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强国视域下数字农业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及空间分异分析

基于农业强国视角,采取协调度模型、灰色预测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数字农业与乡村振兴时空耦合协调的空间分异,并对两者协调度进行峰值预测。结果表明:数字农业与乡村振兴整体协调度较低,总体呈现东-中-西逐级递减的空间布局,中部地区协调度与全国均值高度一致,东西部差距有缩小态势;两系统的协调度逐年上升,预计在2049年达到峰值,与中国农业强国进程高度吻合;两系统协调发展的空间分异性是多个驱动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水平、教育水平、技术创新呈显著影响;不同时期驱动因子的作用强度不同,目前经济水平稳定是主导因子;显著因子交互效应主要表现为双因子增强。据此,建议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溢出效应和协调度较高地区的辐射效应,加大教育、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提升地区经济水平,构建有机多样的策略组合以促进区域农业农村的协调发展。

数字化转型会促进异质股东资源协同吗?

数字技术的发展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异质股东资源的识别、获取、集聚及协同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引入耦合协同模型来测度异质股东资源协同度,以2013—2020年沪深A股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异质股东资源协同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积极促进异质股东资源协同,发挥股东资源协同效应,产生良好的协同效果。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公司透明度和内部控制质量影响异质股东资源的整合和协同,该作用在非高新技术国有企业、东部地区国有企业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较高的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研究结论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异质股东资源协同的作用机制,为推进公司股东资源治理理论创新和制定下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实践方案提供了重要启示。

金融素养、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与家庭消费

基于金融资产配置效率视角,本文探究了金融素养对家庭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影响以及影响机制,并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2017、2019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金融素养提升能够促进家庭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而且这种影响是通过提高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实现的。异质性分析显示,金融素养的提升对于城镇家庭或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家庭、高财富水平家庭的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金融素养的提升仅对于高财富水平家庭的消费结构升级产生促进作用。总之,本研究对于提高我国居民的金融素养、优化金融资产配置、促进家庭消费扩容和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工业互联网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本文利用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2016—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工业互联网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业互联网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工业互联网主要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费用率、提高研发投入强度等路径来提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种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在东部与西部地区显著但在中部与东北地区不显著,对技术密集型企业显著但对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企业不显著,对成熟期企业显著但对成长期企业不显著,对民营企业显著但对国有企业不显著。为此,有必要设法提高工业互联网在制造业企业中的渗透率,充分发挥工业互联网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赋能效应,工业互联网的推进策略应基于不同情境而有所差异。

ESG表现会影响企业股权资本成本吗?

践行ESG发展理念是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我国2012—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ESG表现对企业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ESG表现对企业股权资本成本有显著的负向影响;ESG表现通过缓解委托代理成本和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企业股权资本成本;异质性分析表明,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的企业以及低能耗企业的ESG表现对于股权资本成本的降低作用更为显著。此研究有助于理解企业通过提升ESG表现保护股东利益的内在逻辑,对推动我国企业ESG体系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工业互联网对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

科学揭示工业互联网对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价值。基于2016—2021年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对工业互联网赋能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①工业互联网通过增强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等路径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但由于当前工业互联网覆盖规模有限,被动的供应商集中度提高会导致工业互联网对创新绩效的提升效果减弱;②市场化水平会削弱工业互联网对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效果;③工业互联网对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与企业创新模式、性质、类型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紧密相关。研究结论可为工业互联网与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相关政策制定及落地提供理论指导。

税收激励与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来自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经验证据

有效激励企业进行数字技术创新是提升中国在数字技术领域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本文以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作为外生冲击,实证考察了税收激励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不仅提升了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数量,还提高了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质量。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通过激励企业加大对数字固定资产和数字人才的投资力度,进而促进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此外,企业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基础研究投入力度越大,对数字创新战略的重视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发挥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政府利用税收政策激励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具有重要启示。

工业互联网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

以804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2016-2020年数据为样本,构建双重差分(DID)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首先,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技术能显著提高其盈利能力,这个结论在经历替换被解释变量、调整研究样本、PSM-DID回归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次,工业互联网的这种赋能效应存在异质性:行业上表现为对新材料产业的赋能最强但对生物医药产业的赋能最弱,地区上表现为“中部最强、西部次之、东部较小、东北最弱”,企业属性上表现为对非国有企业赋能显著而对国有企业不显著;最后,工业互联网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主要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及成本率降低效应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