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廉政政策执行力的涵义、构成及影响因素

廉政政策执行力是执行主体为实现廉政目标,运用各种手段或措施,调配和利用各种资源,将廉政政策内容作用于政策对象并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能力、力量及效力等构成的一种合力。它包括廉政政策执行理解力、向心力、领导力、协同力等多个方面,政策问题本身、政策执行环境、政策执行主体和政策执行参与者是影响廉政政策执行力的重要因素,提升廉政政策执行力对促进廉政政策的贯彻执行有着重要的作用。

新媒体时代廉政政策传播模式创新探析

新媒体对廉政政策传播的积极影响,在新媒体时代,廉政政策传播的主体更为多元,传播渠道更为多样,传播内容更为丰富,而要提升廉政政策传播效果,在廉政政策传播中必须广泛利用新媒体优势,构建政府、新媒体、公众三方循环互动的廉政政策传播新模式:在传播渠道上,应该由单向直线传播模式向双向互动传播模式转变;从传播媒介看,应该由政策宣传模式向公众互动参与模式转变;在传播内容上,应该由政策文本传播模式向内容形式多元传播模式转变。

廉政政策传播模式的缺陷与突破

如何及时、准确、有效地将廉政政策传播到位,既是廉政政策研究的薄弱环节,也是廉政政策执行不力的重要原因。我国既有廉政政策传播模式无论是在传播渠道、传播媒介、传播内容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缺陷。为了突破现有传播模式缺陷,提升廉政政策传播效果,必须因应新情况、新问题,大力推进廉政政策传播模式的创新:一是充分利用现代新媒体技术,导入全媒体联动传播模式;二是大胆进行传播内容创新,增强政策传播实际效果;三是构建政府、媒体、公众三方良性互动的政策传播新模式。

西方原版教材引进对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影响研究

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是全面提升我党执政能力和实现我党建设目标的必由之路。只有筑牢党的意识形态基础,才能为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不竭的动力。高校既是我国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也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阵地"。教育部从鼓励"不断地引进国外原版教材",到强调"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这种变化不但凸显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也表明缺乏监管的原版教材引进对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稳定造成的冲击已不容忽视。有鉴于此,廓清国外原版教材引进与高校意识形态安全之间的逻辑关系,对提升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掌控意识形态主动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是防治腐败尤为重要的环节——中共“十八大”关于加强党的制度建设 深化反腐倡廉建设思想论析

中共"十八大"十分重视反腐倡廉工作,明确提出了反腐倡廉的任务,并且把制度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强调"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中共"十八大"提出的这些观点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度不健全确是产生各种腐败现象的重要原因,制度建设对于克服各种腐败现象、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加强制度建设,用更加科学的制度推动反腐倡廉建设的进一步深化。

新时代反腐倡廉政策传播优化路径探论

反腐倡廉政策是党和国家持续进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行为准则,加强反腐倡廉政策传播是党和国家进行反腐败斗争的题中应有之义。目前,反腐倡廉政策传播具有传播主体偏单一、传播手段偏刚性、传播途径偏传统和传播受众偏宽泛的特点,针对其特点所表现出的不足,可以选择相应的优化路径:一是顺应新时代传播生态,加强社会力量的二级传播;二是顺应新时代受众的特点,加大柔性传播;三是顺应新时代媒体融合的趋势,加强全媒体传播;四是利用新时代大数据技术选准受众,实施精准传播。

反腐倡廉政策的柔性传播探析

柔性传播指以一种温和、友善的姿态和行为方式进行传播,通过一些非硬性传播特质来实现的传播策略。柔性传播不仅可以满足新媒体时代受众求新求异的心理,而且可以满足受众的参与需求,同时符合现代受众的娱乐化心理,是今后政策传播的大趋势。对新时代反腐倡廉政策的传播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反腐倡廉政策传播取得的不错效果跟柔性传播方式的使用有密切关系。因此,在今后传播反腐倡廉政策时要重视柔性传播策略的应用,努力实现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传播内容的柔和化、传播样式的多样化和传播受众的细分化。

扶贫开发政策实施中的腐败现象及其治理研究

扶贫开发是我国保障民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政策。在这项政策实施过程中,扶贫对象识别、扶贫资金分配、扶贫项目确定和扶贫绩效评价等环节均出现了程度不等的腐败问题。这些腐败现象,影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加剧了社会的矛盾冲突,助长了腐败风气的蔓延,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给国家、社会以及个人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政策本身的弊端、政策实施者的缺陷、政策对象的信息不畅和政策环境的不利影响,是导致腐败现象滋生的重要原因,健全完善政策、提高实施者素质、扩大公众参与、强化监督机制以及营造良好氛围,是治理扶贫开发政策实施中腐败现象的有效路径。

论行动研究方法在反腐败领域的运用

行动研究作为一种扎根于真实情境的研究方法,其在反腐败领域的运用,具有独特的价值。既可以解决反腐败一线工作中的问题,提高反腐败工作的质量及一线工作者的业务素质,促进其职业发展;又可以在强化反腐败一线工作者的职业意识、增强其职业成就感的同时,推进反腐败研究范式的变革,推动反腐败理论的发展。在反腐败领域引入行动研究方法的关键节点主要包括研究的出发点、研究的实施者、研究的全过程以及研究成果的运用等。而将反腐败领域引入行动研究方法应注意的事项主要有三,即尽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发现反腐败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尽可能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合作研究,尽可能推进多维度的行为反思等。

论廉洁城市建设的基本价值取向

我国廉洁城市建设既是新型城市化与反腐倡廉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之举,也是加快构建诚信社会的必然要求。我国廉洁城市建设以规范公共权力运行为总抓手,通过强化顶层设计、发挥公众作用、夯实经济基础以及支撑规范用权的内在机理等,积极促进廉洁城市的深化发展与持久运作。总结经验可知,廉洁城市建设下一步将积极推进多元化治理,开拓规范公共权力运行的新局面。

论“为官不为”及其治理

党的十八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突飞猛进的新发展。"撸起袖子加油干"成为新常态新要求。然而与之相悖的是,由于种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为官不为"的"消极腐败""变相腐败"问题也相对凸显。"为官不为"的主要症结由个人、组织和环境三个层面的因素构成。基于动机、机制与环境的分析,通过具体考究"为官不为"的动机原因、机制成因和环境诱因,我们认为"为官不为"的治理,应当坚持和完善"三位一体"治理思路,即重点着力于矫正个体行为动机、完善组织运行机制、营造廉洁外部环境及三者的联动融合。

“网络反腐”中媒体、民意与政府的互动分析

依赖于网络的开放性、虚拟性和快捷高效的特征,"网络反腐"正发挥着重要作用。增强网络反腐的实效性的关键在于政府是否能够做到尊重和回应民意,能否实现媒体、民意与政府的良性互动。通过对"表哥"杨达才的"落马"事件过程的回顾分析可以发现,在当前的"网络反腐"事件中,一种新型的互动模式,即"自媒体—传统媒体—全媒体—政府回应"的互动模式已经形成,这种发自网络自媒体直至政府做出有效回应的新型互动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媒体、民意与政府的互动,必将有助于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开展。

论“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基层治理

"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根源于"利益冲突",现实生活中"民意→民怨→民怒→冲突"的演变逻辑,凸显了作为基层政府在执政理念、职能定位、制度建设、管理方式以及治理能力上可能存在的不适应性。基层政府亟需以构建服务型政府为核心导向,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构建基层治理网络,建立治理主体合作共赢新秩序、完善应急管理机制,提高危机处理能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

加强权力监督是防治腐败的关键环节——习近平干部监督思想探析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开展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这个过程中,习近平围绕着干部监督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明确指出:加强权力监督、坚决反对腐败,是我们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要运用好巡视这把反腐"利剑";强化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开展多种形式的权力监督工作;要反对特权思想,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提高制度的执行力。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些思想,对于推动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信任、政治效能与政治参与——以澳门为例

文章以2010年对澳门居民的一项问卷调查为基础,探讨了政治信任、政治效能这两类政治态度对不同类别政治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政治信任和政治效能对政治参与的四个类别有一定影响,但总体来看,政治效能的解释力度比政治信任稍强一些。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内监督制度的重建和发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共中央重建了党内监督制度。之后,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中共中央采取多种措施健全监察体制,强化选举监督,规范干部的选拔工作,改进和加强巡视工作,强调权力公开运行,突出对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这些政策的出台,进一步完善了党内监督制度,推动了干部监督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发展。

腐败与反腐败:一个权力观的视角

作为一种政治痼疾,腐败即公权私用,表现为公权力对公共性的价值背离、对制度规范的不遵从及对权力行为的监督失灵。有鉴于文化或心理因素支配行为的预期,权力观念与权力行为、政治实践之间存在内生关联,并通过直接—间接的二元机制发挥作用,权力观扭曲成为腐败的重要归因。权力来源观扭曲制造了一个特权阶层,权力价值观扭曲支持了权力寻租,权力运作观扭曲引起了权力滥用,权力制衡观扭曲则导致了监督失灵,最终"生产"了腐败。因此,在加强法治中国建设的同时,要充分重视文化、心理尤其是正确权力观念的反腐作用。

中国古代庸官之议与治庸之道

"庸官"在中国古代有各种称谓,这些不同的称谓表明了人们对庸官的各种憎恶之情。庸官因其能力、态度的不同,又有各种表征。庸官在中国古代的存在,有着深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根源。庸官拿着俸禄却不作为,于国于民无益,这无疑是一种罪过;庸官因其不作为而放任贪暴现象的发生,其危害甚于酷吏。为了打击和抑制庸官,中国古代形成了内外并举的治庸机制。

默顿官僚制负功能思想述评

默顿在对传统功能主义进行批评的基础上,提出了诸如显功能、潜功能、负功能等新的学术概念,建立了新的功能主义分析范式。在承袭韦伯的官僚制结构的基础上,默顿利用理念型的方法论,从官僚制的内在结构对官僚制的负功能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并由此和韦伯共同奠定了经典的官僚制理论。文章首先探讨了默顿对传统功能主义的质疑,继而分析了默顿建立的新功能主义范式。在对默顿官僚制负功能思想的主要表现进行阐述之后,客观评析其思想,同时提出了在研究中国官僚制负功能时需特别注意的几个问题。

共词分析:腐败概念之再审视

当前,腐败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政治、经济乃至事关国家兴衰和前途命运的重大现实问题,但腐败概念的不确定性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反腐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进程。文章拟运用共词分析的方法,从收集的国内外70个腐败概念中,通过可视化数据抽象出腐败概念的4个要素以及"公—私""权—利"两组关键词,力求明晰腐败的内涵并形成共识,以利于更进一步确立我国反腐败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