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的中国新诗出路与文学格局问题--以《红旗歌谣》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50年代,《红旗歌谣》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需要把它置于当时的历史语境加以考察。其中涉及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新诗的出路问题,以及新民歌和新诗的问题;二是新民歌与旧民歌的区别;三是文学生产方式的变革与社会主义文学的思考;四是文人写作与民间写作的关系。这些问题的交织,在《红旗歌谣》的编选及其与同类其他选本的差异中有较为集中的呈现。就历史的角度看,不难发现,《红旗歌谣》的编选实践及其新诗出路问题的讨论,使得迥异于此前的文学格局逐渐清晰并得以确立。通过对这一诗选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层面的考察,有助于深化对当代文学格局变迁的进一步认识。

据出土文献说“痛心疾首”及相关字词

成语{痛心疾首}由{痛心}和{疾首}两个词组合而成。卜辞中“疾首”与“首疾”并见。“疾”字在商代甲骨文中就已出现,“病”字则是到了战国时代才出现。在战国出土文献中,“疾”表示的病情比“病”更严重,与《说文解字》的记载相反。{疾}{病}都是非宾格动词,故在“N1+V+N2”这种句式中,可移位为“N1+N2+V”,且N1和N2有领属关系。{痛}{疼}则是典型的不及物动词,不能带宾语,因此{痛心}{疼心}不符合语法规则。“痛心”“疼心”原本作“疾心”。{疾首}和{疾心}本指生理上的疼痛不适感,在春秋末期引申指精神上的痛苦或痛恨,为了强调一种极度的痛苦痛恨而组合成一个四字成语,为了避复,将{疾心}改成{痛心},从而组成{痛心疾首}这个成语。{痛心}一词在汉代以后才开始流行,当是从成语{痛心疾首}中分割出来的。

新时期初知识分子书写中身体维度的复活——以《人到中年》为中心

新时期初涌现出一批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谌容的《人到中年》无疑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从身体的外部形貌、内在欲望及其与精神的关系三个层面进入文本,可以发现久被遮蔽的知识分子身体再度浮出历史地表。其中,知识分子身体的外部形貌得以重塑,作者将具有小资情调的“衬衣皮鞋”等服饰悄然替换,代之以“智慧的眼睛”,其所表征的“知性美”也在审美地位上超越了20世纪50至70年代大为推崇的“健美”;此外,萌发于身体内部的欲望也在一定限度内获得出场的合法性;但近代以降的现代性诉求使身体在与精神的关系中仍处于被统摄地位。由此,知识分子主体性悖论和新时期初小说承上启下的书写面貌得以展现。

面向闽南方言的自监督模型迁移学习

[目的]为了降低低资源闽南方言的语音识别词错误率(character error rate,CER),对中文自监督模型在闽南方言语音识别任务上的微调迁移效果进行研究.[方法]使用两种不同的中文SSL模型Wav2vec 2.0和HuBERT,并采用连接时序(connectionist temporal classification,CTC)和混合CTC/注意力机制(Attention)的迁移学习策略将模型应用于闽言方言的语音识别中.[结果]相比于跨语言迁移方法,本文方法可以使CER降低4.8个百分点以上.[结论]使用更相似的高资源源语言进行迁移学习,可以缓解低资源语音识别面临的资源受限问题,更易获得高性能的闽南方言语音识别模型.

法与文学的“禁忌之恋”——在德里达《在法的前面》的前面

本文对德里达的《前判:在法的前面》进行系统梳理和阐发。德里达的论题叠合了两个面向:一是法的文学,二是文学的法。“法的文学”指向法的叙述性和虚构性,法自身没有本质,它最中心的系谱历史不可讲述,可也正是它本源的空缺导致了叙述在延迟中的差异化重复。“文学的法”则指向文学的建制和惯例,一个文本一旦开始书写,就已经在彰显法的作用并完成“合法的”表述行为,文学的阅读和流通也在法中。引入《类型的法则》,会让我们进一步窥见法与文学的互相支配和生产,它更带来了文学和法的关系的性别化和性爱化。本文首先着眼于德里达讨论的两个面向,刻画出法与文学“禁忌之恋”的基本样貌。本文继而从中抽绎出德里达着重论述的独异性问题,并再结合《法的力量:权威的“神秘基础”》一文阐明法的普泛性与个体存在的独异性之间的裂痕以及由此而来的正义的不可能性,并探问文学的独异性如何有可能为个体存在的独异性赋能,让法也伫立在文学的前面。

出土墓志视野下的北朝民族文学新观察

出土墓志为讨论北朝民族文学交往、交流、交融的具体问题提供了新的观察角度。首先,墓志材料显示北朝时期中央文馆、各级王府中民族文学互动、交流频繁,是北朝民族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外部驱动力。其次,墓志突出的家族性特征还表明,通过教育、婚姻等元素的凝聚和传递,各民族文学形成了很强的内在生长力,涌现了一些成就突出的非汉人文学家族。此外,墓志中也出现了南北文人流动、南朝文学观念北传的资料,从微观的层面印证了北朝民族文学与南朝的联系。不同要素与力量的流动、融合,促成了北朝民族文学的崛起,在文学积累较深厚的拓跋宗室元氏家族及其他一些非汉人家族中涌现了类型丰富的“家传”墓志,丰富了北朝民族文学的独特价值,也彰显了各民族文学交融的典范意义。

汉语会话中列举表达的构式属性

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证了汉语会话中列举表达的构式属性。首先,会话中列举表达的核心意义和形式具备规约化的匹配关系,是共享的群体知识,具备构式的本质属性。其次,列举表达在会话中普遍嵌入的序列性环境是其外部结构,与其阐释或构建上位概念范畴的意义具有整体的匹配关系,形成内外嵌套的互动构式。第三,会话中列举项之间的平行耦合关系体现出列举具备临时构式的属性。

古文字“[羊牛]”字新释

本文通过考察出土文献中的“[羊牛]”及相关诸字,认为“[羊牛]”应分析为从牛、羊声,甲骨文专用于记录赤色牛,后引申出赤色义。“[羊牛]”“辛”二字读音上并无必然联系,而是字形上的相混而导致的误定声符。据此,我们认为中山王鼎“■道”可读为“养导”。

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团委:以文育人强自信,身实践谱华章

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团委(以下简称系团委)立足专业特色,持续引导团员和青年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在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文化转型初期的一种中国想象——论《中国人自画像》、《中国人的精神》、《吾国吾民》的中国形象塑造

在古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关键期,陈季同描述的"家庭中国"、辜鸿铭塑造的"道德中国"以及林语堂想象的审美化的"人文中国",向西方展示了一种价值中国的形象,这是对文化转型时中西文化冲突的一种积极回应。这一回应的特殊之处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方面,这些中国形象都隐含着对西方现代性理念的认同,是通过中国人建构中国形象而参与到西方中国想象的话语谱系之中;另一方面,它是以中国自身的形象建构表现出对西方中国想象的反拨与重建,明显地带有对西方问题的思考和想象,由此形成了中国形象与西方中国想象以及与西方自身想象的一种对话关系,这不仅可以改变西方原本存在的中国想象,也能够让西方世界从对话的场域中重新发现自己。

选本“选界”变迁与中国当代文学地形图

从选本“选界”变迁的角度对中国当代文学变迁展开研究,能有效避免思潮流派等研究模式的不足,又能很好地协调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之间的内在矛盾。如果说,20世纪50—70年代的选本编纂中选源和选域的宽窄表现出的是精英化与大众化的区别和分化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选本编纂中,选源和选域的宽窄体现出来的则是地域空间分布中的文化政治学内涵。对一个选本而言,选源和选源的空间分布构成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其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重要指标,借此可以观察推测一个阶段或不同时代的文学发展脉络及其文化地理景观。

“反传记体”与“70后”一代的“中间性格”——关于魏微的《烟霞里》

《烟霞里》是近些年来特别有意味和张力的小说,小说采用了编年体的形式为主人公作传,但其呈现出来的却是“反传记体”。主人公是“非典型性”人物的代表,在这一人物身上集中体现了作者魏微对“70后”一代生命历程的考察,和对个人与时代之间关系命题的思考。小说以“反传记体”的形式实现了对史诗的改写与再造。

现实情怀的彰显与战争文学的新收获——关于房伟的《石头城》

《石头城》是近些年来历史叙事和战争书写的新收获。在这部小说中,作家把个人人生道路、家族命运和民族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命题置于战争年代少年主人公的成长叙事中展开,提出了诸多令人深思的命题。相比新历史写作,这部小说从当下和未来的视角出发,有效做到政治学视野和人学命题的结合,小说在重写被新历史搞得面目全非的历史叙事的同时,实现了对反战主题和人道主义内涵的新的思考。

从“语录解”文献看汉语俗字在日本和朝鲜的传播与发展

“语录解”是随着东亚朱子学的兴盛而出现的以阐释宋儒口语俗语为主的辞书文献,为东亚朱子文化的传播与接受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这些语录解辞书在多次传抄或不断增订过程中,保留了大量的汉语俗字,本文以日本和朝鲜半岛的“语录解”文献为例,从俗字来源、构形特点和俗化规律等方面探讨了其国际化特征及国别化差异,为汉字在东亚的传播和变异研究提供了真实的例证,亦为近代汉语俗字和域外俗字研究等提供参考借鉴。

生态批评的目标:从作品分析到知识生产——以当代科幻文学为例

生态批评源于上世纪的环境危机,旨在发现影响生态的人类实践和思维方式,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科幻文学想象未来世界的场景和危机解决方案,需要深厚的科学、哲学等知识才能在“知识产出”的层面上进行阐释,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对作品分析的误解。科幻文学的生态解读,是作品分析、理论构建与知识创新的互动过程,三者互相验证、共同成长,最后形成多重形态的知识,并融入到一般知识体系,占据累进性的地位。从分析作品,上升至对终极命题的追问,在知识生产维度,考察科幻文学的生态批评,有助于重新审视生态批评,重建文学研究解释、探究环境危机的深层机制。

物质文化视角下妈祖信仰的发展与演变

文章以田野调查笔记与文献资料为基础,考察妈祖信仰的物质文化发展脉络,进一步揭示了现代妈祖信仰的物质化机制与发展策略。历史上,人们在交换、展示、崇拜的物品以及改造和建造的空间中表达其宗教感受,形成物质文化。一方面,宗教信仰以物质文化的形式外化;另一方面,物质文化也以其承载的集体记忆和灵性精神支撑宗教信仰、构建宗教历史。在现代,物质载体的内涵和形式趋于多样化,纪念品与文创产品的兴起促进了香客和游客的流动,也承载着信仰者与非信仰者、信仰文化与实体表达之间的关系,对当地社会和经济产生持续效益,成为现代宗教物质化的转折点。本文以湄洲妈祖祖庙为个案,采用跨学科的视角进行分析,以期探讨宗教物质化的当代图景。

裁剪改革中国——徐小斌《海火》里的造型、时尚与现代性

通过造型和时尚来书写中国现代性寓言是徐小斌写作中值得瞩目的独到之处。她对服装造型的想象和对时代风尚的描画超越了铺写物像或塑造典型的单质审美目的,这些衣饰造型成为她编织中国现代性寓言的一个关键方法。在《海火》中,她借用造型艺术的表达,清晰地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展现了改革中国对自身的裁剪制作。通过变装、拼接、遮蔽、赤裸等多种人物造型方法,小说画下了改革中国的崭新面貌,触达了中国现代化之路中善与恶、含混与适度、表象与真实、现代与自然的辩证。小说中的服装造型具有强烈的批判性,这种批判性直接指向时代的根基,孕化了她对改革开放路径的思考,并且为时代价值尺度和集体无意识提供了新的反思维度。在折返身体与自然的过程中,《海火》凝聚了“新时期”文学中改革、现代化、寻根等诸多议题,并全面超越了同时代的文学表达。

苏轼贬谪黄州期间的人际网络与心态转变——以书简为考察中心

苏轼在黄州期间的书简高达三百多封,生动记载了苏轼在黄州的日常生活、人际网络,以及对人际交往的渴望,立体揭示了其真实的生存环境与心态转变。在熙丰屡兴案狱的险恶政治背景下,苏轼在人际交往中谨小慎微、战战兢兢。但从书简中仍能看到,其通过充分利用故友、同年等关系,采取邀约互访、宴饮游玩、礼物馈赠、书画、文学交流及创作等方式,积极建立、维系以黄州为中心的地缘人际网络,从而摆脱物质与精神困境的主动姿态。明清古文及尺牍选本中含有诸多对苏轼书简的评点,从中可见其贬谪黄州期间在人际网络的关怀下,整体经历了从“孤寂闭塞”到“自得佳趣”的心态转变过程。

从泰西视角看清中后期北京话与官话的关系

从泰西文献所反映的语音特点上看,清中后期北京话和官话在声韵系统上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从使用人群看,北京话以北京人和政府官员为主,而官话则以受过教育的人群为主;从使用地域看,北京话的分布较为有限,主要是在北京并随着外派到各地任职的官员扩散到政府机关中,而官话则分布较广,散播于长江南北。清中后期出现了很多由西方学者编写的以北京话为学习对象的泰西文献,这更多的是为了因应外国与北京日渐紧密的关系,而未必是北京话取代官话成为通语的标志。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北京话在清中后期已经获得了很高的声望,这也为其在民国时期取得国语地位埋下了伏笔。

从甲骨文看商代语言的语音特征

从甲骨文来看,商代语言的语音特征表现为以单音节为主,同时带有双音节、一个半音节。单音节包含单辅音、复辅音、复杂辅音三种类型。商代语言的音节中,前缀和后缀一般都有形态功能。甲骨文不同组类的形声字异体表明,商代可能存在地域方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