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大为美术学系讲座纪要

国际著名的艺术策展人,艺术评论家费大为先生于2001年12月13日应邀为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学系学生做了一场讲座。同时,费大为先生受聘为美术学系客座教授,在今后的两三年内,具体参与到美术学系的教学活动中。

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与学院人文教育

本文试图结合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型问题,探讨美术学院中的人文教育问题:1,美院的教学体系应如何回应当代艺术的公共性与政治关怀?2,必须重视在美术教育中的政治学与伦理教育的扭曲与失落的问题。

盘龙城美术考古与美术史研究——盘龙城青铜文化序言

盘龙城能体现商代青铜文化特征的出土文物众多,从中可以找到不少有价值的美术史研究切入点。美术史研究与美术考古所关注的对象均为人类的生存状况。美术史使人们理解艺术品作为人类心路历程的体现物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唤起对人类精神价值创造的惊讶感、崇敬感和敬畏感。美术史研究并不因其沉思与诗意的气质而减少它在知识上的严谨性,如果没有考古材料的坚实基础,任何美好宏大的理论与方法体系都将成为大而无当的空泛之论。

唐代美术史新论——兼与拜占廷美术比较(节选)

唐代美术的辉煌则在于:处于承上与启下的胶着状态,交流走向融合的间隙,兼众家之长,也因此有嫁接、过渡的气质,相对缺乏原创性,它是优秀的,但未必毫无瑕疵。然后将唐代美术与同时的世界另一美术类型——拜占廷美术相比较,指出拜占廷文化与唐代文化类似,也是一种嫁接文明;二者都盛行宗教美术,有巨大的美术运动,但其面貌又极不相同。从这种宏观视角的比较中,透视文化建构的美术史的一个层面。

辽代宫廷绘画机构的两种体制——兼论风格与画派

长久以来 ,由于研究材料的缺乏 ,辽代美术的有关情况一直是美术史的缺环。通过辽代南北分治的政治体制这一线索 ,以文献中有关画家与画迹的记载为依据 ,讨论辽代宫廷绘画机构的两种体制 ,以及与两种体制有关的主要风格与画派问题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艺术·关怀

对于普通人而言,享受艺术似乎是有些奢侈的。甚至,少有人去体会艺术究竟对我们个人本身有什么"用处"。其实,艺术带给人的深远影响,从来都是难以估量的。也就是说,艺术不仅有着它独特的现实意义,更发挥着对社会的积极作用,犹如读一本书,寒冷中会让你感到温暖。这种温暖,会让人产生力量,会让人一生快乐!

超现实形象:沙多·宾大维的雕塑艺术

20世纪中叶以来的西方雕塑史,以现成品、废弃物品等为材料的观念性雕塑成为一种影响范围极广的艺术潮流.……

视觉语言:个性化的观察与忠实于眼见的表达——以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绘画为例证

造型艺术产生的前提是人类的视觉。观看,建立在视觉的生理基础之上,同时体现了知识、文化的影响。艺术家以独特的视觉语言传达个人对世界的思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依据的图画体系与个性探索相互渗透,形成艺术史的丰富面貌。印象派、后印象派绘画中更有一些特别的视觉现象反映出艺术家观看的主观方面在绘画中的体现并对艺术史的发展形成影响。

半个世纪前中国艺术史研究批判的一桩公案——约翰·波普对巴赫霍夫《中国艺术简史》的发难

《汉学还是艺术史——中国艺术研究方法笔记》(SINOLOGY OR ART HISTORY Notes On Method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Art)是半个多世纪以前一篇有关中国艺术史研究方法论的经典旧文，但对今天的中国艺术史研究仍有现实意义。作者约翰·亚历山大·波普(John A．Pope)，1906年生，1938年以哈佛燕京社研究生身份留学欧洲，1941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55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72年成为米德堡学院荣誉文学博士，

实验水墨画在现代性重建中的作用

实验水墨画在现代性重建中的作用李公明首先应该确认，现代性裂变仍然是我们至今所生活于其中的２０世纪世界的基本事实，现代现象是一个包容有历史性与当下性、全球性与地域性的问题。现代现象本身主要是在三大层面上展开和推进；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知识理念体系和心理...

罗丹与中国——《罗丹笔记》中译本序言

罗丹是近百年来西方美术史上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艺术家。

艺术创作和艺术接受中的惯例

本文试图从"艺术惯例"的角度对艺术创作及艺术接受进行分析。艺术创作中题材的选择所依据的是惯例,艺术风格的形成及变化也跟惯例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审美经验构成了接受者在艺术接受中产生认同心理以及审美共鸣的基础。艺术的历史不仅意味着艺术作品在时间意义上的延续,艺术作品相互之间存在着各种关系,艺术惯例的理论,正是我们认识这些关系的一条新的途径。

济南地区石窟、摩崖造像的调查与初步研究(节选)

济南地区的佛教石窟造像,作为济南地区佛教文化的重要遗物,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同时期佛教发展变化的不同情况。这乃是它在佛教文化史研究方面的价值所在。表现在造像的性质和风格方面,除具有中原地区造像的一般特征以外,也还必然具有一定的地区特色。这正是艺术风格源流研究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并且,在国内隋代和唐初石窟造像遗迹严重缺乏的情况下,济南地区的隋代和唐初造像却相当集中、完整,因而,济南地区石窟造像的研究,也就在我国石窟艺术史中有其特殊的意义。本文的目的即在于以尽可能全面、科学的调查,尝试以类型学的方法,对全部调查材料作具有年代学和风格学双重意义的分期研究,进而初步摸清该地区石窟造像在不同时期内的题材、性质、风格流变情形,及其与国内其他地区石窟造像的渊源关系。

论设计中装饰的“多”与“少”(节选)

人们对设计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功能和形式依然是其中考虑的两个最根本因素。装饰现象本质上是一个文化现象,人类天生爱好装饰,"多"装饰发展到无可复加的程度,自有肥沃的培植土壤。于人而言,"多"装饰意味着一种胜利,一种心理的满足。"情境逻辑"是人们在装饰上相互赶超的一个重要因素。自"多"装饰产生以来,就不断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责备。现代科技迅猛发展,科学性取代了艺术性,"功能第一、形式第二"成了设计的必守信条。功能主义因之而来。原来为了突出功能而采用的简洁形式到后来却发展成"为形式而形式"的减少主义。简洁成了追逐的目标,理性的冷漠占领了整个设计界。功能主义偏向于科技而抛弃艺术可谓设计的畸形发展。"多"的装饰和"少"的装饰都有反对对方的充足理由,那么,能不能找到一种"适合"?现实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适合":"文质彬彬"是一个完美而难极的境界。生活的丰富性造就了形态各异的"适合",简言之,"适合"即在需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