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广州农副产品流通体制改革述论

1977年至1978年,广州在揭批"四人帮"的基础上开始了对农副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其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推行蔬菜产销体制改革,理顺价格机制;二是开放农副产品交易市场,搞活城乡流通。追根溯源,广州能率先对农副产品流通体制进行改革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其中既有商业发达的历史基础与文化传统,也有供应港澳任务重、承办广交会等现实的压力。就政策依据而论,可以说是邓小平在广州点燃的改革开放"第一把火"。广州此次改革的探索,由于尚处于历史大转折的前夕,还带有时代的烙印和局限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州对港币的货币战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货币战,实际上就是人民币占领全国货币市场的斗争。当时,人民币面临伪币(国民党政府货币)、金银(特别是银元)和外币(包括港币)的多重挑战。其中,广州对港币的货币战具有特殊困难和典型意义。对比其他金融中心城市,广州实行了某些特殊政策,对港币的货币战历时长、步子稳,甚至可以说进度慢。透过广州的个案,可望深化对全国货币战的认识,并从一个侧面和局部观察新中国城市金融工作的早期实践与艰难探索。

从内地对港澳地区的出口供应看中国共产党的港澳工作方针(1949—1978)

内地对港澳出口,兼具贸易与供应的双重功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对港澳居民日常生活必需品始终保证供应。经长期的实践探索,逐步形成"举国体制"的供应体系和成熟有效的管理制度。内地对港澳地区的出口供应,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港澳地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工作方针,具有全局性和战略高度。在经济上,不仅要利用港澳通道发展对外贸易,更重要的是确保我国商品在港澳市场的绝对优势。在政治上,对港澳同胞进行群众性的政治思想教育并团结港澳华商;维持与港英当局既斗争又合作的关系,与盘踞台湾的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同时,港澳还是中国开展外交和国际斗争的平台和阵地。

从广交会的创办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国外经贸发展的战略调整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外贸易形成"一边倒"格局,主要贸易伙伴限于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但这种格局渐渐无法完全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以港澳和东南亚为重点发展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贸易。同时,国内在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发展对外贸易的环境与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广交会就是中国适应新形势的对外贸易场所,也是中国对外政策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宣传窗口。

广交会的中国特色及体制创新的历史渊源与国情依据

1957年4月创办于广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以下简称“广交会”，自2007年4月第101届起改名“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新中国的外贸史和会展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被誉为“中国第一展”。广交会对于当代中国的会展业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但其创新并不是一朝一夕凭空产生的。本文尝试通过对古今中外会展的比较研究，系统考察广交会的中国特色及其体制创新的历史渊源和国情依据。

“跨党党员”并非都是国民党的“新鲜血液”--对大革命时期知名“跨党党员”早年政治倾向与党派属性的分析

大革命时期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有不少曾参加辛亥革命乃至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与国民党及其前身有过组织隶属关系。他们的重新加入,对孙中山和国民党来说,既是输入新鲜血液,也是招回旧部。而长期以来积累的战斗情谊和同志感情,则是促进党内合作的积极因素。

从广交会看中国一九五八年停止对日贸易事件

由于岸信介政府推行敌视中国政策,中国政府于1958年5月决定停止对日贸易。正在举行的广交会停止了与日商的谈判,并宣布已签进出口合同也不再履约。此次中日贸易中断,责任完全在日本政府,但在客观上给双方造成损失,不利于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随后,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有效修补这些负面影响,并为中日贸易的恢复创造了条件。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在港澳地区开展的市场争夺战

新中国成立后,为巩固、恢复和发展在香港市场的传统优势,充分利用香港作为新中国与世界各国发展贸易的通道优势,于20世纪50年代持续在港澳地区打响了市场争夺战。这场争夺战,既是长期复杂的经济斗争,也是严肃尖锐的政治斗争。为此,新中国在政策措施上积极调整,确立占领市场的方针与目标,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采取不同应对举措,以团结华商、利于商品出口和销售。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土畜市场是典型代表,反映了中国商品在港澳市场的基本情况。新中国在港澳地区的市场争夺战具有多方面意义,经济方面增强了出口创汇;政治上有利于加强祖国内地与港澳地区的紧密联系,增加新中国在港澳地区的影响力,维护港澳地区的繁荣稳定;同时,对广大港澳同胞加强对祖国的认同感以及后来我国恢复对港澳行使主权也具有重要意义。

从漠视、排斥到认同、提倡——清末民初调解政策的大逆转

调解（和解）①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外国法学家看来,＂中国法律制度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是调解在解决纠纷中不寻常的重要地位＂②。有的甚至认为,中国古代的官府审判也是＂教谕式的调解＂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