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审判绩效考核制度的实证分析与构建——基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破产审判的现实考量

人民法院建立审判绩效考核制度的目的在于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在尊重司法规律的前提下充分调动法院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长期以来,法院对审判绩效进行考核都会围绕案件数量来开展,但对于不同类型的案件,法官的工作量大小不一,若完全依照案件数来测算法官的工作量难免有失科学。尤其是破产案件的审判,纯粹是一种办案与办事的工作结合,以传统诉讼案件的评价体系去考核破产审判法官必然导致这些法官内心的失衡,久而久之就造成大家都不愿意办理破产案件的尴尬局面。本课题组立足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院)破产审判实际,对破产审判绩效考核制度展开实证分析,并尝试进行制度的构建。

涉互联网商事案件中电子证据的运用规则——以G市法院审理的部分涉互联网商事案件为主要研究范本

互联网时代的司法审判体制改革要求人民法院积极探索涉互联网案件诉讼规则,电子证据的运用问题是传统诉讼规则不适应互联网时代发展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尤其是在涉互联网商事案件中,电子证据的出现已属常态。对电子证据运用规则的完善既是司法改革的需要,更是时代的需求。本文以涉互联网商事案件中电子证据运用的司法实践为着眼点,提出在电子证据的提交上,应当设置电子提交及在线证据引入规则;在电子证据证明手段上,应当构建庭前准备程序,并在法庭设置展示设备;在电子证据认定思路上,应遵循“视同原件”“系统可靠性”等原则。

广州某船舶有限公司诉广州市番禺某造船厂有限公司等公司解散纠纷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规定实际上包括了并列的三个要件,均具备方能认定公司的运行机制完全失灵,才应考虑解散公司。本案中,虽然某船厂存在董事会僵局的问题,但仍可通过召开股东大会的方法予以解决。应认为某船厂虽陷入僵局,但其运行机制并未完全失灵,不应判令解散。

天津京某公司与广州佳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股权转让合同中解除权的适用条件

公司股权转让不仅关系到股权转让、受让双方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还势必影响到公司、公司其他股东、公司债权人及公司员工等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司法实践中,股权转让合同一方行使解除权,应当从商事交易效率价值和商事外观主义原则出发,兼顾合同目的、当事人的履行情况、合同解除后的影响及社会修复成本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审慎把握解除权的适用条件,从而维护公司治理结构的稳定性,优化社会营商环境。

银行对用户的账户安全负有更大的保障责任——张某义诉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金迪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根据《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由于相对储户而言,推出自助银行和ATM机服务的商业银行,有条件了解自助银行和ATM机的构造和工作原理,有能力改进和加强自助银行和ATM机的功能,在确保储户的存款安全方面更具优势,因此应相应地承担更多的责任,以便更好地维护储户的合法权益。

合同法上可预见规则的适用——上海朗某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与海南地某进出口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海南地某进出口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

本案中,空运费是当事人一方在另一方出现违约行为后,为达到合同目的,免于更大的损失,不得已产生的实际损失。受委托人作为专业货物运输代理,在订立合同之初,应当预见其迟延履行带来的损失,故该实际损失应属可预见范围。

一人公司的认定及其股东责任承担相关问题——吴某珊与叶某香、李某怡、广州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对于家庭成员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是否属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一人公司),应否适用一人公司的相关规定,应采用"实质重于形式"的标准,审查出资来源是否单一,内部治理机构是否完善,经营管理是否仅为一人控制等因素,予以综合分析认定。如公司的全部股权实质来源于同一财产权,并为一个所有权共同享有和支配,则该股权主体具有利益的一致性和实质的单一性,该公司与一人公司在主体构成和规范适用上具有高度相似性,系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虽然公司股东从二人变成一人,但债权债务并未经过清理,公司仍然是原来的公司,对于之前的公司债务一并承继,用以承担责任的财产仍然是公司财产;相应地,后来的一人股东接管公司之后,对于没有消灭的公司债务,依照法律规定,一人股东仍需证明其财产独立于公司,并不因债务发生的时间而免除其证明义务。"类案同判"实质是对相关裁判规则的参照适用,而非对裁判结果的简单复制。裁判规则的提炼应以关键性事实为基础,围绕争议焦点进行。如当事人提出的新的事实和理由属于关键性事实,左右争议焦点的确定,那么,无疑会对"类案同判"产生影响。

开发商破产前消费者已付清房款但未过户房屋的权属界定及权利顺位分析——原告广州安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广州新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陈某某、邓某德破产债权确认案

在房地产开发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买受人已支付全部购房款但未完成所有权转移登记的房屋应认定为债务人财产;未办理转移登记、符合一定条件的消费者买受人,在权利保护顺位上优先于担保物权。对于交付了全部购房款的消费者买受人的权利保护,本案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和典型意义。

破产涉税问题初探

目前,不少破产案件在审理过程中遇到了税收债权的申报、破产财产处置中产生的税费处理、税收债权的清偿等方面的问题。由于破产审判和税务征收管理分属不同的部门法,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缺乏具体、统一的实施细则,很多时候破产法官、破产管理人以及税局工作人员无法达成共识,从而影响案件的正常推进。本文结合破产审判实践,就破产程序中的涉税问题进行探讨。

论无启动经费破产案件受理难问题之解决

尽管破产案件受理的大门已经敞开,但还是有不少案件因缺乏启动经费而导致程序上无法继续推进,为此经办法官也承受着法律规定无法落实的风险和来自当事人的责难,管理人对拿不到应有报酬的破产案件自然也没有开展工作的积极性。面对上述问题,笔者在比较与借鉴中提出当前破解困境的多种路径,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对扶助专项基金制度作出具体设计,就专项基金的来源、管理及扶助对象等方面形成了初步的构思,即由管理人先期注资成立基金,然后再进一步拓宽基金的来源渠道,同时由管理人协会对该基金进行管理,以此逐步解决破产案件启动经费不足的问题。

王某诉北京某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谁是卖家? “海淘”平台的身份之争

【裁判要旨】网购或海淘纠纷,网络交易平台可能作为直接的销售者(如常见的京东自营),亦可能仅作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如常见的淘宝)。若在网络交易平台销售的产品仅标注'进口产品''×国直邮'等字眼,但并未明确标明该产品的销售者,或在发生消费者维权纠纷时,网络交易平台不能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存在真实的销售者,则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宜认定消费者与网络交易平台之间成立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网络交易平台应承担销售者的法律责任。

自行车买卖合同纠纷案

民事行为假定参与者是'伦理人',商事行为假定参与者是'经济人',因而在商事审判中,强调公平与效率二者并重,有时更侧重于效率优先。但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法定的监管责任,在与未成年人签订合同因父母未追认而无效的合同纠纷中,考虑双方的过错以及相应的责任时,在不损害交易效率的前提下,为了维护公平,不可忽视父母的监管责任。

从被动适用到主动适用:基于大数据应用的电子送达制度完善与路径重塑

法院信息化建设须正面回应司法体制改革的最新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中提出搭建全国统一的电子送达平台,正是破解"送达难"问题、提升司法效能的重要举措。电子送达作为一种新兴的送达方式具有高效、便捷等优点,但实证考察发现,法院对电子送达的实际适用率低,当事人使用的主动性也不强,导致电子送达功能弱化。究其原因,送达难,难在被告难找。现行电子送达制度系建立在"受送达人同意"的前提条件下,由当事人触发启动,这种被动适用的模式无法真正解决送达难问题,大大制约电子送达的运行质效。随着大数据技术等科技手段的深入运用,电子送达从被动适用模式向主动适用模式转变已具备社会基础与技术基础。在主动适用模式下,法院通过大数据应用查询定位当事人信息,从而解决司法送达要求"核实身份"的前提要件,既能提升送达效能,又可保障当事人的诉讼知情权。为了匹配主动适用模式下电子送达的要求,须对电子送达规范进行完善。首先,要转变电子送达的诉讼模式,适当强化受送达人的义务属性。其次,重新界定"受送达人同意"的内涵与外延,从默示适用与推定适用两方面对电子送达的适用条件进行拓宽。最后,对主动模式下当事人有效地址的确认予以探讨,明确电子文书送达的收悉标准。回到实践,进一步提出基于大数据应用的电子送达综合体系的构建方案,从应用系统层面和基础数据层面出发,阐述当事人信息定位的实现机理以及通过不同电子媒介进行送达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