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共空间建设与城市文化发展——以广州与岭南文化为例

城市是人的行为塑造的结果,同时又反过来塑造人的行为。城市公共空间作为最反映城市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品味的重要部分,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中国的城市公共空间从民国初年发展至今,在对城市文化的表现和发展方面经历了曲折反复,现在又被提到了理性论证发展的关节点。本文以广州为例,试图阐释城市公共空间一方面应承担起展示宣传岭南文化的重任,另一方面应不遗余力地促进和推动现代岭南文化的持续进步发展。

广州文化体制改革的成效及问题研究

2008年底开始的广州文化体制改革,以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媒体宣传与经营"两分开"、文化企业资产重组和股份制改造、文化院团体制改革等方式全面展开,有力地推动了广州公共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但在改革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如宏观管理体制改革进展缓慢、企业市场自生能力差、文化市场发育不成熟、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低等问题。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需要构建科学的文化监管模式、完善文化主体法人治理结构、培育公开竞争有序的文化市场体制、做大做强文化产业以及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十二五”开局以来京沪深文化政策创新比较——兼议对广州的启示

城市文化发展,必须在贯彻落实国家系列文化政策的同时,结合城市实际情况,配套财税扶持、融资、土地利用及人才使用的配套措施,并配备必要的财政扶持专项资金,这将有力推动城市文化发展,提升城市文化的综合实力。文化发展应突出科技支撑的功能,应将科技创新放在文化发展领域中突出的位置。市民参与文化发展是当代城市公共文化政策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城市文化创新管理的重要渠道。

广州建设“图书馆之城”研究

广州建设"图书馆之城"的实质是构建一个以实现"普遍均等服务"为目标,"覆盖全社会"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目前广州公共图书馆的建设主要存在资源分布不均、经费投入不够、人员编制紧张等问题,特别是区、街道以及社区基层图书馆的服务水平严重不足。为尽快实现普遍均等、惠及全民的公共图书馆服务,广州应积极借鉴国内外经验,加快图书馆立法、创新总分馆体系的建设、大力发展"移动数字图书馆"、开掘图书馆的多种服务功能,以及鼓励社会参与、加快人才建设等。

深嵌于民间信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以沙湾飘色为例

作为"非遗"的沙湾飘色,其实是当地民间信仰"北帝诞"的一部分。对于此类深嵌于民间信仰的"非遗",民间信仰是其根。保护此类"非遗",应让合乎"无害于公益"底线标准的民间信仰脱敏,引导其复兴,并与"非遗"结合,以社区营造为突破口,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在民间信仰实践中保护"非遗",以此培育其内生活力。

城市地铁文化建设研究

地铁文化基本上可以归类于一种城市大众文化现象的范畴,它通常以商业性、流行性、娱乐性为其共同的特征。建设地铁文化,应以世界地铁城市的经验为标杆,融合城市文化精神,形成鲜明的地域特点。

廖燕哲学思想举要

文章从"性无善恶可分"的人性观、"以天地为心胸"的修养观、揭示专制愚民政策的政治哲学观三个方面,揭示廖燕卓尔不群的哲学体悟,指出廖燕在岭南学术史有其不可或缺的地位。

世俗苦恼与精神困境:农村基督教传播的社会基础——以F村女教徒为例

当下民众信仰面临着某种程度的危机,并正在重构之中。农村女基督徒的宗教实践与世俗的"过日子"紧密相连,她们选择信仰基督教始于实用主义,但在信教后会融入情感主义。若要科学化、理性化地引导农民信仰的变革,当从文化持有者内部的视角,了解农民"过日子"面临的世俗苦恼与精神困境,正视当下民众面临的信仰危机,引导农民从"俗世互助"走向"圣灵救赎",促使民众信仰合理重构。

广州强化城市知识创新中心功能的对策探讨

广州要突破知识创新的瓶颈,必须创新财税优惠模式,优化财政投入;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建设;试点中新知识城,促进知识创新型企业集群化创新;规划大学知识创新工程,提升大学的知识创新功能;探索建立知识创新战略联盟以及优化环境,营造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整体性原则和社会整体继承

一、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还在本世纪50年代,人们就把我们这个世纪命名为哲学上的“分析的时代”。美国当代哲学家莫尔顿·怀特关于20世纪哲学的一本著作的书名就叫《分析的时代》。他确认这样一个事实,即“20世纪表明为把分析作为当务之急”。但怀特没有看到另外一个事实,当他把“分析”作为最强有力的趋向来标志本世纪的时候,一种新的综合的哲学却在悄悄兴起。

围海造田与农耕文明——以广州南沙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位处珠江口河海交汇点的广州市南沙地区,现存大量海洋文化历史景观,无论是围海造田、以海为田,还是妈祖文化、炮台文化,都表现出很明显的农耕文明特征,本文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解读和诠释。

第二次粤台港澳文化交流研讨会述要

最近,广州市政协联络委员会、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和广东省文化学会联合在广州举办了第二次粤台港澳文化交流研讨会。现将研讨会讨论的一些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与会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集成性和延续性的特点。历史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自我保护力,而且能不断地接纳、吸收、同化乃至改造外来文化,在历史与时代的演进中产生新的价值,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规范、类聚乃至再生的作用。

论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传统价值观是作为一些观念和行为规范的体系,而不是作为系统的理论存在于中国意识形态之中的。这些观念和行为规范的体系,滥觞于古代原始氏族时代,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比较完整了,以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发展中,又不断地得到补充和完善,成为一个十分严密、庞大的价值系统。中国传统价值观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其中主要因素是自然地理条件、血缘宗教关系、小农个体经济、封建政治结构和传统文化氛围等。

谶纬与东汉学术

东汉学术约略可分为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和纬学。今文经从西汉即立为博士,东汉延续了前世的传统。古文经虽不立于学,却也甚受官家重视。不论是今文经还是古文经,其地位都在谶纬之下。本文阐述了谶纬在东汉政治与学术中的作用、地位及其与今古文经学的勾连、纠结、融通,从一个侧面剖析了儒学在东汉时期的复杂思想面相。

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是辩证的决定论

本文根据唯物史观和现代科学的一些成果,重新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文章认为,严格决定论完全否定偶然因素的作用,主张绝对的因果律,它的这些缺陷在现代自然科学中已受到批判。马克思主张的历史决定论根本不同于严格决定论,它既反对非决定论思想,同时又反对机械决定论思想。历史决定论是包括因果决定论、统计决定论和系统决定论的辩证决定论。

论梁启超的国民精神批判

从19世纪末维新运动失败,到20世纪初辛亥革命爆发前夕,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非常关头。西洋列强的铁骑肆意横行于中原大地,关防瓦解,国土迭遭蚕食瓜分,正所谓“十八行省之公地,何处非以血为染;四百余兆之同胞,何日非以肉为糜”,中国社会及其经济基础受到了极为强烈的震荡。但值此变乱之际,国民的精神状态却严重地落后于时代前进的潮流,已成为中国社会走向当代世界的沉重负担。梁启超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杰出领袖和文化大师,以其敏锐的目光,犀利的笔锋,率先揭起国民精神批判的大旗,为民族的复兴而召唤时代的新民。梁启超国民精神批判的理论,在思想领域具有重要的开拓性,它不仅开启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潮,孕育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一批激进反传统的思想家,同时也启发了新型改良主义者梁漱溟等人走向农村实践之路。

谶纬的禁绝与辑佚

从历朝历代均要禁绝谶纬来看,实际上禁之不绝;禁绝谶纬虽然主要令出帝王,但帝王往往信仰之。之所以要禁绝谶纬,则在于谶纬的中心内容主要是君权的政治合法性问题,而此问题恰恰属于最"敏感"的话题,不可讨论。此外,将学术史上对谶纬的辑佚加以展示,可以为谶纬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指引。

质量伦理与当代经济

质量伦理在当代社会经济中不再仅仅是附属于商业的职业伦理,它是当代经济活动或企业活动不可缺少的内在伦理机制,是经济制度创新和发展的重要动力。质量伦理意味着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国家经济竞争力,它对市场经济作为一种避免畸形经济的健康经济、高生活质量标准的经济具有规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