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022年广州市市售坚果与籽类食品质量监测结果分析

目的分析2020年—2022年广州市售坚果与籽类食品中重金属、黄曲霉毒素和微生物等监测结果,为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政府监管提供依据。方法随机采集散装和定型包装坚果及籽类食品321份,按《国家食品污染和有害因素风险监测工作手册》检测铅、镉、铬、黄曲霉毒素、酸价、过氧化值、大肠菌群和霉菌。结果样品中监测项目均有检出,超标率为9.97%,超标项目是霉菌、大肠菌群、黄曲霉毒素B1、酸价。铅、铬、镉检出值在坚果食品中比籽类高;过氧化值在熟制坚果与籽类食品比生干制品高、籽类比坚果类高;酸价在熟制坚果与籽类食品比生干制品高,散装比预包装高;霉菌检出值在生干坚果与籽类食品比熟制制品高,籽类比坚果类高,散装比预包装高。结论广州市售坚果与籽类食品中重金属元素、黄曲霉毒素污染水平总体较低,其日暴露量远低于容许量,不会引起健康风险。但不能忽视个别样品中霉菌、黄曲霉毒素B1和酸价等超标的潜在危害性,特别是霉菌超标率相对较高,应引起高度重视。

广州市21种市售蔬菜新烟碱类杀虫剂膳食风险评估

目的评估广州市市售蔬菜新烟碱类杀虫剂膳食风险,为保障居民食品安全提供依据。方法于2022年6—9月,在广州市超市和农贸市场采集21种45份蔬菜样品,采用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法检测10种新烟碱类杀虫剂含量;通过广州市居民食物消费与营养素摄入状况资料获取居民蔬菜消费量,计算新烟碱类杀虫剂日暴露量和非致癌风险商值,评估膳食风险。结果45份蔬菜样品中27份检出新烟碱类杀虫剂,检出率为60.00%。10种新烟碱类杀虫剂检出6种,分别为噻虫胺、噻虫嗪、吡虫啉、啶虫脒、呋虫胺和烯啶虫胺。其中噻虫胺、噻虫嗪、吡虫啉检出率较高且个别样品超标,检出率分别为26.67%、11.11%和6.67%,超标率分别为4.44%、2.22%和2.22%。新烟碱类杀虫剂暴露量IMIRPF为3053.00 ng/g,吡虫啉在块根块茎类蔬菜中的含量和IMIRPF最高。吡虫啉、啶虫脒、呋虫胺、噻虫胺、噻虫嗪和烯啶虫胺的人群日暴露量分别为34.58、3.85、1.20、6.87、7.19和0.86 ng/(kg·d);非致癌风险商值均<1,分别为5.76×10^(-4)、0.55×10^(-4)、0.06×10^(-4)、0.69×10^(-4)、0.90×10^(-4)和0.02×10^(-4);非致癌风险商值总和<1,为7.98×10^(-4)。结论本次调查广州市市售21种蔬菜新烟碱类杀虫剂膳食风险较低,但有个别蔬菜样品存在新烟碱类杀虫剂含量超标,应加强蔬菜市场监管。

广州市成年居民邻苯二甲酸酯内暴露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分析广州市成年居民邻苯二甲酸酯(phthalic acid esters, PAEs)内暴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2020年在广州市抽取310名18岁及以上常住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并收集其尿样。应用固相萃取-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技术检测尿液中PAEs的代谢物—7种邻苯二甲酸单酯的含量,包括邻苯二甲酸单甲酯(monomethyl phthalate, mMP)、邻苯二甲酸单乙酯(monoethyl phthalate, mEP)、邻苯二甲酸单正丁酯(monobutyl phthalate, mBP)、邻苯二甲酸单异丁酯(monoisobutyl phthalate, miBP)、邻苯二甲酸单(2-乙基-5-氧己基)酯[mono(2-ethyl-5-oxohexyl) phthalate, mEOHP]、邻苯二甲酸(乙基羟基己基)单酯[mono (2-ethyl-5-hydroxohexyl) phthalate, mEHHP]和邻苯二甲酸-单-乙基己基酯(mono-ethylhexyl phthalate, mEHP)。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居民邻苯二甲酸单酯水平的影响因素。结果 尿样中7种邻苯二甲酸单酯mMP、mEP、mBP、miBP、mEOHP、mEHHP和mEHP的浓度中位数分别为6.148、9.956、240.121、37.632、12.386、16.985、13.674 ng/ml;计算出对应的PAEs日暴露量分别为0.346、0.603、15.689、2.459、5.493、5.486、11.301 ng/(g·d),其中mBP的日暴露量高于容许参考暴露量,是广州市居民暴露最主要的PAEs。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尿液中mBP含量呈下降趋势,学历为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OR(95%CI)值分别为0.454(0.219~0.940)、0.449(0.216~0.934);烫/染头发与尿液中mBP含量的增加有关,烫/染头发一年1次、一年2次以上的OR(95%CI)值分别为1.770(1.051~3.233)、2.113(1.156~3.865);24 h内食用水产品会使尿液中mBP的含量增加,OR(95%CI)值为2.751(1.018~4.048);每周进食2次以上油炸类食品会使尿液中mBP的含量增加,OR(95%CI)值为1.255(1.007~2.882)。结论 广州市成年居民普遍暴露于PAEs, mBP的日暴露量存在健康风险,mBP内暴露水平与多种因素存在关联性。

广州市居民膳食镉含量监测及暴露评估

目的了解广州市日常消费食品镉污染状况,评估居民膳食镉暴露风险。方法对2013—2015年广州市11类食品中的镉含量进行监测,结合2011年广州市居民膳食摄入量调查,应用WHO推荐的食品中化学污染物膳食暴露评估方法对广州市居民膳食镉暴露水平进行评估。结果共监测食品样品3 999份,镉平均含量为0.1 889 mg/kg,P50和P95镉含量分别为0.01和0.751 mg/kg,检出值范围为0.000 5~7.83 mg/kg;总检出率为75.04%(3 001/3 999),总超标率为1.50%(60/3 999)。居民主要膳食中镉平均每周暴露量为0.003 3 mg/kg BW,占耐受摄入量(PTWI)的47.14%。稻米、紫菜、蔬菜和水产品是镉摄入的主要来源,从这四类膳食中摄入的镉占总的膳食镉暴露量91.66%;然而对于膳食消费量高(P95)的人群,镉的周总暴露量为0.011 6 mg/kg BW,占PTWI 165.71%。结论大部分广州市居民膳食镉暴露水平位于安全限值以内,但高摄入量人群暴露量超过PTWI,对健康可能存在一定风险,应引起重视。

广州市市售大米镉污染及健康风险评估

目的了解广州市市售大米镉污染情况,评估镉暴露对居民的健康风险,为确定镉污染监测重点和保障居民膳食安全提供依据。方法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于2014—2019年采集广州市11个区3~4个乡镇(街道)的农贸市场、超市、专卖店和种植户销售的大米。根据GB/T 5009.15—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镉的测定》,采用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测定法检测大米样品中的镉含量,采用单因子污染指数(Pi)评估大米镉污染状况,采用化学致癌物健康风险模型评估镉暴露的健康风险。结果共采集市售大米600份,检出镉594份,检出率为99.00%。镉含量的中位数为0.093 mg/kg,镉含量超标20份,超标率为3.33%。大米中镉的Pi为0.367~0.545,平均值为0.478,污染等级均为优良。2014—2019年广州市居民经食用大米产生的镉暴露个人致癌年风险均值为(2.299~3.829)×10^-5a^-1,平均值为3.221×10^-5a^-1。结论2014—2019年广州市市售大米镉含量基本符合国家标准,污染等级均为优良,广州市居民经食用大米摄入镉的健康风险较低。

2020年广州市售食用淀粉真菌毒素与铅监测结果分析

目的了解广州市售食用淀粉真菌毒素与铅污染状况,分析食用淀粉安全风险。方法2020年在广州市11个区的超市和肉菜市场采集不同包装形态的玉米淀粉和小麦淀粉样品66份,使用多功能净化柱净化-柱后衍生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黄曲霉毒素B1残留量,高效液相色谱-质谱法测定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和玉米赤霉烯酮残留量,使用ICP-MS法测定铅含量。结果49份玉米淀粉样品中有8份样品检出黄曲霉毒素B1,检出率为16.33%,检出值范围为0.33~1.40μg/kg,但在小麦淀粉样品中未检出。17份小麦淀粉样品中有1份检出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检出率为5.88%,检出值为147μg/kg,但在玉米淀粉样品中未检出。49份玉米淀粉样品中有12份玉米赤酶烯酮,检出率为24.49%,检出值范围为21~143μg/kg;17份小麦淀粉样品中有1份样品检出玉米赤酶烯酮,检出率为5.88%,检出值为52μg/kg。市售食用淀粉中铅检出值范围为0.002~0.077 mg/kg,平均值为0.0136 mg/kg,中位数为0.0090 mg/kg,检出率为89.39%(59/66),无样品铅超标。结论广州市售玉米淀粉中玉米赤霉烯酮检出值较高,残留情况应引起关注。玉米淀粉和小麦淀粉中铅、黄曲霉毒素B1和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检出值均较低。

2019年广州市本地种植大米镉污染情况及健康风险评估

目的了解2019年广州市本地种植大米的镉含量,评估本地大米来源的镉暴露风险。方法2019年采集广州市3个区农户种植的大米,共90份样品。依据GB/T 5009.15—2014《食品中镉的测定》方法检测大米样品镉含量。采用单因子污染指数评价广州市本地种植大米镉污染状况,并采用化学致癌物健康风险模型评估广州市当地居民大米来源的镉暴露风险。结果90份大米样品中镉的检出率为97.78%,超标率为6.67%,镉含量中位数为0.074 mg/kg;2019年广州市本地种植大米单因子污染指数为0.367,属于优良等级;当地居民经大米摄入镉的健康风险值为3.006×10-5/a,低于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推荐的最大可接受值(5×10-5/a)和美国环境保护署推荐的最大可接受值(1×10-4/a)。结论2019年广州市本地种植大米大部分镉含量处于安全值范围内,但存在个别样品超标;单因子污染指数显示广州市本地种植大米处于优良水平,当地居民通过大米来源的镉暴露风险较低。

广州市居民膳食主要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暴露水平及其风险评估

目的通过检测广州市日常消费食品中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DEHP)、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DIBP)的含量,评估居民膳食中该类物质的暴露水平并进行初步风险评估。方法在全市采集10类食品共200份,采用气相色谱-质谱法检测食品中的DBP、DEHP及DIBP含量,结合居民食物消费量,计算10类食品中该类物质的暴露水平,采用危险商和危险指数评价该地区膳食来源的该类物质的累积风险效应。结果10类食品中DBP、DEHP及DIBP的最高含量分别为1.256,1.418,0.576mg/kg,肉类及制品、蛋类及制品和水产类及制品等该类物质相对较高;日暴露量分别为2.431、5.981、2.408μg/kg·d;危险商分别为0.243、0.125、0.025,累积暴露危害指数为0.393。结论广州市10类食品中DBP、DEHP及DIBP的含量处于较低水平,当地居民经膳食摄入该类物质的健康风险累积暴露水平处于安全范围内。但肉类及制品、蛋类及制品和水产类及制品等食品的该类物质的普遍污染还是值得关注。

广州市膳食中主要邻苯二甲酸酯污染水平及其风险评估

目的 通过检测广州市5类日常消费食品中主要邻苯二甲酸酯(phthalic acid ester, PAEs)的含量,评估居民膳食中该类物质的暴露水平并进行初步风险评估。方法 在全市采集5类日常消费食品共150份,采用气相色谱-质谱法检测食品中PAEs的含量,结合居民膳食消费量,计算PAEs暴露水平,采用危险商(HQ)和危险指数(HI)评价累积风险。结果 PAEs在这5类日常消费食品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油类食品中污染较严重,其次为水产类食品,奶类食品相对较轻。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diisobutyl phthalate, DIBP)、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ibutyl phthalate, DBP)、邻苯二甲酸丁苄酯(Butyl benzyl phthalate, BBP)及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bis (2-ethylhexyl) phthalate, DEHP]的检测值较高,最高含量分别为4.02×10~4、3.49×10~4、1.51×10~4、8.88×10~3 ng/g,日暴露量分别为4.767、3.697、4.767、2.937 ng/(g·d);DIBP、DBP及DEHP的危险商分别为0.024、0.370、0.059,累积暴露HI为0.453。结论 广州市居民经5类日常消费食品摄入PAEs的暴露水平处于安全范围内,但油类、水产类、肉类及其制品等食品中PAEs的普遍污染值得关注。

广州市城区居民蔬菜水果消费现状

目的了解广州市城区居民蔬菜水果消费现状,为开展科学高效的营养教育和营养干预工作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与人口成比例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于2011年1月—2012年4月选取天河区160户家庭的503人进行连续3 d24 h膳食调查,对108户328人进行食物频率法问卷调查。结果广州市城区居民平均每标准人日蔬菜摄入量为384.4 g(深色蔬菜为172.4 g,浅色蔬菜为212.0 g),符合膳食指南推荐量要求,但深色蔬菜摄入量不及蔬菜摄入总量的1/2。平均每标准人日水果摄入量为86.2 g,远不足指南推荐量;84.5%的居民摄入量低于推荐摄入量。82.0%的居民每天摄入蔬菜,以叶类蔬菜居多;36.9%的居民每天摄入水果,以仁果类和柑橘类为主;大多居民水果消费频次少于1次/周。秩和检验显示,不同年龄居民蔬菜摄入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60岁最高,1~6岁最低)(χ~2=39.293,P<0.01);低收入家庭深色蔬菜摄入量显著低于其他收入家庭(χ~2=18.000,P<0.01);水果摄入量随家庭收入升高而增加(χ~2=6.475,P<0.05),女性水果摄入量显著高于男性(Mann-Whitney U=27 336.0,P<0.05)。结论当前广州市城区居民蔬菜摄入结构不合理,水果摄入严重不足。在开展营养教育和营养干预时需考虑性别、年龄和家庭收入的影响,进而有效促进合理膳食。

广州市米粉制品超范围使用脱氢乙酸情况调查及居民暴露水平分析

目的了解广州市米粉制品超范围使用脱氢乙酸的情况,初步分析居民食用米粉制品的脱氢乙酸暴露水平。方法对2017年广州市市售散装米粉制品中干米粉和湿沙河粉的脱氢乙酸含量进行监测,结合2011年广州市居民膳食摄入量调查结果,应用世界贸易组织推荐的食品中化学污染物膳食暴露计算方法对广州市居民米粉制品中脱氢乙酸暴露水平作分析。结果共监测60份干米粉和60份湿沙河粉样品,脱氢乙酸平均含量为(121.3±260.6)mg/kg,P50和P95分别为5.75 mg/kg和642.2 mg/kg,检出值为3.30 mg/kg^1 740.0 mg/kg;总检出率为62.5%(75/120),总超标率为62.5%(75/120)(米粉制品不得使用脱氢乙酸)。居民从米粉制品膳食中获取的脱氢乙酸的暴露量为14.77 mg/d;膳食摄入量P95的暴露量为50.78 mg/d。结论广州市市售散装米粉制品尤其是湿沙河粉超范围使用脱氢乙酸的问题值得引起重视,脱氢乙酸在食品中的使用量以及超范围使用的情况调查数据存在空白,有必要开展全膳食的脱氢乙酸暴露量评估,为今后修订标准提供基础数据。

广州市售普洱茶稀土元素残留现状分析

目的了解广东省广州市售普洱茶稀土元素残留现状,为人群经普洱茶摄入稀土元素风险评估提供参考。方法 2013—2015年,在广州市超市、批发市场、零售店、餐饮单位、网店5类场所采集418份普洱茶样品,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ICP-MS),依据GB 5009.94-201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植物性食品中稀土元素的测定》方法进行稀土总氧化物含量测定。结果 418份样品进行稀土总氧化物检测,超标169份(>2.0 mg/kg),超标率40.43%,检测值范围0.33~6.70 mg/kg,中位数1.75 mg/kg,均值1.95 mg/kg,P95为3.74 mg/kg,检测值介于2.0~2.9 mg/kg之间样品占比28.23%;介于3.0~3.9 mg/kg之间样品占比8.38%;介于4.0~4.9 mg/kg之间样品占比1.91%;介于5.0~10.0 mg/kg之间样品占比1.91%。稀土元素在生茶中的合格率高于熟茶,饼茶中的合格率高于散茶和其他形态茶,年份<5年的茶叶合格率高于>5年茶叶。结论广州市售普洱茶稀土元素超标率较高;稀土残留情况在不同类别、形态、采样场所、年份普洱茶中存在统计学差异;普洱茶监管重点方向为熟茶、砖茶、沱茶以及年份>5年的茶。

不同冲泡条件下普洱茶稀土元素析出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不同冲泡条件下普洱茶稀土元素析出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评估人群经普洱茶摄入稀土元素健康风险。方法以2013—2015年广东省广州市售普洱茶稀土元素监测结果为基础,根据稀土元素含量将茶叶样品分为0~2.0、> 2.0~5.0和> 5.0 mg/kg 3个层级,从每个层级中随机选取5份普洱茶,每份50 g,充分混匀后制成1份总重量为750 g的混合样品,模拟普洱茶在餐饮消费环节及功夫茶冲泡方式,开展茶汤冲泡实验,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测定冲泡后茶渣、冲泡用水以及冲泡茶汤中稀土元素含量。结果餐饮消费环节茶叶冲泡方式下,稀土元素从普洱茶析出至茶汤的平均比例为5.73%,冲泡过程中普洱茶稀土元素析出水平受茶叶量、水温、时间3个因素的影响,析出率与茶叶量呈反比,与冲泡间隔时间和水温呈正比。功夫茶冲泡方式下,稀土元素从普洱茶析出至茶汤的平均比例为7.01%,以第3泡茶茶汤稀土元素析出率最高(1.80%~3.13%)。结论不同冲泡方式下,稀土元素从普洱茶析出至茶汤中的比例较低,人群经普洱茶摄入稀土元素的量很少,按照消费者日常饮茶习惯,经饮用普洱茶汤摄入稀土元素产生健康风险的概率很小。

不同生产年份普洱茶稀土残留状况分析

目的掌握不同生产年份普洱茶稀土残留状况，了解普洱茶稀土残留变化趋势。方法2013-2015年在超市、批发市场、零售店、餐饮单位、茶博会、网购6类环节采集生产年份明确的264份普洱茶样品，使用Agilent 7700 Series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依据GB 5009．94—201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性食品中稀土元素的测定》方法测定总稀土氧化物含量。结果2010年以前生产的普洱茶稀土超标率均显著高于2010-2015年生产的普洱茶（χ^2=-13．504，P〈0.05）；2010年以前生产的普洱茶中位数、平均值、P50高于2010-2015年生产的普洱茶；2010年以前生产的普洱茶稀土残留量高于2010-2015年生产的普洱茶（Mann—Whitney U=5758．000，Wilcoxon W=18638．000，Z=4．226，P〈0．05）。从分布范围看，普洱茶稀土残留量主要分布在1．0-3．0mg／kg之间，2010年以前生产的普洱茶稀土残留分布区间较2010-2015年生产的普洱茶数值高。结论不同年份普洱茶稀土残留状况存在差异，2010—2015年份生产的普洱茶稀土残留问题较2010年之前有所好转。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居民使用口罩和消毒产品的影响因素

目的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居民口罩和消毒产品使用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Cronbach’sα系数和KMO值对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进行评价。2020年3月4日至5日,通过网络调查居民的人口学特征、口罩和消毒产品使用情况,并分析居民口罩和消毒产品使用的影响因素。结果共回收有效问卷1 713份,其中男性492人(28.72%),有382人(24.12%)认为戴多层口罩会更安全,有269人(15.70%)认为口罩可以经过蒸煮后再用,有265人(15.47%)认为口罩可以经过喷酒精后再用。有1 529人(89.26%)近一个月使用消毒产品对门把手/开关/按钮(84.96%)、地面(71.88%)和马桶/便池(70.70%)进行消毒。多因素结果显示文化程度越高、年龄越大、月收入越高和企业人员更多使用口罩和消毒产品。结论 COVID-19流行期间,居民戴口罩和使用消毒产品的比例较高,但依旧存在误区,文化程度、年龄、职业和月收入对戴口罩和使用消毒产品有影响,应进行针对性的宣传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