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校空间使用后评估研究述评及启示

国外学校空间使用后评估研究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发端阶段、理论成型阶段、标准化阶段以及融汇新理念的系统化评估阶段。近年来,学校空间使用后评估方法体现多样性与适合性,重视对象全面性与主体参与性,评估工作彰显学术性与专业特性。我国今后应对所有学段的学校开展科学的空间使用后评估,通过科学评估帮助空间充分发挥育人价值;充分运用信息技术,促进评估的科学化与实践应用;开展“跨界”使用后评估研究,实现使用后评估的可持续发展。

论教师空间领导力的研究价值、本质与实践体系

教师空间领导力是教师赋予物理空间教育意义,使其发挥对学生全面发展积极影响的能力,其本质在于善用空间以满足学生生理、心理、社会性与精神发展需求。为充分发挥空间领导力,教师应具备全面把握空间学情以及将空间与正式的教育活动和学生非正式学习活动相结合的前提性能力。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可构建包括空间主观建构能力和空间行动能力两个层面,空间意识、空间赋意、空间设计、空间养护力、空间优化力与空间使用能力六个维度的教师空间领导力实践运作体系,为提高教师空间领导的实践效能提供一定的参考与指导。

“双减”政策下延背景下城市幼儿家长教育焦虑的新特征及形成机理研究

当前,“双减”改革进入向学前教育下延的新阶段。本研究采用“教育—社会—市场”的三元互动视角,对28名城市幼儿家长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对城市幼儿家长教育焦虑的新特征及其形成机理进行分析。实证研究发现:当前城市幼儿家长的教育焦虑呈现出焦虑催化、焦虑产生、焦虑加剧和焦虑缓解四大新特征。上述焦虑的形成机理受到学前教育功能、教育分流体制、社会文化、“影子教育”和社会阶层五个因素影响,涉及教育、社会、市场三大主体。对此,应推动政府、幼儿园、家长和全社会形成合力,从而充分发挥教育、社会及市场的协同育人功能。

现代学校空间设计的特性

学校空间的设计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身心发展。通过分析其本质属性、价值属性、形式属性、过程属性和效果属性,提出借助“方向感”和“认同感”来激发对空间的向心性,通过多元设计来提高其“多价性”,通过视野开阔的设计来提高其开敞性,通过赋予学生学校空间规划的权力提高其参与性,设计尽量满足学生的多元需求来达到其适宜性。以此提高现代学校空间的整体设计,充分发挥其育人价值。

从“失学少年”到“失足青年”的生成与治理——农村教育贫困的一种文化学解释

借鉴并改造刘易斯的"贫困文化论"理论框架,尝试从社会文化、学校文化、家庭文化和个体文化等四个维度对农村教育贫困问题进行文化学解释。在此基础上以某"诈骗乡"为个案开展教育调查发现:社会文化的"江湖"化会造成学校内部反学校文化膨胀,加上家庭文化中"读书无用"和"读书无望"心态并存,个体在就学中容易倾向于短期投机行为,在初中阶段产生大量"失学少年",并在不良社会文化的浸染下容易参与集体投机诈骗行动,成为"失足青年"。新时代精准治理农村教育贫困问题,一方面要精准识别农村教育贫困对象和文化根源,尤其要净化教育外部环境;另一方面要综合考虑文化与政策的因素,引导目标群体产生良性教育文化和生活方式。

“双减”背景下城市小学家长补习教育决策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理

家长的补习教育决策影响着校外培训治理的效果。映像理论视域下的实证研究显示,“双减”背景下城市小学家长的补习教育决策呈现出四大新特征,并受以下因素影响:社会层面的社会流动和就业压力,大众心理层面的从众心理和分数焦虑,教育体制层面的班级授课制弊端和课后延时服务争议。在补习教育决策的形成机理方面,价值映像是决策的前提,轨道映像是决策的动力,策略映像是决策的中介因素。

我国中小学教师评价方案有效吗——基于霍伊学校结构理论的中美比较研究

教师评价对于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有重要作用。以霍伊学校结构理论为基础,研究对比中美两套代表性教师评价方案在规则设计和权力结构两大维度的运作效果发现:中国方案更具备阻滞型学校结构的特征,美国方案更倾向于促进型学校结构的特征。我国中小学教师评价方案应实现以下几个转变:评价目的从"加强管理"转向"促进教学",制度安排从"依附嵌套"转向"独立自主",教师与评价者的关系从"对立被动"转向"双边互动",评价结果从用于"量化排名"转向利于教师"专业发展",制度设计从"基于经验"转向"专业科学"。

德国义务教育立法:主体、内容及其特征——基于各州法律的文本分析

德国义务教育立法权属于各州,立法主体包括州议会和州政府。德国义务教育的有效法律渊源既包括各州议会制定的学校法或义务教育法,也包括各州政府根据学校法授权而发布的义务教育法规命令。德国义务教育法律主要规范义务教育对象、义务教育年龄和年限、义务教育类型和形式,以及义务教育法律责任。德国义务教育法律重在调整行为、设定义务和规范程序。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

在国家区域重大战略背景下,实现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成为推动教育现代化的一条重要路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及《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将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确立为新时代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四大战略支点。按照《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及广东省委、省政府《关于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和《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等文件要求,推动粤港澳三地教育合作发展成为大湾区建设的重点任务。

贫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贫困地区的优质教师与学生资源流失现象凸显,提升教师幸福感是新时期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围绕"职业幸福感"这一主题,选取广东3个贫困县4 776位义务教育阶段教师进行问卷调查,从职业发展空间、教学能力、社会关系、福利待遇、身心健康和工作压力六个方面探究贫困地区教师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职业发展空间是贫困地区教师职业幸福感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其次为社会关系,而福利待遇间接影响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增强贫困地区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应着力畅通教师职业发展通道,落实多元评价机制;营造尊师重道的社会氛围,发展良好的家校关系与师生关系;落实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提升贫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待遇。

学校交往空间规划的原则与策略

交往是学生成长的重要途径,交往空间是学校中重要的功能性空间。规划学校交往空间,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对营造学习共同体、增进学生人生幸福具有重要意义。规划学校交往空间应坚持幸福、公平与发展性三方面价值导向性原则,遵从安全性、舒适性、交互性、活动性、开放性以及融通性等六方面实践操作性原则。学校建设者、管理者以及教师都应树立空间不空、空间育人与交往育人的意识,努力把交往空间规划成学生成长历程中的“幸福体验场”。

层类交错：迈向普及化时代的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构建

中国高等教育即将从大众化时代迈向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体系重构对于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顺利更替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普及化时代呼唤高等教育更均衡更充分的发展,我国大众化阶段所构建的以分层为主要特征的高等教育体系已难以适应新时代。高等教育体系构建,既要建基于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的发展性需求,又要兼顾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所建立的现实性基础。应以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为支撑,在普及化高等教育初期建立以"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高等教育"分类并以学位授予权分层的"层类交错"过渡性体系。

教师惩戒行为及其规制

教育惩戒是学校或教师对违纪学生实施的旨在帮助其认识错误和矫正行为的负向干预措施。即使现行教育法律并未明示,教师的教育教学权也可以为教师实施惩戒提供法律依据。法规可以调整学校惩戒行为,但却不适于调整教师惩戒行为。借鉴域外经验,运用行政指导或者行政命令指导学校制定教师惩戒规则,或者直接授权学校制定教师惩戒规则,则不失为一种可能的规制选择。它符合教师惩戒的教育行为属性,也是对教师专业权利的尊重。

农村教育贫困的文化学解释与教育精准扶贫——基于粤西三村的调查研究

从文化学解释出发,借鉴和改造奥斯卡·刘易斯"贫困文化论"的理论框架,并选取粤西三个农村进行田野调查和案例研究,从社会文化、学校文化和家庭文化三个层面寻求导致农村教育贫困的深层解释。在调研分析基础上,对农村教育贫困的理论解释及新时代如何增强教育精准扶贫实践的针对性作出反思。

复杂政治角力下对多元化的坚守与反复——当前美国高等教育中肯定性行动实施回顾

20世纪70年代开始,基于补偿弱势少数族裔群体的肯定性行动政策在美国高等教育中全面实施,其主张各院校要招收与黑人、拉美裔等人口比例相近的少数族裔学生,以实现生源多元化。经过多年实施,该政策为当代美国种族平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了美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教育政策之一。肯定性行动是一个关系到立法、司法、行政等极其复杂的政治议题,多年来,不同的政治派别及团体曾就肯定性行动的实施与否和具体实施方法等展开了激烈而复杂的政治角力,这也导致美国不同级别的法院、不同地区的政府曾就肯定性行动出现截然不同的判决和做法。时至今日,应如何实现多元化、哪些群体才是多元化应惠及的目标,这些困扰肯定性行动多年的关键问题,在新时代的美国必将会引起更复杂的政治角力,美国高等教育多元化的目标实现也必定会更加艰辛。

罗尔斯正义论视角下高考命题内容公平性探析——以近五年全国各地语文高考作文命题为例

命题作为高考制度的初始环节,在承载科学选才使命的同时,高考命题内容也引发了诸多高考公平性的争议。基于罗尔斯正义论视角分析,以近五年全国各地语文高考作文命题为例,素养偏重、城市偏向、感性偏好是命题内容有失公平的主要表现;命题内容公平与科学的价值博弈、考生处于不平等的“原初状态”、命题者直觉经验的局限性是高考命题内容公平困境产生的重要原因。因此,坚持“公平的正义”作为命题内容的首要价值、改善教育环境中“最少受惠者”的不利处境、克服命题者直觉经验的主观偏好是促进高考命题内容公平性的策略选择。

大数据驱动下区域教育治理探析

推进教育治理方式变革、提高教育决策科学化是我国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有力引擎。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数据正在成为提升区域教育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大数据与区域教育治理的有效结合有助于提高教育决策的针对性与科学性,促进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然而,当前大数据运用于区域教育治理还存在宏观与微观数据缺乏有效整合,教育治理中数据采集、存储和处理技术相对落后,大数据较少发挥预测预警功能,区域中不同数据平台和统计口径之间难以贯通、信息安全风险方面的瓶颈。为了使大数据更好地为区域教育治理赋能,需从以下方面着力:以数据驱动的方式建立区域教育治理评价指标体系,更新区域教育治理的数据采集、存储与处理技术,在监测与评价基础上发挥大数据的教育预测与预警功能,以多元异构大数据的融合分析促进区域教育资源的贯通,建立区域教育治理大数据安全运行机制。

新时代高等教育与高等教育新时代

"新时代高等教育"能否助推中国开创"高等教育新时代"是一个亟需探究的重大命题。"新时代高等教育"侧重于对高等教育外部环境的理解,并具有两种叙事语境:一种是中国语境的叙事,指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崛起推力下产生的高等教育"中国模式"初具雏形;另一种是全球语境的叙事,主要指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未来高等教育可能产生颠覆性变化。"高等教育新时代"则侧重于对高等教育内在本质的理解,乃将各国高等教育模式置于全球竞争的背景中讨论,完全是一种全球语境的叙事。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看,一国开创"高等教育新时代"必须贡献本土化和国际化价值兼备的思想体系。"新时代高等教育"背景下中国在开创"高等教育新时代"的道路上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语境的"新时代"赋予了中国高等教育本土价值和道路自信,但自身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阶段性问题仍较突出;全球语境的"新时代"则有利于抹平高等教育竞争中的文化差异,但中国高等教育能否贡献本土化和国际化兼备的思想体系仍待考验。

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门槛缘何提高?——多源流模型的视角

自2014年以来,一些特大城市提高了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的门槛。本研究对北京和上海的十个区县进行了调研,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和政策文本分析法,运用多源流模型对这一政策变动的动因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一线教育工作者眼中随迁子女入学所带来的"教学质量下滑"成为问题源流;各地对于随迁子女就学形式的探索形成了政策源流;中央对于外来人口的管理思路构成了政治源流。政策之窗的开启源于2013年中央人口管理思路的调整。此后,公立校校长(政策企业家)关于限制随迁子女入学的诉求被提上地方政策议程,在新的议程之下,义务教育被重新界定为一种社会福利,仅面向满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员开放。由此,一套严格的入学门槛得以设立。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发展的思考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新时代国家重大战略,教育在其中具有十分重要而特殊的使命和作用。教育合作发展是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建设的基本路向,也是处理粤港澳三地教育关系的基本依据。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发展需要确立"湾区意识",赋予时代新内涵:着眼于长远全局,彰显教育"百年大计"的本质和在湾区建设中的特殊功能;着眼于协同发展,实现优势互补;着眼于现代治理机制创建,建设活力湾区、法治湾区;着眼于融合性发展,构建发展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着眼于包容性成长,形成和而不同的"马赛克"式的湾区教育新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