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农户环境保护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广西CX市为例

为了了解西部农村地区的环境污染现状,提高农村环境政策实施效率,本研究对广西CX市40个村的400户农户展开入户问卷调查,运用行为经济学理论分析农户对于环境保护认知的行为,结合调查数据运用Logisitic回归方程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分析。研究发现,农户环境保护意愿与性别、受教育程度、农户自身健康状况、劳动力空心化程度、农户对农村水质的认知以及支付保洁人员清洁费用6个变量不同方向上相关,并运用条件价值估价法测算出总样本的年支付意愿为36.144元,占农户年平均收入的0.21%。研究表明,应进一步加强对环保知识的教育培训,加强饮用水源区保护,重视农村居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进一步落实"清洁乡村"工程,制订完善清洁乡村村规民约,落实环卫保洁员政策;改善农村劳动力空心化状况,引导在外务工人员回乡就业,发展乡镇企业,使农户环境保护意愿能够逐步提高。

农产品主产区农户耕种补偿额度测算

农产品主产区为国家粮食安全、维护生态环境稳定等提供了大量的正外部效应,对农产品主产区内农户受到的空间管制进行补偿,是维持社会公平、均衡区域发展的有效手段。本研究选取广西6个农产品主产区中12个村的440户农户作为研究样本,从农户视角出发,利用CE方法测算农户耕种的补偿意愿额度。研究表明,CE评估中农民接受的耕地资源补偿额度为每公顷53 316元。政策属性边际价值中,农民认为使用方式、使用年限、使用强度的属性价值分别为每公顷12 209.5元、11 369.9元和13 259.0元。3个属性边际价值大小对比可知,耕种方式处于首位,其次是耕地强度,第三是耕种年限。与其他学者的测算结果相比,本研究测算水平较低,但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户对于耕地补偿的支付意愿逐渐上升,这为政府制定农产品主产区补偿政策提供了可操作的科学依据。

历史与现实的碰撞：泰国军事政变

泰国位于东南亚中南半岛,是东盟十国的第二大经济体,至今实行君主立宪制。泰国有着不同于东南亚或世界其他国家军事政变频发的一些特点,其主要原因是:在泰国,军队历来有凌驾于政府之上的传统;军队内部的争权夺利也是导致军事政变的因素;军队发动政变的直接原因往往与其地位和利益受到损害或威胁有关;军事政变也与军方长期形成的政治"使命感"和政治倾向有关。由此也可看出,泰国的"街头民主"所引发的动乱,其实也是导致这类不成熟民主举动被军事政变所终止的原因。

马来西亚检察制度简介

马来西亚检察机关的组织结构和职权行使遵循了英美法系国家的一般规律，但是又有其自身的特点。马来西亚检察机关在禁毒、反贪污等领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基于二分式诱导技术的WTP值测算与偏差分析--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滨海生态环境保护为例

本文采用二分式诱导技术，针对广西北部湾四城市当地居民保护滨海生态环境的WTP值进行了测算，并分析了影响其WTP值选择的偏差形成因素。结果显示：①分别应用Logit模型测算得到受访者在未来的5年里，至少愿意支付（204．13～450．17）元人民币／（人·年）来恢复或保护当地滨海区域的良好生态环境；②在测算过程中分别对单边界和双边界模型进行了多重拟合计算，显示单边界的WTP期望值高于双边界的WTP期望值，且两者均高于其简单算术平均值，表明可以减少低估性偏差；③为有效地避免框架锚定效应偏差，在二分式问卷格式基础上，追加了支付卡投标值问项，统计显示选择值大多落在所设定的投标值范围，因而从一侧面验证了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框架锚定效应；④对居住环境、环境政策和经济收入满意度高的受访者，其支付意愿明显高于满意度低的受访者，原因在于产生了抗议性偏差。

互联网时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导性动力:工业化传统思路的局限

本文融合创新型企业理论与劳动价值论,以社会环境—异质性劳动的匹配结构为框架,对"现阶段社会环境下,创新型企业以认知性劳动引领微观层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观点进行建构性解释。主要结论是:(1)移动互联网经济的社会环境以需求快速变化和信息高度对称为核心特征。这使得供给侧面临的关键结构难题从生产者内部竞争为主的市场结构,转变为生产者与消费者竞争为主的关系结构。(2)为应对社会环境的结构性变化,小米的企业家团队探索出以认知性劳动的构成—配置—复制为主的三阶段结构性改革。一是借助移动互联网,创新型企业的供给侧提前认知了需求方向、对象、内容和数量,形成生产驱动中消费者需求从外生向内生的结构性改革;二是运用认知性劳动配置研发性劳动、交易性劳动和生产性劳动,实现单一产品型企业的供给侧从生产驱动向市场驱动的结构性改革;三是加快认知性劳动的复制,通过跨产品外溢、跨群网络外部性、跨群生态链的收益结构调整,促进单一产品型企业向平台型企业的结构性改革。(3)小米探索的企业家认知性劳动偏向型中国道路,平行转换了供给侧的结构条件,使传统以高科技为主导的价值链高端俘获模式逐步转变为强大用户部门的副产品,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微观落实提供了鲜活的中国样本和原创的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