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新时期以来广西壮剧的地域文化元素

广西壮剧融汇着八桂大地的风土民情,具有浓郁的民族与地域特色。新时期以来,壮剧不断向深度、广度、高度、厚度等方面掘进,积极延展题材空间,不断更新戏曲观念,切实提升舞台艺术,但仍保持着鲜明的民族特质。其中凝结着丰富的山水文化、民族与民俗文化、历史文化等元素,生动地展现了壮乡特别的地域人文景观。

广西山水文化

广西有山国之称。广西山之多凭直观的视觉经验即可感受。六万大山、九万大山、十万大山,这些数字化的山名似乎在宣布广西山多的事实。著名五岭中的越城岭、都庞岭和萌渚岭在广西北部的桂林和东部的贺州。按区域分布,自西而东,广西北部有凤凰山、九万大山、大苗山、天平山、架桥岭、海洋山、都庞岭;广西中北部有都阳山、大瑶山、萌渚岭;广西中南部有西大明山、大明山、大容山、云开大山;广西南部有十万大山、罗阳山、六万大山。

一段被忽略的广西文学史--1945-1949年的广西文学

桂林沦陷之后到全国解放以前的广西文学,亦即1945年到1949年的广西文学是广西文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本文对这一时期的广西作家作品作基础性的记述,为广西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作一铺垫。

广西诗歌70年发展述评

在当代广西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大文学体裁中,广西诗人是最早获得全国声誉的。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民族与地域的特色都是广西诗歌醒目的文化标记和精神内涵。1990年代,广西诗歌在保留地域、民族特色的同时,在题材、手法、风格、形式上都显示出多元的走向。新世纪的广西诗坛延续了1990年代形成的多元的走向,并进一步形成了包容的姿态和开放的格局。70年来广西诗歌的发展历程是几代广西诗人不断探索与创造的历程,他们的探索与创造为广西文学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仪式性到展示性:广西融水苗族系列坡会群的文化变迁--兼论融水苗族坡会群的传承与发展

媒介环境学派将媒介技术看作“隐形的环境”,旨在探究媒介与人、社会、文化的关系。媒介环境变迁对坡会群产生深刻影响,形成于口语时代的早期坡会,是一种带有仪式性和膜拜价值的原始民俗艺术形式。电子媒介时代的融水苗族坡会受媒介变迁影响发生显著变化,显著表现为仪式性的隐退和展示性的增强。新媒体时代融水苗族坡会群的发展面临机遇和挑战。从媒介环境学审视融水苗族坡会文化及其变迁,探索当前融水苗族坡会群发展的新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近代新式出版环境下广西编辑出版人群体的形成及影响

在中国近代机械初兴的新式出版环境中,广西汇聚形成了多个编辑出版人群体,其中最主要的是活跃于桂垣书局与广西官书局的编辑出版人群体和以《广仁报》等报刊为平台、鼓吹维新革命的编辑出版人群体。近代新式出版环境下的广西编辑出版人群体的编辑出版活动保存和传承了典籍文化、推动和促进了教育发展、传播和宣扬了维新革命等进步思想,对广西社会的新陈代谢与变革转型产生了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并且树立了编辑出版职业素质和职业精神的榜样,示范、引领、激励着后来的编辑出版从业者。

西南剧展的远与近、旧与新——“本期特稿”主持人语

1944年,来自西南八省的戏剧人汇聚桂林,共同上演了一场世纪戏剧展演——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简称西南剧展。西南剧展长达90多天,影响全国,波及世界。随着时间的推移,硝烟散尽,西南剧展渐行渐远,距今已经80年。1984年,在西南剧展40周年的日子里,广西曾经举行过一次纪念西南剧展四十周年座谈会,许多当年西南剧展的亲历者从北京、上海、广州、南宁、昆明等地到桂林参加会议,他们寻访当年曾经居住、排练、演出的地方,回忆他们参加西南剧展的点点滴滴,有深情满怀,亦有万千感慨。

民族解放与个体生存:抗战时期王鲁彦的桂林生涯及其文学创作转变

抗战爆发后,王鲁彦始终坚持文化抗战,追求民族解放。到桂林后,他做了很多关于抗战宣传的工作,创办《文艺杂志》便是其中一项。《文艺杂志》的创办是他结合时代政治语境,依据自身经济状况,思索文化现实情形下做出的选择。期刊创刊后多次遭遇发行困难,曾三次更换编辑,从版面设计和内容编排的变化中能窥探期刊的式微。在期刊的发行、贫困的经济、衰败的身体的共同影响下,王鲁彦心绪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使他的文学创作在1942年前后呈现了不同的特征。在抗战后期,王鲁彦备受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最终他选择暂时放下文化抗战的担子,寻求个人的出路。

茅盾离桂原因探析

抗日战争期间,茅盾有过两次旅桂经历。茅盾第二次离开桂林后去了重庆,个中原因纷繁复杂。茅盾在桂林要面对接踵而至的生活挑战,在多重围困下挣扎生存。战时语境下知识分子的生存具有游移性与不确定性,茅盾在复杂的环境中审时度势,不断调整策略。各方力量都想争取茅盾,蒋介石、周恩来、叶以群曾邀请他赴渝。这些因素或多或少影响了茅盾的个人选择。此外,考虑到桂渝两地的时局境况,权衡利弊之后,茅盾决定前往重庆。茅盾离桂赴渝后开启了新的文化与革命事业。

新南方写作与文学“寻根”——读梁晓阳新著《文学中年》

广西作家梁晓阳在其新著《文学中年》中,跳出了早期《吉尔尕朗河两岸》《出塞书》等作的旅途境界和漂泊意识,开启了自我赤诚人生的书写历程。在野气横生的岭南故土之中,作者袒露了其曲折艰难的身份找寻与文化认同,为新南方写作增添了新色彩。梁晓阳立人为本、以文为媒,在情归故里文化传统的推动下开启了独具个人特色的南方叙事,并最终实现了肉体与心灵的“还乡”。同时,以《文学中年》为窗口,作者掀开了新南方写作既关注基层写作者的精神状态、倾听个体生命的呢喃自语,也摸索文化赓续的脉搏、追溯文学创作本源的艰苦而温情的一面。

事件语义关系与连贯复句标记“然后”的位序

"然后"的基本功能是表示连贯复句各分句之间先后时序的语义关系。"然后"在连贯复句中的位序受到事类、空间方位、因果、目的和动作等语义关系的制约。"然后"的位序具有表达连贯复句的事件语义层次和事件语义距离的功能。

民国时期出版业练习生制度述论

民国时期,出版业普遍施行练习生制度。练习生制度根植于中国传统学徒制的历史土壤,留存着鲜明的本土特色,并随着西方职业教育学和科学管理法的引进,吸收其中的先进理念和要素后不断得以完善,逐渐形成了具有现代特征的职业教育模式。练习生通过招考被录用后,出版企业为其组织了正规的、系列化的文化补习和业务训练,旨在提高其职业能力,增进其文化素养。同时,出版企业还会定期考核练习生的习业成果,依此安排职务晋升及薪资福利。在多项规章的合力之下,民国时期的出版业练习生制度在个人及企业发展上获得了效益双赢。但该制度由于时局环境及管理者的价值观差异产生了期望落差。练习生制度是民国出版业职业教育进步的佐证,并能为当下出版企业的人才培养及出版学科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身体实践、物象隐喻与仪式过渡:桂北红瑶“送梅山”葬礼研究

丧葬仪式是包含多重角色扮演和差序社会关系网络的"社会戏剧"与社区公共事件,具有重要的过渡意义,但关于丧葬如何实现"过渡"功能的运行机制的研究较为薄弱。作为丧葬仪式中的重要媒介,身体实践与物象隐喻提供了分析仪式过渡机制的新路径。"送梅山"是桂北红瑶送亡灵回归梅山祖地的丧葬仪式,通过亡人、孝亲、师公等主要角色的身体实践,灵堂、祭品、器具等物象,实现了"家先-后人"社会秩序的再生产,以及从阴阳区隔到"阴阳一理"的空间动态过渡。探讨社会中模棱两可与秩序之间的边界和张力,有助于反思仪式过渡的动态性。

西南剧展中的抗敌演剧宣传队——西南剧展系列研究论文之一

根据桂林市博物馆内部出版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文物史料选辑》,共二十九个演出团队参加了抗战时期在桂林举办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其中,有三个团队来自军委会政治部,它们是剧宣四队、剧宣七队和剧宣九队。这是三个受到广泛关注的戏剧团队。当时就有署名何泛的作者在《力报》发表文章,称:在西南剧展中所参加的三十余个团队中间,军委会政治部所属的三个戏剧宣传队,四队、七队、九队,是最受观众们注意的团体。

“淡”范畴的哲学根基探析

“淡”,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范畴之一,它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深受传统哲学的浸染。道家对“淡”范畴的哲学滋养贡献最大,老子、庄子、葛洪等人都曾直接言及“淡”,对“淡”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释和建构,滋养了以“淡”为美的思维方式、民族心理、文学艺术、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儒家积极倡导的“以理节欲”“贵和致中”和“温柔敦厚”等思想浸润了“淡”,对“淡”范畴的内涵生成、审美特点、思维方式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佛家的“中道”“悟空”“无我”等思想也都与“淡”有着一定程度的默契,熏陶着“淡”范畴的审美内涵生成与主体人格规范。

唤醒万物的灵魂——盘妙彬诗歌创作论

盘妙彬诗绪敏捷,诗作丰富,作品具有独特的个性与可辨识度。他善于透过生活的剪影捕捉诗意的瞬间,借助灵动的语言书写人生的五味,还善于以朴素的诗心唤醒万物的灵魂,并阐释其中的微言大义。在真实场景和想象空间的交织中,其诗歌融合古典韵味与现代律动,勾勒远方的光影与人间的日常,体察自然的脉动与生命的足音,具有饱满的思想张力与丰富的言说空间。

当诗人邂逅桂林山水本文根据2021年5月26日在桂林学院的讲座整理。--湘桂古道与粤西诗路

今天来跟大家谈一个话题,题目叫“当诗人邂逅桂林山水”。这个题目实际上就是讲诗歌与桂林山水的关系,主要是想通过这个题目来讲“湘桂古道与粤西诗路”的形成。大家小学的时候读过一篇课文叫作《桂林山水》,很多人了解桂林和漓江,是从那篇课文开始的。想到漓江,就会联想到很美的景象。我们知道有一句话叫作“诗与远方”,“远方”是什么呢?为什么诗要和远方联系在一起呢?远方是自己没体验过的地方;远方,是带有一种想象的地方。从审美的角度来说,对遥远的地方,大家都有一种想去看看的愿望。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个跟诗歌结合得非常好的地方,就是我们所在的桂林。所以我把题目叫作“当诗人邂逅桂林山水--湘桂古道与粤西诗路”。

旅桂文人与桂林抗战文化

历史上,曾有很多文化名人来过桂林,而抗日战争时期,文化名人的汇聚达到了鼎盛。抗日战争时期从全国各地来到桂林的文化工作者数以千计,其中相当一部分有很高的知名度。这些文化名人的到来,给小城桂林披上了耀目的光辉,也为桂林创造了抗战文化的辉煌。抗日战争时期的桂林因此被称为“桂林文化城”。

在小说中发现梧州

自古至今,梧州籍作家书写梧州的作品不多,要“在梧州发现小说”很难,但在“文本细读”的前提下,以文学地理学内部研究的方法,可以“在小说中发现梧州”。首先,用“苍梧之野”的历史要素将梧州塑造成边荒之地界,重点介绍“地总百粤”的自然地理位置,将地理信息与地理意象联合表现。其次,凸显“西江通五省”的区域性与“总汇在梧州”的地方感,说明梧州具有发散性与聚集性的枢纽性功能。再次,西江流域以喀斯特地貌为自然地理之基础,形成“山连五岭”“江接大海”的片区,“岭南”一体化观念生成。“在小说中发现梧州”,进而发现了“岭南”。

《大公报》里的桂林师范学院

桂林师范学院是抗战时期广西省政府创办的一所大学,并于创办一年后由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院升级为国立桂林师范学院。桂林版《大公报》创办于1941年3月,它刊登了不少有关桂林师范学院的消息,这些消息如今已经成为广西现代高等教育史、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