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城乡互涉:观察百年中国文学的一种视角

在《乡村与城市》一书里,雷蒙·威廉斯指出,在西方尤其是英国的文学传统中,乡村(Country)与城市(city)的对立互涉由来已久,人们对于乡村,往往以为它一方面代表了“宁静、纯洁、纯真的美德”,但也同时意味着“落后、愚昧且处处受到限制的地方”;而对于城市,它当然可以让人想起“智力、交流、知识”,但也不免让人产生负面的联想,那就是认为那里是“吵闹、俗气而又充满野心家的地方”①。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对立却可能是近现代以来才有的事情。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城市与乡村这两种生活方式的差异、甚至对立,当然是存在的,但在传统士绅阶层那里,它们所分别对应的是庙堂之高和田园之乐,这中间进取或隐逸,就成了它们所各自被赋予的文化想象。然而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不但工商业在城市集中而扩大了其功能,而且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和新式教育的兴起,现代知识分子失去了原本相对单一的晋身之途,不得已谋求多样的职业化生存之道,这就既在客观上扩大了城乡的区隔,又在文化想象上给乡村社会贴上了传统、落后乃至蒙昧的标签。

从“身体意识”到“生活即审美”——理查德·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思想探赜

理查德·舒斯特曼主张以“身体意识”统筹身心二元的矛盾,通过培育“身体意识”来增进对精神生命的理解,调和身体与心灵的矛盾。舒斯特曼将“身体意识”作为理论中心点,强调“身体意识”的可错论实践性、“激越”感对创新性思考的作用、可由身体训练增强意识的能动性和非话语性本质四个维度,反思黑格尔与阿瑟·丹托的“艺术终结论”,以及阿多诺、布尔迪厄等哲学家贬低大众文化工业、通俗艺术的偏颇之语,批判他们把握艺术作品话语阐释权的精英主义立场及其造成当代艺术“贫血”与“空洞”的后果。在此基础上,舒斯特曼提出“生活即审美”的论题,会通生活与审美、通俗艺术与高雅艺术的隔阂,倡导平民化实用主义的通俗艺术,实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构筑作为艺术的“具身化”生活实践哲学,使哲学真正能解决生活的问题,弥补传统精英主义哲学的“去具身化”的缺失。重新思考舒斯特曼的美学思想,并将其实用主义美学思想去资产阶级色彩化,有利于我们建构具有人民性的文艺理论。

侗族古歌创作观念研究

侗族古歌特别是一些古歌的歌头、序歌、尾声歌等集中体现了侗族人的创作观念,在侗族古歌创作过程中,人、历史、文化、艺术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此基础之上,古歌所内蕴的诗缘史论、根茎生长论以及生命本色论等创作观念就具有了丰富的社会文化根基,以及充满生命活性的逻辑理性,这对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以亲情拯救自我——论新时代小说中的伦理姿态

新时代总会催生新人物,然而在小说的世界中,却未必总能够推陈出新。自2012年十八大召开以来,中国政治经济生活进入了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代,社会主题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众多小说也秉承了紧扣时代焦点的传统,但它们中的许多人物,却似乎仍旧生活在旧有的轨道上。

壮侗语“来”的两种语义演变

壮侗语连动式中的“来”经历了两条演变路径:一是位移动词>终点格介词>与格介词;二是位移动词>给予义动词>使役动词>状语标记.其中,“来”演变为使役动词后,“来+N_(人)+VP”脱离了连动式结构,独立出现在句首,成为一个固定的容让使役构式.与汉语相比,壮侗语位移动词后接人称代词或指人名词的能力更强,连动式“N_(1)+V+N_(2)+来+N_(3)”中,当N_(3)为N_(人)时,其语法化有类型意义.

壮语方言“放置”义语素的多功能性及语义演变

壮语方言“放置”义语素具有多功能性,可用作动词、介词、连词、助词。以连动式为演变起点,放置动词在连动式前项和后项均发生了多重演变,这些演变过程也是很多语言(方言)反复出现的演变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