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理论维度的农村贫困问题阐释

在贝克的研究视野中,风险社会是个较为复杂的理论,现代化风险仅仅是风险社会的一个关键维度,风险社会还与社会的、人生的和文化的风险和不安全等等因素重叠在一起。我国正在走向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城镇化、国际化的征程上,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在不断汇聚凸显,群体性事件和恶性极端事件增多,已然具备了"风险社会"的特征。风险社会理论与农村贫困问题存在着很大的契合性。在风险社会的场域中,农户贫困面临的社会风险主要有自然灾害风险、收入风险、资产风险和健康风险。

去“性别化”的社会主义性别建构:基于仫佬族婚姻形式变迁的思考

通过深入调查仫佬族聚居村落,在获得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以社会性别作为研究视角,梳理出仫佬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历了"入赘婚"、"嫁娶婚"、"两头走"的婚姻形式。同时探究不同婚姻形式下仫佬族妇女的社会性别角色、话语权等,展现当下仫佬族两性的性别建构,预测出两性和谐平等观念的植入以及去"性别化"的社会主义性别建构更能促进两性关系的和谐健康发展。

新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广西民族“四个模范”的形成

历史上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政策,造成广西的民族隔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民族识别、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发展民族经济、民族教育、民族文化等一系列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发展繁荣的政策。经过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使广西成为民族团结的模范、维护统一的模范、维护稳定的模范,是我国民族关系"三个离不开"的模范。

论壮族认同的流动性与身份策略——基于广西壮族傣人、陇人和偏人的社会历史调查回访研究

本文以20世纪50年代广西壮族识别中的傣人、陇人和偏人三类群体为研究对象,旨在对这些特殊群体的族源、社会结构、社会地位及身份认同等问题予以考察,并通过对识别工作的标准及手法的反思,探讨这些现象背后的动力机制。研究发现,在识别工作中,语言要素是实际中最重要且最易操作的标准,而"名从主人"原则在阶级主导的话语体系中赋予了少数民族光荣的地位。然而,在日常的交往中,这些群体的族属意识大都处于自在的状态中,与血缘、地缘、职业、阶层等等诸多区分"我群"与"他群"的身份交织在一起,并且,这些群体对于国家的民族政策并非被动接受,而是自有其诠释和行为选择的逻辑。

扎实推进民族传统文化进校园:拯救文化多样性之良策

保护和发展文化多样性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丰富人民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尽管中国政府采取了不少措施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但是仍然难以阻止民族传统迅速消亡的状况。除了全球化的普遍性原因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民族传统特别是少数民族传统被排斥在教育体系之外,多种原因综合在一起,使中国大陆传统文化消失的速度更加迅速。要改变这种现状,有效的办法就是要扎实推进民族传统文化进校园,把民族传统纳入教育体系之中,让青少年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关于中华民族构成的思考

"中华民族是由56个兄弟民族组成"的说法是否涉嫌把未识别民族排斥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之外,台湾世居少数民族的成分问题也是一个值得重新认识的问题,土生葡人是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已经成为必须正视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中华民族是由56个兄弟民族组成的"的提法进行重新认识。这是关系到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问题。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演进过程探析

中国的市场转型并非是一种无奈的临时抉择,而是在总结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围绕着改革开放这条主线,经由观念转变、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三个相互联系的环节逐步展开的。这个过程充分体现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则,切实推动了中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应该更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特殊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决定了它照搬任何一种理论或经验都是行不通的,不断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也是必然的。因此,必须在加强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特征和运行机制研究的基础上,坚持改革开放、锐意创新,以便最大限度地抑制市场的弱点,充分发挥它的优势。

发展视角下的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化--基于云南的田野调查

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受益权等权利是文化拥有者的基本权利。当前在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化过程中,这些权利往往是被忽视的。这种发展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仅违背公平原则,而且使文化的传承和保护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因此,政府在促进文化产业化发展中,应该制定相关政策,切实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

少数民族村庄文化产业化发展的困境与出路——以广西瑶族M村为例

最近几年,各地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化的发展方兴未艾,但是,在发展中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通过对广西金秀瑶族M村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过程的调查分析发现,由于政府引导政策和扶持资金的缺位,私人或企业的资金注入缺乏连续性,以及社区村民缺乏配套的管理制度和准确的发展定位,从而使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化发展面临难以突破的瓶颈。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化一定要正确处理好"保护"和"开发"的关系,同时要保持政府、企业、社区三者之间的良好互动,以确保在"发展"中"保护",在"创新"中"发展"。

清代玉米、番薯在广西的传播差异原因新解——兼与郑维宽教授商榷

明时玉米和红薯传入中国,清初传入土流并存的广西,但是两者在广西的传播、推广境遇却有很大的不同:玉米传播迅速,种植面积较大,成为山区主要粮食作物,而红薯传播速度较慢,种植面积不大。究其原因,学界有人提出主因是广西在清朝嘉庆以前尚不存在较为严重的粮食短缺以及红薯对土质要求比玉米高,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红薯的品质不如玉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