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广西单行条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立法进路——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系列研究之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作为我国法的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单行条例是民族自治地方治理民族事务的重要法律依据,民族自治地方出台单行条例,必须着眼于强化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广西民族自治县在行使自治立法权制定单行条例的过程中,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路径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活用立法变通权增进共同性、巧用资源禀赋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立法保障、善用基层立法联系点增强立法认同等经验值得推广。

法治文化建设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互构逻辑及实现路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需要不断汇聚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不竭动力。法治文化建设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共同的文脉基因、共同的思想基础和共同的目标指向,法治文化的基本功能、基本内涵及其建设过程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法治文化建设的思想基础、指导法治文化建设的根本方向、激发法治文化建设的精神力量。为此,需要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规范体系,加强重点领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执法,强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司法裁判论证,完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宣传教育体系。

广西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赋能乡村产业振兴:机理、挑战与对策--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系列研究之一

由于广西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与重点生态功能区高度重合,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又是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的一项重要制度,因此,深入研究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机理、挑战与对策,对于广西充分发挥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助力乡村振兴大有禅益。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作用机理可以总结为:执行负面清单-立足资源票赋调整产业结构-保护生态环境一筛选优势特色发展产业-构建生态经济模式-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然而,当前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在执行的过程中面临着负面清单编制不科学、执行监督效果不佳、配套转移支付制度设计不合理等挑战,需要通过优化负面清单编制、强化负面清单执行监督、完善配套财政制度加以完善。

民族地区横向生态转移支付的法治化构建——以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为例

横向生态转移支付法治化意味着标准的制度化、行为的规范化、权利义务设计的合理化以及监管的常态化。外部性及公共物品和公共资源理论、法治理论、民族发展理论是民族地区与受益地区横向生态转移支付法治化构建的理论基础,通过法律关系主体的确定、权利义务的设计、法律责任的安排,将横向生态转移支付纳入法治化的轨道,能够充分保障民族地区重要生态功能区所获得的资金支持随着所提供的生态服务质量的提高、数量的增加而持续稳定增长,能够更好地解决新时期民族地区“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对于发展民族经济、巩固边疆、加强民族团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深远。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民族文化版权产业发展法治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民族文化版权产业正在逐步向好发展,但发展缺乏政策扶持、产业版权保护困难、作品难以有效为产业赋能等多方面问题依然存在,无法在产业竞争中发挥优势。民族文化版权产业的创新性发展对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重要意义,以产业带动民族文化和民族经济发展有助于增进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应加快落实促进民族文化版权产业创新性转型的政策,构建促进民族文化版权产业创新性发展的法律制度,完善民族文化版权产业数字作品版权登记和交易规则。

网约车平台轴辐型算法共谋规制研究

网约车平台轴辐型算法共谋对市场竞争的破坏日趋严重,亟须予以有效的法律规制。面对网约车平台轴辐型算法共谋,原有的反垄断法律规制体系存在固有竞争分析工具适用效果不佳、共谋事实认定困难、共谋主体难以有效归责等困境。因此,有必要在正确区分轴心平台与网约车司机的法律关系基础上,对现有的网约车平台轴辐型算法共谋规制路径进行优化,应坚守包容审慎的理念,针对现有的竞争分析工具与事实认定方法进行改良,并通过明晰责任承担主体,明确责任分配等方式对归责体系进行完善,以期达致对网约车平台轴辐型算法共谋的有效规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现代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对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国家制度建设所追求的是治理现代化理想图景与现实进路的统一,这必然要求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制度逻辑及其治理实践的有效性。基于历史考察,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有着特殊的形成逻辑,自发秩序与控制秩序的交织主导着乡土社会,“双轨政治”、“国家介入”、“国家进入”、“乡政村治”、“命运共同体”是其重要的阶段特征。基于现实梳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民族地区基层治理进一步坚持人民为中心的主体地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呼吁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制度逻辑发挥更大效能。为此,需要发挥“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治理主体上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方式上做好制度之间的有机协调,治理过程上实现多维度的整合,治理技术上借助现代化信息手段,共同绘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态图谱。

学术资源数据国家所有的逻辑证成及其法治化展开

目前,学术资源数据因其数量庞大而难以为单一主体有效管理与利用,部分商业化运营的学术资源数据库对学术资源数据实施垄断经营,减损了公众的合法权益。在对学术资源数据库进行相应的反垄断监管之外,亦可基于学术资源数据的公共价值,探索学术资源数据归国家所有这一路径。为了实现学术资源数据归国家所有,可从合法性与合理性层面进行逻辑证成,并通过立法形式对学术资源数据归国家所有予以制度确认,对已有学术资源数据库进行整合与改造,制定学术资源数据目录,拓展学术资源数据获取机制,构建学术资源数据归国家所有的实现机制。

优秀民族医药文化法治保障研究

优秀民族医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民族医药的法治保障,已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优秀民族医药法律保护体系。然而,由于民族医药本身的特殊性等因素,当前民族医药在发展中还存在保护范围有待扩大和明确、存续的场域法律保障不足、发展和传承法治保障乏力、相关立法的可操作性和地方特色不强等问题。对此,应当构建统一协调的法律保护体系,依法优化民族医药准入制度,依法完善民族医药文化保障制度,依法健全民族医药监管制度,以及依法保障民族医药文化发展的正确导向。

中国—东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赃物追缴问题研究

近年来,中国—东盟范围内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增长较快,新的问题不断出现,对我国的法治体系建设带来新的挑战。在中国—东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中,涉案赃物的追缴问题一直是司法实践面临的难题之一。当前,中国—东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的赃物追缴主要以刑事追缴为主,采取个案单独追缴的方式,缺乏系统化的追缴合作协定和规范的追缴程序,追缴协助积极性不高、效率低、效果差。为进一步打击中国—东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高涉案赃物的追缴效果,我国应完善中国—东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赃物追缴协助的规则体系,探索多元化的赃物追缴途径,建立电信网络诈骗受害人信息系统,构建中国—东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赃物追缴“协助补偿”制度。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独立董事选任制度研究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是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产生的新型国家出资公司模式,新《公司法》设专章“国家出资公司”首次对此类公司进行了立法规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具有出资主体多元化的特征,完善公司独立董事选任制度,是确保公司治理制度发挥实效、保护异质性出资人利益、实现独立董事监督职能的理性需求。确保多元出资主体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的正当权利,应在提名、选任独立董事时明确保护非国有出资人提名权、设立非国有独立董事席位保留保障机制、明晰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建立独立董事选任履职衔接中的独立性保障机制,在兼顾异质性股东出资利益的基础上,实现独立董事监督职能。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地入市”的法治保障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的改革依赖于法律制度的充分供给。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新修后有关农地入市的法治现状考察发现,当前农地入市的法治保障仍然存在较多问题,主要体现在规范供给不充分、运行机制不完善、监管体制不健全等方面,不足以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提供充足动能。建议构建农地入市全方面法治保障:(1)规范供给方面,应完善农地入市领域从中央到地方的立法规范,在兼顾公法与私法的基础上,明确和细化现行入市主体、交易方式及收益分配等入市制度内容,加快健全入市的配套制度;(2)运行机制方面,需要明晰入市交易规则,搭建入市交易平台,准确定位政府在市场中的职能,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并强化入市改革的政策信息宣传;(3)监管体制方面,既需要科学开展土地规划工作,也需要地方政府严格审核与把控,形成常态化、全面化监管,确保农地入市全环节在法治轨道上展开。

RCEP背景下中国—东盟商事仲裁协同机制研究

仲裁是国际社会解决跨境商事争议最普遍的方式,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背景下急需创新现有的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商事仲裁获得社会认可并不等于会将其作为纠纷解决的首选,公信力、专业化、国际化等问题依然存在。问题的根源在于立法上法律家长主义色彩浓厚,限制了商事仲裁的国内竞争力;而司法的强势地位、缺乏契约属性的商人合意,也使得商事仲裁在国际上举步维艰。要实现中国—东盟仲裁机制的协同,国内改革方向应按照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有序引导当事人意思自治、彻底“去行政化”,并通过“党建+协会”提高仲裁的公信力;国际改革方向应该体现当事人权利本位,推广和规范在线仲裁机制,提升境外仲裁员的数量和专业技能,健全国际商事仲裁合作机制。

完善广西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因素分配法的思考--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为例

因素分配法是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公平公正分配的重要手段和有力保证,所考虑的客观因素包括财力缺口、石漠化防治、森林覆盖、国家级保护区、漓江保护等。广西在运用因素分配法的过程中还存在生态扶贫产业发展因素缺位、因素分配法未充分考虑地方财力水平差异、因素分配法未全面反映生态环境治理成本等缺陷,对此,提出如下完善对策:以生态保护红线作为选取客观因素和确定相关生态功能区面积的重要参考、在石漠化防治因素补助额测算方式中增加石漠化治理成本因素、增加民族自治地方补助因素、增加生态产业扶贫补助因素。

网络司法信息公开的“双刃性”与实施向度

互联网时代对司法信息公开透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法院系统积极应时而动,搭建了数个网络司法信息公开平台,产生了诸多的司法信息公开新形态,如庭审网络直播、裁判文书上网、审判流程公开、执行信息公开等。新形态的司法信息公开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推进司法民主、提升司法公信力及促进法治宣传,但同时也存在泄露个人隐私、放大诉讼瑕疵引发舆情效应、增加诉讼成本等“双刃性”问题。因此,要完善网络司法信息公开的立法,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明确网络司法公开的标准,重视个人隐私保护,建立司法信息公开的异议申请和反馈机制,做好舆情应对工作,并平衡司法机关经费预算。

嵌入与协同:大统战格局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体共治

统战工作的核心要义是团结。“团结”作为党的二十大报告主题的语脉逻辑,体现了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党在主体和组织维度上的基本价值取向。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中心工作和服务大局是统战工作的原则。在大统战格局下,统战嵌入协同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统战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认真对待民族民间传统工艺保护——以《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为视角

《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是统领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并且普遍适用于各类型民族民间传统工艺的战略部署文件与基本准则。《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的制定顺应了经济社会发展对民族民间传统工艺保护所提出的新要求,将民族民间传统工艺保护新理念与国家传统工艺保护政策深度结合,满足民族民间传统工艺保护的现实需要。《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的颁行,基本确立了民族民间传统工艺保护的总体要求、基本原则和任务安排,对于挽救濒临流逝的民族民间传统工艺提供了政策性引导,为当前缓解民族民间传统工艺保护困境带来了一剂良方,可谓意义重大。《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应成为全面推进和执行民族民间传统工艺保护工作的战略指南,应充分彰显人文关怀与时代精神,加强针对民族民间传统工艺传承人的关怀和培养。同时,《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对民族民间传统工艺的保护具有时代性、全面性、整体性和开放性。

以调为业、“三教”融合:民族地区法学教育新转向

调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和谐关系的重要机制,以调(解)为业是未来中国法律职业的新增长点。以法学专业教育增设调解方向为切入点,实现新时代法学专业教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创新创业教育的“三教”融合是回应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与诉源治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德树人为本、创新创业政策吁求的时代需要。然而,当前“三教”融合存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民族地区法学专业的教育体系欠缺、政策话语间断裂模糊等问题。实现以调为业、“三教”融合应完善民族地区高校法学专业调解方向的人才培养机制,构建系统的调解专业教育课程体系,设置调解情境,优化教学方式方法,加强网络调解社会服务平台建设,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民族地区法学专业调解方向教育体系,推进调解类社会组织的设立与市场化运作。

RCEP背景下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比较、挑战与中国因应

RCEP的制定与实施为全球经贸治理提供了崭新的方案。在RCEP背景下,通过爬梳对比国际数字贸易规则不难发现,当前国际数字贸易规则治理还面临以跨境数据流动为代表的数据治理规则存在分歧、数字贸易税收政策制定和协调机制尚不成熟、数字贸易非歧视待遇与数据本地化规则参差不齐等现实挑战。作为国际数字贸易规则治理的主要参与者与积极推动者,中国应发挥大国担当,向国际数字贸易规则治理贡献中国方案。面对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差序化趋势,未来中国应坚守RCEP提倡的包容合作理念,在国内层面利用国内自贸试验区制度型开放优势,分层级推进与高标准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对接工作;在国际层面参加数字贸易规则相关的国际谈判,并与其他参与方保持良好沟通,致力于寻求缩小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分歧的有效途径,推进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共识达成,助力全球数字贸易发展。

后真相时代主观程序正义及其程序改造

后真相时代公民对正义的理解与主观息息相关,建立在法感情理论、知情意行的心理结构与情本体的中国人性格特点上的主观程序正义理论比客观程序正义理论更能应对时代挑战、符合中国国情。凭借主观程序正义的引入,程序正义理论能够得到非教条化的、人性化的重构。将主观程序正义具体应用到程序之中,应通过算法对主观程序正义标准动态把控,同时对程序交往进行人格化改造,对询问与陈述理念进行叙事治疗视角改造,重构司法传播之维使法官与当事人角色互视,并在司法社工协同机制中嵌入社会心理服务。最终在实现程序正义的同时,达成纠纷实质解决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