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行政审批效率的提升路径探析——以广东省J市为例

行政审批效率关乎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形象的改善和地方投资环境的优化,提升行政审批效率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必然要求。通过对广东省J市提升行政审批效率已有实践的调查发现,该市目前仍存在审批事项清理工作有待加强、审改工作缺乏统筹、部门衔接不够顺畅、信息化水平滞后等突出问题。需从精简行政审批事项、打造"一网式"信息化服务平台、优化行政审批流程和推进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等方面加以改进。

社会组织“去行政化”:缘由与展望

社会组织"去行政化"就是去除社会组织的行政化色彩,还其社会组织自治性、志愿性、独立性、非政府性的组织特征。社会组织的"去行政化"改革有其历史和内在缘由,广州在这方面进行了许多新尝试,包括制定相关法规推进社会组织"去行政化"、解决社会组织主动依附政府体系问题、应对社会组织"去行政化"改革后的生存发展问题等。基于此提出了未来中国社会组织"去行政化"改革的发展方向。

多元包容性治理:现代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理念——以广州为例

构建多元包容性社会治理模式,解决社会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现代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理念之一。对多元包容性基层社会治理进行了理念解析,广州在该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如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相结合、项目治理与协同治理相调合、民生与民主相协调、体制更新与技术引领相配套、德与法相结合等。要从多方面入手使得多元包容性治理具备可操作性。

失独家庭如何走出困境——基于广州实践的多视角分析

中国的独生子女家庭从本质上说是风险家庭。失独家庭面临以下困境:经济收入下降,养老扶助不足;精神遭受打击,心灵缺少抚慰;面对担保事项时遭遇无人担保;家庭气氛改变,家庭出现解体现象等。广州市为帮助失独家庭走出困境进行了诸多实践,从福利多元化、风险社会、优势理论视角等方面探索了帮助失独家庭走出困境的路径。

广州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探索

近年来,广州作为改革先行者,围绕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在加强政民互动、管理和服务高度相融、技术和法治化手段相结合、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民主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和借鉴。

广州市“干净整洁平安有序”治理行动的策略及思考

近年来广州市开始深入推进"干净整洁平安有序"的城市环境及面貌建设,这一城市治理行动有助于城市外在形象的提升,开启了广州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征程。未来广州"干净整洁平安有序"治理目标的深化将从城市规划、城市基层治理、城市政社互动三个方面入手。

社会治理现代化:内涵与实现路径——基于广州经验的分析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其主要内涵是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方式的科学化、重视治理过程的法治化、突出治理过程的联动性。广州市近年在社会治理现代化方面的实践表明,社会治理现代化主要包括加强政民互动、管理和服务高度相融、技术和法治化手段相结合、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民主等实现路径。

广州市志愿服务工作的探索与创新

近年来,广州的志愿服务事业迅猛发展,朝着规范化、专业化、常态化发展道路不断前进,目前已被公认为国内志愿服务事业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其开展的志愿服务的创新性探索表明,志愿服务"去行政化"不等于政府无所作为,政府部门应当在志愿服务中担当起资源支持者、信息联结者、"志愿精神"培育者和制度供给者等角色。

“枢纽型”社会组织:目标偏离与防范

近年来,作为对同类别、同性质、同领域社会组织进行联系、服务和管理的大型联合组织设置,"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实践探索在各地渐次铺开,而有关"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质疑和挑战也引发了各方思考。突破"双重管理体制"的治理困境、消解"高分化、低整合"下的社会矛盾、实现对社会组织的"网络有机整合",是"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产生背景。当前,我国的枢纽型社会组织在运作中存在目标偏离现象,这与"枢纽型"社会组织在创建方式、发展阶段和多重目标平衡方面存在的问题不无关联,亟待防范和矫治。

中国城市扶贫:经验分析与发展路向

相较于农村扶贫而言,城市扶贫同样不能忽视。在现有制度下,城市贫困人口已能够享受一些社会保障和政府的援助政策。总体来看,当前我国的城市扶贫已实现了从单一化到综合化,从偶发式到常态化,从主体一元到主体多元,从"一揽子"扶贫到精准扶贫等的转型。但城市扶贫过程中仍存在着一些不足与缺陷,如"行政化扶贫"弊端突出、扶贫制度供给不足、贫困人群的存在权利贫困现象和贫困人群的自组织欠缺等,需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提升我国城市扶贫的效果。

社会阶层固化:制度化解释与突破

伴随收入差距扩大和人群间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出现,我国的社会阶层出现了固化现象,一方面是同代交流性减弱,另一方面则是代际遗传性加强。社会阶层固化关乎于社会健康发展的动力机制,以及社会稳定和谐的平衡机制。通过对城乡分隔的二元体制、既有利益分配规则的固化、"底层发展"权利的制度设计阈如、社会纵向流动的职业制度渠道欠缺多元化等方面进行制度化解释,应从制度入手来增强社会阶层流动的动力。

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困境与多视角策略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运转和发展的基础力量,其政治参与面临以下现实困境:城乡新旧二元结构导致政治权利"悬空";正式诉求渠道不足造成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缺乏应有的组织依托使得利益诉求"失声";个体意识与素质不高催生"政治边缘人"。必须采取多视角的策略,从制度建设、组织化构建、经济改善、社会共建等方面着手,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水平。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经验分析与发展路向——以广东省为例

社会转型期背景下大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然而却没有融入城市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系统,处在"半城市化"状态,新的城市二元结构出现,城市化质量间接受到影响。为了推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破解"半城市化"困局,中央和地方各层面采取相应制度与措施,不断改善流动人口的生存发展状况及处境。广东省在推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方面积极探索,从制度建设与组织融入并进、管理下移与服务到位并重、经济立足与社会认同统筹三个方面提出新时期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发展路向。

走好网络群众路线:缘由及探析

当前中国的网民已近7亿,群众在某种意义已成为"网民型群众",互联网为党和政府了解社情民意、宣传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渠道,为新时代公共服务的提供增添了动力,为积极引导社会舆论、净化社会环境带来了便利。当前,"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蔓延到了互联网这一虚拟社会空间中,部分领导干部的网络素养欠缺、应对网络言论失语迟语,网络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盛行。必须多方入手,在转变观念、发挥主动性和加强制度机制建设方面采取措施,用好、走好网络群众路线。

社会管理法治化:困境及其突破

以法治为保障,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已被视作和列为党和政府在新时期开展社会管理工作的重要途径。透视我国社会管理法治化政策所提出的背景,分析实现社会管理法治化所面临的困境,突破困境必须治理盛行的潜规则,保障规章制度的权威性;加强各类社会监督,促进社会管理依法运行;让政府职能正确归位,还社会管理权力于法治;加强社会管理领域立法,发挥法治保障作用。

志愿服务中的政府责任

中国的志愿服务活动呈现出严重的行政化倾向,导致志愿服务难以持续化和常态化,出现中国式"志愿失灵"现象以及社会公共资源浪费等问题,针对广州近年来开展志愿服务的创新性探索,本文提出志愿服务"去行政化"不等于政府无所作为,政府部门应当在志愿服务中担当起资源支持者、信息联结者、"志愿精神"培育者和制度供给者等角色。

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发展:困境及突破

新生代农民工相对第一代农民工,有着不同的群体生态和个体追求特征。在个人发展诉求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追求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追求权益平等、寻求在城市中的归宿感以及角色转换。新生代农民工在实现个人发展的过程中面临以下困境:一是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的"制度性歧视";二是缺乏话语权,利益诉求渠道不畅;三是"工厂专制政体"下劳动环境条件的恶劣;四是新生代农民工存在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为突破困境,要进行制度纠偏、疏通利益诉求渠道、改变"工厂专制政体"和建立"身份认同"。

现阶段我国劳动关系:新变化与应对

当前我国劳动关系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态势有所减弱,劳动力内部结构日趋复杂化,劳动关系缔结契约化等,这些新变化同时给社会建设带来了有利和不利因素。应对当前我国劳动关系的新变化,要采取多种措施,包括完善劳动关系制度、加强政府干预、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等,以营造和谐劳动关系,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

枢纽型社会组织:偏差调适与发展

当前我国枢纽型社会组织在运转中存在种种偏差,本文在广州市共青团实证调研的基础之上,分析当前枢纽型社会组织存在的行为和目标偏差,包括: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淡化了社会组织的自主色彩,管理边界与权限不明引起社会组织认同不足,管理服务能力不足导致社会组织提升有限,政治引领与服务支持失衡引发社会组织错位发展等等,基于此提出应对之策。

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变革:从控制到规范——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经验观察

由于社会多元化需求滋生,内外部管理制度存在缺陷,以及创新性扩散的激发,地方政府渐次开展了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地方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在入口管理改革、过程管理变革、出台扶持政策、"去垄断化"和"去行政化"改革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未来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中,将把"发展作为目的,规范作为重点,控制作为应急"作为重要的战略安排。今后,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将由控制走向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