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创新的概念缘起、主题分布及其政策推动——基于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案例文本的分析

城市创新作为城市集体行动者为应对内外环境变化所作的创新性探索,对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等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意义。在对城市、创新及其二者之间关系梳理的基础上对城市创新概念框架进行构建,以此获悉城市创新的概念缘起。以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2010-2018年共四届参与评选的1015个案例文本内容进行主题建模分析,得出城市创新实践所关注的30个主题,通过对主题的空间与经济社会分布状况的描述性分析,刻画城市创新的时代特征。城市所具有的聚集性为科技创新、文化创意等创新的诞生提供条件,这也是城市创新实践关注的领域;城市所具有的高密度、高规模带来的资源环境恶化、经济不平等、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拉动城市以创新的方式进行应对,资源与环境、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社区社会治理、政府治理等也是城市创新重点关注的领域,显示出其人本精神,推动城市的转型升级。

广州市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研究——基于协作治理的视角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全面提升,广州市农村地区公共服务需求的快速增长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日渐凸显出来。从协作型治理视角出发,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与农民、农村社区之间多元互动的供给机制是实现城乡均衡发展的根本出路。

浅论社工机构参与疫情心理危机干预的困境与对策——以广州市为例

加强疫情心理危机干预是积极预防、及时控制和减缓疫情心理社会影响,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任务和举措。社工机构扎根社区、直面群众,是近年来在我国社区服务体系中逐渐成长起来的一支重要的专业队伍和力量,在构建基层社会支持网络、化解社区危机和矛盾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应充分发挥社工机构在心理危机干预中的组织和制度优势,努力为疫情防控构筑起坚实的心理防线。

地方人大监控地方政府财政的制度创新——以广州市为个案的研究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深入，公共财政体制的逐步完善，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地方政府财政预决算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审查预决算、审查预算调整方案、监督预算执行等工作，是法律赋予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权。作为行使监督权力的主体机构，健全各级人大对政府的预决算监督和审查权一直是我国公共财政预算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人大监控政府财政的制度创新，能聚合起科学地监控政府财政预算行为的正能量。近年来，无论是全国人大还是地方人大，在推动公共预决算制度创新上都作了一些新探索。本文以广东省广州市的探索为例，对地方人大监控政府财政的制度创新问题做些分析与探讨。

党建引领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以广州市T区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日渐加快,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运转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分散、单向度的治理模式日益遭遇挑战和冲击。如何以党建为引领,探索符合超大城市发展规律和特点的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径,增强超大城市基层韧性,维护基层社会安全和稳定,成为一个紧迫的课题。广州市T区立足其独特的区位特点,以固本强基为抓手、以协商共治为依托、以深耕技术为指引、以优化服务为导向,逐步构建起党建引领的共建共治共享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也为超大城市中心城区探索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鲜活的样本。

城市更新中的街区活力激发与保护——以广州市为例

城市更新是指将城市中已经不适应现代化城市社会生活的地区作必要的、有计划的改建活动。我国城市更新长期以政府自上而下的规划设计为本位,建构出大批快速见效的旧城改造方案。这样的“大处着笔”对于城市整体形象的提升和公共基础设施的迭代升级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但也使得城市建设陷入同质化和“贵族化”的怪圈之中。广州通过重视历史功能、打造公众积极参与的城市地标、重视文化保育、以多元商业业态拉动老城区消费活力等措施,实现了城市更新中“有序与活力”的统一。

河长制基层运行模式:运作逻辑、现实困境、优化路径——基于广州市河长制实践的调研

河长制是中共中央自上而下推行的水环境治理创新性制度,是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举措。本文聚焦于河长制在基层的运作实践,梳理河长制在基层运行的基本逻辑,发现落实基层河长制仍面临诸多困境:涉河部门分散办公、虚拟化运作,横向协同困难;组织架构不完善,职责与能力不匹配;人员专业性与稳定性问题突出,团队工作效力难以充分发挥;项目化运作特征明显,长效治理机制不完善。针对上述困境,提出进一步优化完善的路径:调整机构设置,河长办实行实体化独立运作;优化工作机制,清晰界定履职范围;组建专业队伍,提升团队的专业性与稳定性;优化工作内容,促进项目制治理和长效治理相结合。

吸纳性规制:农村集体资产经营中的基层政府行为模式

在农村集体经济全面转向以集体土地和物业出租为主要形式的租赁型经济条件下,基层政府针对集体资产经营的行为模式需要更加深入的探讨。基于政府规制理论的演进脉络和场景变迁,提出“吸纳性规制”概念,用以分析基层政府主导集体资产经营的政策实践。经验研究发现,基层政府一方面完善集体资产持有、交易、使用等环节的具体规则,持续推动行政监管扩容;另一方面通过基层组织支配和集体资产代管,完成对集体资产经营权的接收。二者构成了吸纳性规制的不同实践层次,展现了行政权力的边界延展与行政系统的职能扩充。在这一过程中,基层政府注重寻求“合法性策略”与“实质性目标”之间的平衡,将规范经济秩序、提高经济绩效作为获致集体资产经营主导权的重要基础。吸纳性规制具有促进集体经济规范运行、提高集体收益的积极功能,但是也可能带给基层政府更多应对复杂市场环境、介入集体产权纠纷的压力。

柔性尺度重构:城市创新区发展的行政逻辑——基于A国家级创新功能区发展的分析

城市创新区作为创新要素聚集的区域,超越传统开发区,从生产要素驱动模式转向创新驱动,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促进产业创新转型、政府制度创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尺度重构理论具有“结构—过程”多重属性,为揭示政府何以推动城市创新区发展提供了理论视角。以A国家级创新功能区为例,对其自设立至升级为国家级创新功能区的政府运作过程进行追踪,发现A区的发展是在不改变原有空间权力结构的基础上,以政府再尺度化战略来实现空间治理的策略,呈现柔性尺度重构的特征,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具体来说,城市创新区尺度重构的“柔性”体现为城市空间等级、权力结构、社会网络等以灵活的方式被组织;尺度重构过程则充满了不确定性与机动性,不同层级政府在重构事项协商过程中具有较大的协商议价空间。城市创新区发展最终呈现出“国家—区域—地方”等不同尺度共同参与的多尺度共治的治理图景。

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分享权力与重构秩序

当前基层社会管理创新面临单一性与多元性冲突的困境,其所折射出的核心问题就是基层社会管理中的权力失衡所导致的行动无序。突破困境需要地方政府创新治理思维,与社会分享权力,增强社会公众与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提升他们对政策议程提出、制定及其执行的能力,提升他们对城市资源控制、影响及其运用的能力,提升他们对合法权益主张、维护及其保障的能力。

异地商会参与地方治理的实践与启示——以广州花都温州商会为例

在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和资本跨地域流动日益频繁的背景下,由同一籍贯工商业者在旅居地自发组建的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异地商会迅速兴起和发展,并成为地方治理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本文以广州市花都温州商会为例,探讨了异地商会参与地方治理的具体实践及其启示,并指出法人地位不清晰、内部治理制度化程度低、参与地方治理的实践过于单一,以及存在主动行政化趋势是异地商会发展过程中应该克服的不足之处。

社会组织管理:模式争辩与现实启示

近年来,随着社会组织的广泛兴起并日益发挥重要作用,国家相应的管理策略也出现了积极的转向。在注册登记方面,放宽准入使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获得"合法"身份;在运作内容方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着力引导各类社会组织面向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强化其公益属性;在政社分开方面,加快推进官方色彩浓厚的社会组织去行政化改革。这些政策转向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既有理论模式,呈现出一种新的倾向。

社会组织管理:模式争辩与现实启示

近年来,随着社会组织的广泛兴起并日益发挥重要作用,国家相应的管理策略也出现了积极的转向:在注册登记方面,放宽准入使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获得"合法"身份;在运作内容方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着力引导各类社会组织面向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强化其公益属性;在政社分开方面,加快推进官方色彩浓厚的社会组织的去行政化改革。这些政策转向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既有理论模式的描述,呈现出一种新的倾向。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中供应—生产的合约共谋

合同外包的行为过程,涉及政府、公共服务机构、消费者等多元主体及复合目标,研究发现,在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中,作为服务供应者的政府与作为服务生产者的服务机构,因同属于公共服务的提供方而在资源配置和措施选择上趋向一致性行动,产生合约共谋现象。在制度约束松弛和社会参与不足的环境下,合同外包的实际效果与预设的政策目标有可能相去甚远。如果不从公共治理的权力结构和参与机制来分析合同外包的政策过程,或者是仅仅将合同外包看成单纯的招标—签约行为,就难以解释合同外包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合约共谋"现象,更谈不上防范和治理不利于公共利益的共谋行为。

我国社区应急管理体系优化问题研究--以A市B区为例

加强社区应急管理能力建设是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关口前移、重心下移”的必然要求。社区应急管理体系建设面临许多现实困境,以A市B区为例,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现有社区应急管理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社区移动应急平台使用率极低、社区应急救援服务站经常关门停用、志愿者因积极性差无法长期坚持工作。文章基于敏捷治理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构建了新型社区应急管理体系的理论框架,并提出了改进建议:利用敏捷治理理论将原有社区应急救援服务站转变为“智能应急小屋+远程帮办坐席”的模式;将移动应急平台简化为便利快捷的“一键呼叫”小程序;通过对社会资本理论的运用制定社区集体安全规范协议(互惠规范),开展社区应急模拟演练(社会网络)、社区救援力量培训(政府信任)等活动来增强社区应急志愿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和邻里的自救互救意识,做到社区应急管理的守望相助。

日本社区管理特点分析及比较

日本社区管理一般认为是包括政府层面和民间层面的混合型管理，本文通过对有关资料分析，总结出日本社区管理的若干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比了中日社区管理的几个方面的异同，以为我国社区管理的改革提供参考。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内涵、经验及路径——基于广州的案例研究

市域社会治理具有枢纽性、统筹性、联动性等特征,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市域社会治理的提出是对新时代社会热点难点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等重要议题的积极回应,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的实现。通过广州的案例,从党建引领、德治为先、法治保障、共治参与、智治运用几方面梳理市域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优化完善的路径,为各大城市下一阶段的市域治理创新提供借鉴和参考。

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逻辑、经验与路径思考——以广州和深圳市为例

积极探索推进社会治理方式方法与机制体制创新,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特征之一。以广州、深圳为典型案例,从治理的动力来源、推进的责任主体、中国特色治理的价值取向等方面厘清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所遵循的行动逻辑,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需进一步优化完善的路径,能够为各大城市下一阶段的社会治理创新提供经验借鉴与思路启示。

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实践、风险与方向

精细化治理目前已经成为城市治理的重要顶层设计理念,并且衍生出大量具体的操作化措施。结合典型实践,立足中观层面,可梳理出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四大基本导向,即:强化“技术治理”的支撑作用,发挥“再组织化”的体制优势,突出“赋权增能”的基层效应,引导“多元主体”的能动参与。同时,相关实践也产生了一些治理风险,主要包括过度追求基础信息的清晰化、制定与城市发展实际脱节的标准规范、行政链条向下延伸而基层责任落实不到位、过于聚焦细节而延误长效机制建立等。应对这些风险,需要把握好突出问题意识、树立成本思维、强化流程思维、坚持人本理念等重点方向。

外来人口聚居社区管理模式的创新——基于广州市S社区的经验分析

实现外来人口稳定有序的社区管理是社区融合乃至社会和谐的基础和保障。笔者通过对广州市S社区外来人口的管理状况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与梳理,进而针对外来人口如何自主参与、自我管理并与本地人和谐相处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以期能为广州市更好地实现外来人口的社会管理与服务提供政策性的参考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