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乡土文化展览内容设计的几点探索——从广州市番禺博物馆举办“番禺老祠堂新文化展”谈起

乡土文化展览是博物馆对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乡土教育的重要途径。近年来,乡土文化展览已经成为博物馆陈列的一个重要门类。本文以广州市番禺博物馆的"番禺老祠堂新文化展"为例,谈谈对乡土文化展览内容设计的几点探索:搞清展览的受众问题;注意普及基础知识;强调地域性特点;强调先进的思想性。

建设“博物馆之城”的几点新认识

我国博物馆事业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历程,目前,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全国多地提出建设"博物馆之城"。为了探讨建设"博物馆之城",本文以广州为例,指出不能仅拘泥于博物馆数量之多,更重要的是要提高博物馆的质量,完善博物馆的基础设施,增加博物馆馆藏,提高博物馆的展示水平和服务质量,增强公众对博物馆的认知度和参与度,使博物馆事业真正成为城市的一项文化品牌。

满洲窗工艺探析--以广州博物馆藏满洲窗为例

满洲窗作为清代民国广州及珠三角地区流行的建筑构件,因在木质窗棂结构及彩色玻璃工艺上极具特色而被提炼为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岭南文化符号之一。然而由于文献记载的缺乏及实物分布的流散,关于其工艺特色的研究大多止于浅尝。本文以广州博物馆藏满洲窗为例,从窗棂结构及玻璃工艺两大方面对这一工艺品类进行探析,引导读者对其作更深层次的解读与鉴赏。

清初京师汉官的生活空间和关系网络——以陈名夏和刘正宗为个案

旗人入关后,在北京城实行旗汉分居,令汉族官员居住在外城。在外城特定的生活空间里,清初汉官在日常交往活动中,形成了多元互动的"关系网络"。这种网络对汉官及政局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陈名夏和刘正宗为中心的两个交往群体即在此环境形成。两个交往群体都明显利用了地缘关系资源,在外城圈定了各自地理位置和空间意义上的权力范围。各自政治利益集团与外城日常交往对象基本一致。

碑与像的分离:青州北朝佛教造像碑特征浅析

佛教造像碑是我国特有的一种艺术形式,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北方曾盛极一时,但之后就迅速衰落。青州作为这一艺术形式向东传播的最后一站,是造像碑发展演变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州佛教造像碑呈现出碑与像相分离的特征,和关中、河洛地区相比,首先,青州佛教造像碑在碑阳构图上从先前重龛像装饰转为直接对主尊佛像的装饰;其次,重视对主佛背光纹饰的刻画,以繁缛的背光装饰烘托佛像的神性。

广州南海神庙始建年代考

广州南海神庙位于黄埔区庙头村，“是古代岭南地区最重要的祭海场所，也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史迹。”1991年2月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乘“和平之舟”来中国时，就是按古代传统，下船伊始，

广州出土明代南京礼部尚书何维柏夫人劳氏墓志纪略

1985年4月,在广州市海珠区赤岗某建筑工地发掘了一座明代墓葬,出土一具完整女尸,还有一方墓志铭。经过清理辨认,确定墓主为明代南京礼部尚书何维柏夫人劳廉。墓志今移置广州博物馆（仲元楼）碑廊,文曰：明封淑人劳氏墓志铭古称伟丈夫福邦家而光祚,多本于先公及其身之所立,光昭前闻,人故申锡自天,茂膺多福,抑亦有妇德焉。吾邑何公登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太父及其父皆赠通仪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广州孔氏考述

孔姓由于出了孔子,而使孔氏名声震天下,照宇宙,传古今,子孙绵延,遍于阙里,播乎四海,且谱系延绵不绝,成为世界上最古老而有系统的世系。广东一隅亦有孔氏流寓,并以广州地区为主。笔者因于去年参加广州地区文物补查工作,获知广州地区尚存有关孔氏遗迹若干处,乃考稽旧典,搜罗文献,而勉成此文,既期方家学者之指教,又表对文化圣人之仰止。 一、几处遗迹 南海神广利王庙碑 该碑立于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十月一日,韩愈撰文,陈谏书丹,碑为青石质,平道方趺,身首一体。碑高2.47米、宽1.13米、厚0.25米。篆额阴刻“南海神广利王庙碑”。

广州西关一方禁娼戒赌碑

在今广州荔湾区宝华街文昌南路洪恩里(一处偏僻的巷道)发现一方石碑，麻石质，高2．1米、宽1．2米，刻立于清光绪四年四月六日(1878年5月8日)，盖为时钦加盐运使衔广州府正堂冯泰松奉两广总督刘坤一、广东巡抚张兆栋之宪令，晓谕严禁西关洪恩里一带娼寮赌馆之事宜。碑貌完整，碑文清晰，曰：

越为音译说

越，泛称我国古代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之民族。《吕览·恃君》称为“百越”，高诱注日“越有百种”，说明其分布广泛，族属庞多，是由诸多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部落发展起来的大族群。关于越人的称谓问题，即越人何以名“越”。

东莞资福寺元至正铜钟款识考

广东东莞资福寺始建于南汉,代有修缮扩拓,向为粤中名刹,寺内元至正年间所铸铜钟形制巨大,镌刻精良,铭文众多,内容涉及当时东莞建置、职官、币制、寺规等。元代采铜冶炼业不甚发达,大型铜器存世较少,该东莞资福寺铜钟不啻为粤中重器,即在全国亦属不多见者,特别是在铸造该钟材料中使用了来自中亚波斯地区的矿产——鍮石,反映了输石乃东西海贸物资之一类。

新发现王国维书信考释——兼论晚清民国广东商周青铜器的收藏及与湖南的渊源关系

本文对1995年8月罗德慈先生捐赠广州博物馆珍藏的一封信函进行考释,确定了信函作者为王国维,从而得知王国维与广东鉴藏家罗原觉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学术交往史,并由此梳理出晚清民国时期广东商周青铜器的鉴藏情况及与湖南的渊源关系。

新发现蔡哲夫遗函考释

民国著名文人蔡哲夫,诗书画称三绝,兼长金石学,与黄节、黄宾虹、罗原觉等学人、艺术家、金石学家有广泛交往。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蔡哲夫的关注和研究远远不够。本文对新发现的一批珍贵信函进行详细考证。这批信函均为蔡哲夫写给罗原觉的私人信件,对于了解蔡哲夫的学术品位和个人爱好,以及他的书法艺术,均有重要价值。本文通过考订这批信函的写作年代,分析并了解了蔡哲夫20世纪20年代个人学术爱好。透过这批信函,我们深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所怀抱的家国情怀,以及那批从事传统金石学研究的文化人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一起圩市经济纠纷案——芳村策头原观音庙旁古碑考

今芳村大策直街166号卜姓住户的翠林园门前(即原观音庙旁)墙角一侧嵌有麻石古碑一块。碑高140厘米、宽80厘米、厚12厘米、阴刻楷书,面貌完整,立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一月二十五日,为一宗历时两年(1897—1898)的外来士绅与当地乡民争夺花地花果经营管理权益而相互状告的诉讼案结。文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