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法定原则及其中国化研究

作为国家税权运行的基本准则,税收法定原则主要由课税要素法定、课税要素明确、依法稽征等三部分构成。由于税收对财产权的侵入,税权运行的范围和边界成为法律控制的关键。要控制税权,需要准确掌握税收法定原则的内涵和外延,从税收法定原则的理论入手,把握其本质内容,限定税权的边界,理清脉络与传承。探讨税收法定中国化的价值,需要立足国情,探讨税收法定原则的意义,凸显其法律价值;而且,需要从问题出发,剖析我国实施税收法定原则过程中存在的困惑,并设想贯彻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路径。

培养面向东盟诉讼解决机制的法律人才研究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快速发展,中国和东盟各国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经贸争端。对于这些争端,中国和东盟各国已构建了一套多途径争端解决机制,包括调解、仲裁、诉讼等。但是从经贸争端解决的实践来看,诉讼方式仍然没有被大多数当事人采用,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涉东盟纠纷诉讼解决法律人才方面的严重短缺。目前,中国涉东盟诉讼纠纷解决的法律人才培养存在着高校的法学教育落后、在职培训不足的困境。要采取改变中国高校的法学教育培养方案,明确定位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复合型人才,合理设置教学课程和编制教材,提升高校教师团队水平,加强在职法律人才的培训等方式来突破中国涉东盟诉讼纠纷解决的法律人才培养困境。

边疆民族地区优化营商环境的法治路径——以广西为例

当前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除了有地域、文化、自然条件、历史发展等方面的原因外,与营商环境存在短板与不足有一定关系。广西是我国唯一与东盟陆海相邻的边疆民族地区,研究广西优化营商环境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对于实现边疆民族地区营商环境法治化、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应加快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构建更加成熟定型的民族地区法治体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稳定可预期的制度保障;深化"放管服"改革,创造高效便捷营商环境;创新发展公共法律服务,为边疆民族地区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无权处分再研究

我国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中的合意为总括的合意,同时包含发生债权债务和变动物权的效果意思;交付(或变更登记)属事实行为,不能适用无效制度。要使买受人不能依据无权处分合同取得标的物之物权,惟有将合同设计为无效。在债权形式主义下,《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将无权处分合同定为有效,其在逻辑上解释不通,并可能使财产"静的安全"面临过大的风险,还将使善意取得制度因其所适用的前提不复存在而就此作废。

知识产权适用取得时效制度问题研究

适用取得时效制度的直接逻辑前提是无权利人享有权利的外部表现,即权利外观。知识产权不能适用占有制度,但并不意味着其不能产生权利外观;专利权及商标专用权的权利外观由登记和公告产生,其可以比照适用不动产登记取得时效;著作权的权利外观由署名产生,因署名权系人身权,著作权不得适用取得时效。

我国存款保险制度若干问题初探——以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存款人权益保护为视角

存款人权益保护是基于金融市场风化的法律应对,也是存款保险制度的核心制度。存款保险制度隐性存款保险向显性存款保险转变,既是金融风险治理法治化,也是存款人利益权利化的过程。在存款保险制度构建中,应当坚持存款人权益保护的理念,在规则设计上也应予以贯彻和体现。我国现行存款保险制度虽然注重存款人权益保护的探索,尤其是中小存款人的权益,但与国外立法存款人权益保护尚存差距,需要围绕存款人权益保护展开构建。立法的考量上,需要坚持存款人权益本位,引进特别处置制度,并通过行政解释路径完善存款保险基金机构等制度缺陷,从而更好地促进金融稳定和发展。

P2P网贷在我国的风控困局与规制对策

作为互联网金融典型代表的P2P网贷在我国金融抑制的大环境下迅速发展起来,产生了诸多争议:一方面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严重异化并衍生出多种新模式,由此问题频发,并带来多方面风险;另一方面其监管陷入中国式困境,影响到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为此,应从立法、征信、信息公开、自律监管、强化账户管理等方面入手,加强对P2P网贷的规制,以实现金融安全、公平与效率间和谐统一。

全球视域下营业利润征税权分配规则完善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飞速发展,数字产品与服务等相关领域税收受到较严峻挑战。既有规则的多重局限在新形势下暴露无遗。这促使全球各主要辖区和各大国际组织行动起来,通过相关税改方案的实践探索,探寻相关规则的完善之道,其中较典型者如OECD支柱一、数字服务税、联合国税收协定范本第12B条等路径,其在有效应对上述局限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需要互鉴互补。在统合与调适相关路径时,需从相应原则理念革新、对接与适用,规则制定多层次与本地化相结合,处理好单边、双边与多边措施间关系及未来发展大势,形成良性税改进路,完善配套措施等方面多管齐下、形成合力,促使相关规则更加完善。

我国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程序探析

在解决劳动争议的选择上,我国通过嫁接商事仲裁制度,形成国家强制干预纠纷解决的劳动仲裁前置制度。劳动争议前置程序的立法初衷是好的,但随着司法实务的不断推进,目前的劳动争议仲裁前置机制存在诸多弊端。为此,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程序在实务及理论方面都有所矫正。综合劳动争议仲裁及司法实践的新形势,建议我国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程序应当进行大胆改进,劳动仲裁机构的功能应当由裁决向调解进行转变。

财产权与税权的博弈及协调

财产权与税权的博弈及协调是法治社会推进的主线。由于税权的扩张性制约民商事交易行为,影响了民商事法律规则有效运行,并造成了财产权保护的困难。要处理好财产权与税权的博弈关系,需要从利益循环路径出发,从法律体系、配置规范、立法程序和规范税权等方面入手,控制税权随意扩张,协调其与财产权的关系,促进财产权与税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和协同立法的可行性路径研究

粤港澳规则衔接和协同立法是大湾区合作建设发展深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大湾区法治建设一体化的必然选择。面对大湾区规则衔接和协同立法过程中存在的制度差异较大、政策法规体系性不强、部分政策法规地域特色不明显、立法协调操作程序不完善及政策法规协同性评估制度设计不足等困境,需要围绕创新大湾区规则衔接和协同立法的制度内生动力、打造系统性强协调性高的大湾区法律体系、加强大湾区规则衔接和协同立法的自身区域特色、规范大湾区规则衔接和协同立法过程中的立法协调操作程序、建构大湾区规则衔接和协同立法的协同性评估制度及其创新性互动实施制度等六个方面,加强大湾区的规则衔接和协同立法的可行性,以期实现大湾区法治建设一体化的目标。

论商业反腐的协同治理及其实现路径

商业反腐不仅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而且是政府履行监管职能、保障市场有序运行的重要职责。当前,大多数商业腐败存在的前提与政府权力范围扩张到企业经营领域有关,商业反腐存在过度依赖行政主导、监管制度供给不足、监管功能优势未能彰显等问题。为实现商业反腐协同治理目标,需要消解企业管理自主权与政府监管权之间的张力,充分发挥政府对企业合规管理的规范和引导作用,增强商业腐败治理体系的协同性与实效性,促进商业反腐协同治理机制的形成。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法律监管研究

我国长期以来对地方政府债务采取行政控制,但效果不佳。自分税制改革以来,虽有预算法明令禁止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绩效考核决定官员升迁,但因地方人大弱化,举债无风险、高效益的潜规则等促使地方政府官员肆意规避预算法等法律,滋生巨大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因行政控制惯性和国务院地位及其影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控制仍由国务院主导、实行行政控制,但实践经验表明行政控制效果差,需要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控制转轨,从行政控制转向规则控制路径,实施法律监管,完善债务信息公开、风险预警、责任追究等方面法律制度。

我国股票发行从核准制到注册制发展的初步研究——兼论我国证券法关于股票发行制度的修改与完善

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成为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必然。注册制作为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股票发行制度,在我国实施具有必要性,也要进行法律风险评估。要清醒看到核准制度的缺陷,充分利用注册制度的优势,将其融入金融市场发展,力推金融创新。在证券法的修订中,应注重注册制度自身的构建,也应考虑于证券法的衔接,并通盘设计配套制度,整体推进注册制度的生根落地。

污染地块土壤异地处置区域协同治理法律制度的证立及理路构造展开

我国污染地块急于开发利用与土壤污染治理周期长之间的矛盾突出,由于原地处置不能等原因,探索污染地块土壤异地处置区域协同治理法律制度有其迫切性。本文从污染地块土壤异地处置的现实需求、污染地块土壤异地处置区域协同治理法律规范构建的需要及土壤污染防治跨行政区域联动协作机制建立健全的需要三个维度剖析,从构建其合宪合法、污染地块土壤异地处置区域协同治理具备相关立法基础及存在相关实践基础三个方面证立其可行性,提出从建立污染地块土壤异地处置区域协同治理联席会议制度、“三全”联动监管制度和污染地块土壤异地处置区域协同治理联合执法制度、应急联动制度四个方面展开其理路构造。

提起诉讼还是申请执行——治理监护人拒送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司法途径选择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无正当理由不送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有关行政机关依法对其作出责令送学决定后,监护人拒不履行该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提起诉讼,还是申请执行?对提起诉讼与申请执行的合法性考察表明,申请执行才是治理监护人拒送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合法途径。为提高治理的有效性,本文还对申请执行的具体实施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规范拒送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治理的建议。

数字经济下营业利润征税权分配规则改革:中国问题及其应对

随着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营业利润等相关领域税收均受到较严峻挑战。我国营业利润征税权分配规则在常设机构、预提税与源泉扣缴、税收核定与公式分配、地域性特殊优势、税收征管程序、区域合作与多边公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新形势下均暴露无遗。是故须做有针对性的改革,以解决上述问题。这需要积极借鉴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和域外部分辖区在此方面税改的实践探索经验,充分结合我国实际,以进一步完善我国营业利润征税权分配及其相关领域的现存规则。由此应从多方面数管齐下形成合力,建构出一整套应对营业利润征税权分配规则改革的策略:在实体税收方面,应修订《企业所得税法》中的相关条款,明晰价值创造等新理念,完善联结度等范畴;在涉外税收协调合作与因应方面,应保持创新与开放的税收营商环境,推动税收合作改革,引领国际税收分配规则改革;在税收程序和涉税信息管理方面,应提升税收征管能力,加强涉税信息分析与共享,促进国际税收协同共治。

互联网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的认定及其法律规制——强制不兼容的类型化视角

近年来,国内频现互联网平台滥用相对于上下游企业或终端消费者的竞争优势,裹挟进行强制不兼容的行为,对行业发展、社会公共利益和相关方合法权益均造成严重损害,有必要对其予以法律规制。由于互联网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具有诸多有别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特质,对该行为认定的范式应有所更新,其中依赖性认定是关键;认定重点应置于对相关主体间依赖性及滥用行为的考察上。鉴于我国现行法律尚不完善,宜采用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主、《电子商务法》等相关行业监管法为辅的规制方法;而且要在将该行为定性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基础上,考察互联网迥异于传统领域的诸多全新特质,多维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统合协调好不同条文间的关系,以使规制效果最优化。

“互联网+”背景下我国税收征管制度改革中理念的革新与依循

随着新兴技术和数字经济兴起及迅猛发展,“互联网+”理念在国内日渐深入人心,并与税收征管活动实现深度融合。故而有必要借此机会推动我国税收征管制度改革,特别是其相应理念的更新与完善。“互联网+”对我国税收征管的影响中最重要和最集中者莫过于理念上的更新和转捩。但我国税收征管制度改革中的相关理念存在不少不适应“互联网+”要求的短板,不但其顶层设计等远未完善,且与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现状不相适应,由此亟需对其加以革新。同时还应在税收征管制度改革中,严格遵循革新后的理念与原则,其主要包括依法治税、平衡协调、以纳税人为中心等三大理念和协同共治以及统筹兼顾、科技引领、便民高效、强制遵从与合作性遵从并重等四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