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进博物馆的几点思考--以广州市黄埔区为例

近年来,随着城市更新改造和社会变迁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的文化空间发生变化,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改变,客观存续条件不足,甚至面临消失。在当前倡导非遗进博物馆的大环境下,需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博物馆设施,考虑各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特点,将博物馆和非遗项目充分结合起来,积极调动传承群体的积极性,最大化促进非遗的保护和传承。笔者以广州市黄埔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博物馆为例,结合实际,就非遗进博物馆提出几点思考。

民国(1921—1938)广州电影院行业规则探析

1921—1938年,广州市内电影院行业十分繁荣,期间曾正常营业的电影院多达32家。为促进行业发展,广州市政府在电影院开设、经营、税费等方面制定并推行了诸多规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电影院行业的利益,适应了电影院行业的发展规律。然而,有些税费规定明显过于严苛,且执行过程中有时受制于外国侵略势力,从而降低了规则的实际效能,影响了电影院行业的健康发展。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海珠大戏院产权变动考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海珠大戏院产权经历了权归私人、政府独占、政府私人公司共有、持续出让等四个阶段。广州市财政局是海珠大戏院最大的产权所有者,"永和"、"联兴号"等私人公司虽然拥有海珠大戏院部分产权,却完全没有话语权;原有业主杨梅宾,更是始终被排斥在产权所有者之外。

南海神庙在广州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价值分析

南海神庙到今天已经有1400余年的历史,其文化底蕴与厚重历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成为我国古代海外交通贸易 史的一个重要遗址,成为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在中外交流史上占据重要意义。本文梳理南海神庙促进了广州对外贸易的发 展,具备较高的历史价值,在民俗信仰层面为广州提供了较大的文化价值,同时在对外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成为广州海上丝绸之 路的重要标志,也成为一张对外交流的靓丽名片。

唐韩愈撰《南海神广利王庙碑》研究

唐元和十五年,韩愈应岭南节度使孔戣之邀撰写《南海神广利王庙碑》,记述后者连续3年亲自祭祀南海神的事迹。考察该碑背景可知,孔戣亲祀南海神受到了支持中央统一削藩政策、报答宪宗知遇之恩并实现个人主张等多重原因影响;其邀请韩愈、陈谏分别参与撰文、书写,则源于与两人个性相投。但碑文所提"海事"一词的含义混杂,与今之理解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批评前任诸岭南节度使的相关字句亦不完全真实。

“和刻本汉籍”概念初解——以江户时代为例

江户时代是汉籍在日本广泛传播的重要时期,大量的重刻、翻印、传抄使汉籍从形式到内容均发生较大变化。在探讨这一时期和刻汉籍概念时,要从文字和内容等基本要素出发,凡是以汉字为主体书写形式、以反映中国思想为主体内容的日本刊刻书籍都应视作“和刻本汉籍”.在正确界定概念的基础上,结合江户时代日本人对汉籍进行的训点、校定、注解、重编和重著等再加工方式,可将“和刻本汉籍”整体结构划分为汉籍原本、训点本、校定本、注解本、重编本和著述本等六个层次。同时期的部分非汉籍,亦可与汉籍相对比参考。

唐宋时期岳镇海渎管理研究——以“庙令”为中心

唐宋时期,朝廷采取委派官员的方式直接管理岳镇海渎祠庙。唐代,其官称作"岳渎令"、"庙令"或"岳令"、"渎令"等,始置于武德七年,品秩、俸禄较低,祝史、斋郎等僚属员额不定。宋循唐前例,最早于开宝六年设置岳镇海渎"庙令"。"庙令"初由祠庙本处县令兼任,后改为专职,官员多以"降黜"、"佚老"、"优贤"等名目任职并虚领俸禄。北宋时,五岳"庙令"改称为"主管岳庙""、监岳庙",但其冗禄无用的虚职属性则始终未变。

清乾隆时期粤海关外洋船牌刍议

清代"粤海关外洋船牌"是由粤海关主官签发供外国船只离华时使用的重要通行凭证,其在乾隆时期已确立了基础格式和基本内容,但该时期的船牌并未完全固化,不同船牌间存在着诸多细节差异。乾隆时期的船牌被赋予了通行和完税的双重功能,并作为主官履行职权的手段,在粤海关管理体系中发挥作用。透过船牌细节可知,粤海关在外洋贸易过程中执行粗放式管理模式的同时,却对海防安全表现出了高度关注,体现了传统时代独有的特色。

《大宋新修南海广利王庙之碑》来源考略

开宝五年十一月,宋太祖命儒臣李昉、卢多逊、扈蒙以及宗正赵孚等13人分别撰写岳镇海渎与历代帝王碑,共成文52篇,《大宋新修南海广利王庙之碑》即是其中之一。其时,在宋王朝疆域内,已纳入制度化祭祀并完成修葺事宜的岳镇海渎祠14处、历代帝王庙38处,碑文撰写对象便依此而定。所撰之文现存17篇,各篇在内容上具有叙述祭祀对象特质或功绩、彰显当朝皇帝德能与赞扬朝廷修庙德行等共性,体现了统一撰文的特色。同时,撰文行动也展示了宋太祖追求久远功业的意图。

《大宋新修南海神广利王庙之碑》与宋灭南汉考释

《大宋新修南海神广利王庙之碑》与宋灭南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关系密切。该碑在内容上表达了宋灭南汉乃天命所归的政治思想,揭示了宋军胜利的某些内在原因。该碑的建盖与同时期祭祀南海神的行为,均是宋初平南汉后治理岭南地区的重要措施。碑阴处详列的潘美等五位将领职官,明显地体现了战时特征,宋灭南汉战争亦对这些将领的仕途有着关键性影响。

清番禺崔弼辑撰《波罗外纪》文献研究

《波罗外纪》全书文字可分为辑录前人、时人作品和亲自撰写两部分内容,字数上前者约占90%,是全书主体部分,后者约占10%,服务于前者并弥补其不足。全书文献上至春秋中叶,下迄清代中期,时间跨度约2400年;文献所属历史阶段主要集中在唐代以后,而明清时期最多,占比超70%。全书文献征引广博,总数不低于45种,但在诸多细节处存在着文字错误、内容失实、指代不明、过度改动、重复辑录、分类不当以及篇章缺失等七类错漏。

嘉靖皇帝祭海求子的缘起缘落

坐落在今广州市黄埔区庙头村的南海神庙，是自隋代起历朝皇帝祭祀南海神祝融的场所。庙内现存两块明朝嘉靖皇帝御赐的碑刻，一块是嘉靖十一年（1532年）的《御祭南海神求赐子嗣文》（下称求子碑），另一块是嘉靖十七年（1538年）的《御祭南海神谢赐皇嗣文》（下称谢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