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进博物馆的几点思考--以广州市黄埔区为例

近年来,随着城市更新改造和社会变迁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的文化空间发生变化,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改变,客观存续条件不足,甚至面临消失。在当前倡导非遗进博物馆的大环境下,需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博物馆设施,考虑各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特点,将博物馆和非遗项目充分结合起来,积极调动传承群体的积极性,最大化促进非遗的保护和传承。笔者以广州市黄埔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博物馆为例,结合实际,就非遗进博物馆提出几点思考。

民国(1921—1938)广州电影院行业规则探析

1921—1938年,广州市内电影院行业十分繁荣,期间曾正常营业的电影院多达32家。为促进行业发展,广州市政府在电影院开设、经营、税费等方面制定并推行了诸多规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电影院行业的利益,适应了电影院行业的发展规律。然而,有些税费规定明显过于严苛,且执行过程中有时受制于外国侵略势力,从而降低了规则的实际效能,影响了电影院行业的健康发展。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海珠大戏院产权变动考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海珠大戏院产权经历了权归私人、政府独占、政府私人公司共有、持续出让等四个阶段。广州市财政局是海珠大戏院最大的产权所有者,"永和"、"联兴号"等私人公司虽然拥有海珠大戏院部分产权,却完全没有话语权;原有业主杨梅宾,更是始终被排斥在产权所有者之外。

南海神庙在广州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价值分析

南海神庙到今天已经有1400余年的历史,其文化底蕴与厚重历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成为我国古代海外交通贸易 史的一个重要遗址,成为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在中外交流史上占据重要意义。本文梳理南海神庙促进了广州对外贸易的发 展,具备较高的历史价值,在民俗信仰层面为广州提供了较大的文化价值,同时在对外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成为广州海上丝绸之 路的重要标志,也成为一张对外交流的靓丽名片。

唐韩愈撰《南海神广利王庙碑》研究

唐元和十五年,韩愈应岭南节度使孔戣之邀撰写《南海神广利王庙碑》,记述后者连续3年亲自祭祀南海神的事迹。考察该碑背景可知,孔戣亲祀南海神受到了支持中央统一削藩政策、报答宪宗知遇之恩并实现个人主张等多重原因影响;其邀请韩愈、陈谏分别参与撰文、书写,则源于与两人个性相投。但碑文所提"海事"一词的含义混杂,与今之理解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批评前任诸岭南节度使的相关字句亦不完全真实。

清崔弼辑《波罗外纪》考述

《波罗外纪》一书由清代广东番禺县举人崔弼辑录,约成书于嘉庆五年,是自隋至清中期最完整记载广州南海神庙历史的资料集。全书共八卷,体例上采用了融入个人评论、依时序列举表格与客观记录考证等三种不同的组织形式;内容上将神庙内外各种实际存在的景物以及各类虚拟化的故事传说都一一记录。该书不仅保存了许多历史信息和第一手资料,还对有关问题进行细致考证,使叙述饱满、论断具有说服力,提升了全书的史料和研究价值。

“和刻本汉籍”概念初解——以江户时代为例

江户时代是汉籍在日本广泛传播的重要时期,大量的重刻、翻印、传抄使汉籍从形式到内容均发生较大变化。在探讨这一时期和刻汉籍概念时,要从文字和内容等基本要素出发,凡是以汉字为主体书写形式、以反映中国思想为主体内容的日本刊刻书籍都应视作“和刻本汉籍”.在正确界定概念的基础上,结合江户时代日本人对汉籍进行的训点、校定、注解、重编和重著等再加工方式,可将“和刻本汉籍”整体结构划分为汉籍原本、训点本、校定本、注解本、重编本和著述本等六个层次。同时期的部分非汉籍,亦可与汉籍相对比参考。

唐宋时期岳镇海渎管理研究——以“庙令”为中心

唐宋时期,朝廷采取委派官员的方式直接管理岳镇海渎祠庙。唐代,其官称作"岳渎令"、"庙令"或"岳令"、"渎令"等,始置于武德七年,品秩、俸禄较低,祝史、斋郎等僚属员额不定。宋循唐前例,最早于开宝六年设置岳镇海渎"庙令"。"庙令"初由祠庙本处县令兼任,后改为专职,官员多以"降黜"、"佚老"、"优贤"等名目任职并虚领俸禄。北宋时,五岳"庙令"改称为"主管岳庙""、监岳庙",但其冗禄无用的虚职属性则始终未变。

清乾隆时期粤海关外洋船牌刍议

清代"粤海关外洋船牌"是由粤海关主官签发供外国船只离华时使用的重要通行凭证,其在乾隆时期已确立了基础格式和基本内容,但该时期的船牌并未完全固化,不同船牌间存在着诸多细节差异。乾隆时期的船牌被赋予了通行和完税的双重功能,并作为主官履行职权的手段,在粤海关管理体系中发挥作用。透过船牌细节可知,粤海关在外洋贸易过程中执行粗放式管理模式的同时,却对海防安全表现出了高度关注,体现了传统时代独有的特色。

《大宋新修南海广利王庙之碑》来源考略

开宝五年十一月,宋太祖命儒臣李昉、卢多逊、扈蒙以及宗正赵孚等13人分别撰写岳镇海渎与历代帝王碑,共成文52篇,《大宋新修南海广利王庙之碑》即是其中之一。其时,在宋王朝疆域内,已纳入制度化祭祀并完成修葺事宜的岳镇海渎祠14处、历代帝王庙38处,碑文撰写对象便依此而定。所撰之文现存17篇,各篇在内容上具有叙述祭祀对象特质或功绩、彰显当朝皇帝德能与赞扬朝廷修庙德行等共性,体现了统一撰文的特色。同时,撰文行动也展示了宋太祖追求久远功业的意图。

《大宋新修南海神广利王庙之碑》与宋灭南汉考释

《大宋新修南海神广利王庙之碑》与宋灭南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关系密切。该碑在内容上表达了宋灭南汉乃天命所归的政治思想,揭示了宋军胜利的某些内在原因。该碑的建盖与同时期祭祀南海神的行为,均是宋初平南汉后治理岭南地区的重要措施。碑阴处详列的潘美等五位将领职官,明显地体现了战时特征,宋灭南汉战争亦对这些将领的仕途有着关键性影响。

清番禺崔弼辑撰《波罗外纪》文献研究

《波罗外纪》全书文字可分为辑录前人、时人作品和亲自撰写两部分内容,字数上前者约占90%,是全书主体部分,后者约占10%,服务于前者并弥补其不足。全书文献上至春秋中叶,下迄清代中期,时间跨度约2400年;文献所属历史阶段主要集中在唐代以后,而明清时期最多,占比超70%。全书文献征引广博,总数不低于45种,但在诸多细节处存在着文字错误、内容失实、指代不明、过度改动、重复辑录、分类不当以及篇章缺失等七类错漏。

嘉靖皇帝祭海求子的缘起缘落

坐落在今广州市黄埔区庙头村的南海神庙，是自隋代起历朝皇帝祭祀南海神祝融的场所。庙内现存两块明朝嘉靖皇帝御赐的碑刻，一块是嘉靖十一年（1532年）的《御祭南海神求赐子嗣文》（下称求子碑），另一块是嘉靖十七年（1538年）的《御祭南海神谢赐皇嗣文》（下称谢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