据的合法提取;完善专业化办案机制、提高办案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和技术能力,同时加强理论研究保证案件办理质量;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还应突出风险防控意识,努力实现办案与维稳并重。同时,建立并完善异地多发联动机制,必要时可设置专案组以减少协作不畅的问题。

刍议基层检察院如何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党的十八大强调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治的统一、尊严、权威,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报告中提到:"推进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报告进一步体现了我党坚决惩治和预防腐败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同时也体现了我党对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工作的高度重视,这也是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法律思考

行政的本质属性是公共性,这种特性决定了一切行政活动应当依法进行并以促进和维护公共利益为己任。如果行政权背离这一目标,必须运用包括诉讼在内的手段予以救济。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为了普遍的公共利益而维护法律,由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上的必要性、可行性。

削弱或强化民事检察权问题辨析

民事检察权与审判独立和审判权威不是对立的,而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检察机关提出抗诉是代表国家,其诉讼地位完全超然于双方当事人之上,因此民事检察权的行使不会导致当事人诉讼地位不平等。检察机关只能在两种特定的情况下行使民事检察权,因此不会妨害当事人处分权的行使。民事审判可能同时有多个正确裁判结果,但民事审判同样存在错误的可能性,需要加强民事检察监督。民事检察权的行使虽然可能影响诉讼效率,但可以在维护司法公正和提高诉讼效率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因此,应该强化民事检察权,而不是削弱或取消民事检察权。

我国各个时期民事检察权配置比较研究

我国法律中出现民事检察权的规定始于清朝末年,当时的民事检察权极为宽泛,其行使涵盖了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北洋军阀及国民党统治下民事检察权的权限范围较之清末则大为缩小,主要是一种参与和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个革命政权虽然关于民事检察权的规定差别很大,有的甚至没有规定民事检察权,但从总体上看,当时民事检察权的权限范围还是比较广泛的。建国初期我国民事检察权的权限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提起、参与公益诉讼、民事审判监督权、抗诉权、调取案卷等有关材料权等内容;文革中民事检察权则被取消;文革后恢复的民事检察权的权限范围较之文革前急剧缩小,实际上真正能行使的就只有对生效判决的抗诉权。

基层检察机关服务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路径研究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部门立足检察职能、主动回应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司法需求、服务并保障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既是其政治使命,也是其法律责任。就我国目前基层检察机关的司法实践情况来看,检察机关在服务保障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供给不足、供给错位等诸多问题,亟需在强化服务理念的前提下,转变基层检察机关的办案方式、提升监督能力、优化沟通机制、创新服务方式,才能满足服务保障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浅谈新形势下如何加强检察机关作风建设

检察机关自身的作风关系到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关系到公正执法,关系到党的形象。因此,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应以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为契机,努力加强机关作风建设,以优良的作风提高检察工作亲、力公信力和人民满意度。

以“五个坚持”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推动检察工作科学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是一篇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文章,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的纲领性文件,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思想和政治基础。

集体滥用行政权之防范

集体滥用行政权是行政机关以集体之名义作出的表面上合法、实质上严重违法的以权谋私行为,具有欺骗性和巨大的破坏力。行政主体之本位性、行政权力之专制性、对行政权力的法律监督之滞后性,是集体滥用行政权存在的主要诱因。防范集体滥用行政权,有必要科学配置行政权、健全行政公开,并完善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机制。

情节加重犯若干问题研究

加重犯分为结果加重犯与情节加重犯两类,二者的区别在于:结果加重犯的加重结果超出了基本构成要件的范畴,而情节加重犯的加重情节则在基本构成要件之内;情节加重犯之加重情节是量刑情节而非定罪情节;情节加重犯是单纯一罪。

论当前高学历人员犯罪的特点、原因及对策

当前我国高学历人员犯罪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高学历人员犯罪低龄化趋势明显,且多以实施职务性犯罪和侵财性犯罪为主,高学历犯罪人员多为无业人员、外来人员,高学历犯罪人员中累犯的比例较小。高学历人员犯罪是高校扩招的影响、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部分高学历人员意志薄弱、法制观念淡薄等因素造成的,应采取相应的预防对策。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研究

二次世界大战后,未成年人犯罪急剧上升,与环境污染、吸毒贩毒并称为当今世界“三大公害”。呈上升趋势的未成年人犯罪是社会失控的表现之一,成为东西方国家当前共同面临的社会问题,由此推动世界范围内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控制立法。根据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实际情况,结合司法实践的需要,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构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独立诉讼程序,有利于矫正未成年人犯罪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对贯彻党和国家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挽救、教育和改造方针具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

假冒注册商标罪客观行为的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关于假冒注册商标罪客观行为的规定过窄,应包括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相同商品、服务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类似商标、在类似商品、服务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商标以及在类似商品、服务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类似商标的三种情况,但驰名商标的淡化行为及反向假冒注册商标的行为还没有犯罪化的必要。

刑事赔偿与酌定量刑情节问题研究

恢复性司法是司法实务的必然追求,然而普通民众对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尚未接受,在实施具体措施时难免引发各种争议。在此背景之下,犯罪人刑事赔偿这一酌定情节适用所引起的各种问题乃至争议,是突出的表现。

论刑事和解的几个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于自诉案件刑事和解的规定,司法解释中有关于未成年人案件刑事和解的规定。部门地方也出台了一些关于刑事和解的文件。然而目前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存在对被害人立法保护不足;被害人请求赔偿的受案范围过窄;被害人的赔偿请求难以实现等问题。需要对刑事和解制度进行重构。

诈骗类犯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实务认定

诈骗类犯罪的认定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点,而认定诈骗类犯罪最关键的是确定行为的非法占有的目的。证明行为人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从其是否具有履行合同能力;有无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是否具有还款意愿以及赃款、赃物的去向等方面加以认定。同时我们还应善于运用推理,运用证据间的关联来认定,对多次诈骗、循环诈骗应综合予以认定。对行为人逃匿的行为应具体分析。

对《高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的理解与反思

最近,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在司法实践中为更好地挽救未成年犯罪人提供了法律依据。但该解释颁布以来,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造成了司法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困惑。

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研究

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作为行政检察监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检察机关为维护公共利益、确保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所进行的专门法律监督。本文对监督的主体、对象、内容、依据、方式、效力予以了系统说明和限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