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如何道歉:法院自赔案件道歉条款的限缩适用与行为范式——以最高人民法院公开的46份赔偿决定书为研究范本

法院对错案向当事人'赔礼道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规定的一种赔偿方式。然而《国家赔偿法》及司法解释对赔礼道歉的规定仅有原则性规定,导致实务工作中怎样操作存在大量争议和困扰。民众和司法机关对赔礼道歉的认识存在双重分歧:一方面,根据损失放大效应,当事人对自己遭受的损失在心理感受上总是会不自觉放大的,对获得道歉的法定权力期待极高。而赔偿法院在作出赔礼道歉的决定时,显示出若干犹豫或者委屈,这其中既有正当考量,又有本能回避,还有因缺乏操作指引而造成的困扰,最终结果往往与赔偿请求人的期待形成巨大落差,不但不能完成受害人内心修复的良好期待,反而继续恶化了与当事人的关系。另一方面,上下级法院对同一损害事实作出相反赔偿决定的情况普遍,案件在不同地区、不同层级的认识不能统一,严重削弱了法院形象。回到现实,承认司法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承认道歉自带的人格贬抑属性将在一定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对司法权威构成减损。为此,可以尝试梳理常见错案的责任关系,设立道歉的责任原则,改变司法机关面对任何错案都要赔礼道歉的不当情形,合理降低当事人过高的期望值,同时就法院如何道歉提出若干细节上的优化建议。

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实证分析——以刑事案件速裁程序适用的案件范围为主线

本文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以G市Y区人民法院运行"轻刑快审"机制和"刑事速裁"程序的实践为基础,对两者的工作机制、办案流程、适用案件范围、权利保护等方面进行异同点的对比分析,旨在为现阶段我国正在尝试的试验性立法提供来自试点法院的数据,并为完善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提出意见和建议。建议在未来的立法过程中,扩大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案件范围,将适用于"轻刑快审"机制的案件纳入"刑事速裁"程序中并扩大适用的案件类型,即将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且案情简单、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纳入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中,同时排除复杂疑难、严重、涉外犯罪案件的适用。扩大目前适用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案件范围,能够更好地实现案件的繁简分流,缓解公安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的办案压力,使公安司法机关能够集中更多人力处理疑难复杂的案件,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中法律帮助制度探思

为推进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广州市越秀区在试点过程中建立了一套由法律援助部门指派值班律师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为没有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的法律帮助制度。在试点过程中,主动申请法律帮助率偏低、值班律师服务对象不明确、帮助流程有待规范、经费投入的保障力度不足,阻碍着试点工作向更深层次推进。此外,法律帮助与速裁程序的启动关系,值班律师能否出庭"辩护",非速裁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否获得法律帮助,在试点过程中存在一定争议,这些仍需进一步探索和思考。在接下来的试点工作中,还需要从拓宽法律帮助的范围、规范法律帮助的具体规程和内容、赋予值班律师程序回转建议权、加大经费投入等方面,深入推进速裁程序的试点工作。

认罪认罚从宽的量刑适当性研究——以Y法院试点改革数据为样本

经全国人大授权开展的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亟需尽快完成从理论到实践的落地。经过一至两年基础理论研讨之后,对该命题的研究理应完成从宏观到微观、从定性到定量的转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以来,样本数据不够丰富,但由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非新鲜事物,其精神内涵已然在速裁程序试点过程中得到了践行。本文遂以速裁作为研究从宽量刑的样本,将研究目标选定在了沿海地区的Y法院,基于实务工作提出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定罪、量刑和执行中存在的五个问题,提出要进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顶层设计首先必须重塑认罪认罚从宽的目的论和基本原则,努力实现'四个平衡'。本文提出了新改革试点下探索认罪认罚从宽的适当方法,从界定核心概念的边界入手,提出了'从宽'应在四个方面进行限定,摒弃了单一幅度限定从宽幅度,设计了更为科学合理的立体量刑标准体系,为推进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供了实践依据。

刑事速裁语境下效率价值与公平价值的博弈与平衡

社会对刑事速裁程序的褒与贬集中在效率与公平这两种价值的博弈。一方面,刑事速裁程序之"速"展现了司法系统更高的工作效率,高效则意味着资源配置的更合理、分工的更明确、人力物力的更节约;另一方面,因刑事速裁程序的审限大幅缩短,被告人的先行羁押期也相应大幅压缩,最终的宣告刑期也变得更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实现刑事速裁程序的两大价值有赖于建立"专员专立、专庭专审"机制、建立法律帮助制度、优化具体工作机制、改进宣传方式等,让效率为公平所用,让公平更早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