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践美学到后实践美学——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杨春时教授访谈

杨春时（1948—）,男,黑龙江哈尔滨人,1982年吉林大学文艺学专业研究生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曾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华侨大学特聘教授,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第九、第十、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福建省美学学会会长。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发表论文近三百篇,出版专著十余部,主要从事美学、文艺学、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以及中国文化思想史研究。

多管齐下 强基创新——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心理育人工作的探讨与思考

文章以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为例,从实施路径及效果、经验做法及主要成效、思考与启示三个方面,对学院创建校级三全育人之“心理育人”专项试点单位的工作进行梳理与总结。这对当前其他高校进一步推进“心理育人”工作,具备一定的借鉴价值。

立足群众体育 倡导运动风尚——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学生体育工作案例分析

为了改变"体育弱院"的现实,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立足群众体育,大力开展、推进学院的学生体育工作,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学院从找准着力点、打造品牌活动、提高竞技水平等方面开展体育工作,给全校师生带来了深刻的启示。研究分析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学生体育工作的案例,对辅导员做好学生体育工作,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城”到“乡”:中国城市化亟待转型

很高兴参加“20世纪城市化:世界经验与中国道路”的讨论。这个题目提示我们,要跳出中国看中国,从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看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抉择,方可切中肯綮。所以笔者想结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世界城市化转型研究”来谈一谈一些认识。

朱熹解《大学》“亲民”为“新民”之新证——从孟子讲“亲亲而仁民”入手

不同于唐孔颖达解《礼记·大学》“亲民”为“亲爱于民”,宋朱熹依照程颐将“亲民”解为“新民”;明代王阳明不赞同朱熹“新民”说,而认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主张“亲民”说。后世不少学者为朱熹“新民”说辩护,并提出新证,主要有三:其一,以孟子讲“亲亲而仁民”的“爱有差等”及其所言“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为据,反对王阳明“亲民”说;其二,以“亲”“新”古字通用为据,为朱熹“新民”说辩护;其三,通过对《大学》思想内容的分析,而赞同朱熹“新民”说。这些论证,对于现今理解朱熹“新民”说,仍具有不少新意和启发。

中国画的触觉价值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艺术史家如伯纳德·贝伦森和沃尔夫林等人已发现了绘画并非只具有视觉价值,还有其触觉价值。比较而言,在中国古代审美文化中,不仅古玩、玉器、奇石等物具有触觉价值,中国画也有一种独特的触觉价值。中国画的触觉价值源于中国书画的亲缘性。中国历来有“书画同源”“书画用笔同法”之说,而书法用笔形成特殊的“笔触”,书法审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笔触审美。中国画的触觉价值有深浅两个层次。浅层次是笔触,深层次是笔墨。在中国绘画史上,触觉价值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相较而言,元代以前的中国画,其触觉价值偏于笔触;元代以后的中国画,其触觉价值偏于笔墨。

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规范性与阶级利益——兼及马克思主义的正义问题

马克思主义关于“正义”“公平”等的论述既具有描述性特征,也具有规范性特征。当在描述性语境中阐述其道德观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试图说明道德与物质生产方式的关系、道德的历史性、道德的阶级性、道德与阶级利益的关系等内容。而在规范性语境中,他们也确实对资本主义作出了道德评价,认为其是不正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作为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来抨击资本主义社会对无产阶级的迫害。通过对历史的科学研究,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利益的实现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无产阶级道德观比资产阶级道德观更为合理。他们比较各阶级道德观之合理性的标准不在历史之外,而是由历史本身来提供的,即何者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实现符合历史发展必然性,何者就具有合理性。

海萨尼对规则功利主义的康德式辩护

海萨尼借鉴康德伦理学的理性、法则、自主和普遍性等观念,并结合功利主义的伦理学资源,提出了一种基于理性偏好的规则功利主义理论。在为这种规则功利主义的优越性进行辩护时,他批评了以黑尔为代表的康德式行为功利主义和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康德式义务论,认为前者缺乏“自发的协调效应”且易于破坏权利和规则,而后者对“最大最小值原则”“绝对优先原则”和“道德应当”理论的论证既是反事实的,也是不合理的。海萨尼认为,康德式的规则功利主义能够克服行为功利主义和义务论的上述缺陷,从而是更加合理的替代选项。海萨尼的理论对功利主义和康德伦理学的当代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我们建设自主的规范伦理学理论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风景何以进入艺术:西方汉学视野里的中国艺术及其山水经验

风景进入艺术蕴含了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的深刻变化,使人们审美的眼睛从功利转向非功利,从人和动物转向植物与风景,这是人类美学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革命。风景艺术的产生并非仅仅意味着审美对象和艺术题材的重要变革,对自然风景的欣赏标志着人类的审美活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对自然的审美自觉。魏晋时期的中国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都创造了风景文化。山水美学是中国风景文化的结晶,中文的山水不同于欧洲语言的风景,自然审美的伦理化推动中国山水美学形成简淡疏阔的民族特征,为心灵的诗意栖居提供洞天福地,构成了中国山水美学的基本走向。中国先于西方世界形成的山水美学是最具民族性的美学遗产,在世界美学史上具有跨时代的重要意义。

朝省诗:唐代官僚政事生活与创作

以早朝和寓直为主描写朝官政事生活的朝省诗,在唐代政治制度成熟和诗歌兴盛的背景下得到繁荣,且被宋以后的诗歌总集视为独立的题材类型。因具体环境和政事不同,早朝诗和寓直诗在场景内容、所用意象及意境上各有特点和偏擅,但作为庙堂制作和“荣遇之诗”,二者受儒家政教和雅颂之义制约,在表现与朝官身份、职守相对应的政治品节、朝事情怀这一正意及“典雅温厚”的本色风格上,具有本质的相通性,这也是学人将其统归为“朝省”类的出发点。这一王道诗学的政治属性也决定了唐代朝省诗自然要受到社会变迁的影响。初盛唐时期“政遇醇和”,朝省诗“吟咏德泽”,以表现政治恩遇和责任为宗旨,可谓“雅颂之余波,政教之遗美”;中晚唐王道失落、宦情淡薄,朝省诗出现变奏,大量描写官员从政的辛苦、厌倦及内心私语、幽情等非“官守之所在”的情感。其“变声”虽不合雅颂之义,但在唐人眼中符合儒家诗学的性情风旨。朝省诗为了解唐代官僚的行政生活、思想风貌和相关朝事制度提供了最好的窗口,同时对客观评价庙堂制作,全面认识儒家诗学、唐代诗学及唐诗风貌有重要意义。

乡村振兴“家”之四重奏

中华文明总体上属于农耕文明,农耕文明造就了乡土社会,乡土社会建构了社稷国家,这也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家园遗产。家园遗产包含着四种“家”的层次结构,即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家庭,以宗族为纽带的扩大家族,以自然生态为背景的村落家园,以及以民族为主导性认同的国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复合性“家”的共同体。中国当下正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如何在保护、继承的基础上,演奏好“家”的四部和声,是关乎到乡村振兴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爱的现象学:历史经验与重建之路

“爱的现象学”突破了胡塞尔开创的认知现象学,试图通过爱的还原和体验把握存在。胡塞尔之后,现象学经由三种途径建立爱的主题,走向“爱的现象学”。一是实存现象学,它通过情感体验把握存在,建立情感主题,但是它的情感主题是负面的,排除了爱的内涵。二是伦理学现象学(包括他异性现象学),它确立了爱的主题,把爱规定为上帝或绝对他者的赋予,但是他异性哲学以及信仰主义的倾向同样限制了其合理性。三是解构主义现象学,它对爱的还原消解了爱的同一性,这表明“爱的现象学”的自我否定。“爱的现象学”的历史经验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它深化、丰富了现象学的内涵,体现出现象学的发展趋势。“爱的现象学”理论建构尚未完成,应该在存在论哲学的基础上建立存在现象学,并将爱规定为主体与世界的本真关系,使爱成为生存的本真体验与存在的显现机制,从而完成“爱的现象学”的合理建构。

中国恩德文化的范畴体系

中国文化是恩德文化,就是以施恩-报恩法则规定人际关系,其中社会的管理者是施恩者,被管理者是受恩者、报恩者。恩德文化在不同的领域建立了不同的伦理范畴。在家庭领域形成了以孝悌为中心的伦理范畴,建构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德妻贤的伦理规范。在社会领域形成了以友敬为中心的伦理范畴,建构了尊上恤下、敬老爱幼、朋友互信的伦理规范。在政治领域形成了以忠顺为中心的伦理范畴,建构了君明臣忠、官良民顺的伦理规范。这些范畴都体现了恩德观念,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化体系。

论《资本论》的科学现象结构

以资本为基础的物质生产是《资本论》科学现象学的基础本体论。《资本论》从以资本为基础的物质生产理解科学,阐述和呈现出一幅系统的本体论的由科学的现象结构构成的科学图景。《资本论》的“科学的应用—科学”的现象结构,普遍适用于以资本为基础的物质生产方式,揭示了“科学的应用”对于科学具有的决定性的和推动作用;《资本论》的“技术—科学”的现象结构,是“科学的应用—科学”现象结构在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具体化,它从自动化机器体系是劳动资料最完善的形式这一基本发现出发,揭示了现代科学对知识的制造是由以资本为基础的物质生产决定的技术筹划的本体论特征;将《资本论》揭示的资本逻辑对现代社会的根本性的统摄作为出发点,“技术—科学”的现象结构就演变为“资本—技术—科学”共生体。“资本—技术—科学”共生体是《资本论》揭示的现代科学最成熟、内容最丰富的基本存在形式。

中国文化建构的基本理念

中国文化具有伦理本位性质,它以施恩-报恩责任规定人际关系,因此是恩德文化。中国恩德文化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建构起来的,汉代开始成为正统文化。恩德文化的建构遵循了五个基本理念:第一是社会控制的亲和性理念,这是通过恩德文化的爱的属性和控制性达成的,从而建立了相对和谐的社会管理体制。第二是人文化成和天人合德性理念,就是基于人文精神,并且把天恩化为人恩,使天道与人道沟通,形成天人合德的格局。第三是孝的本源性与孝忠一体性理念,就是基于家国同构性,以家庭伦理的孝道为起点,确立孝的源始性和基础地位,进而推广到国家领域,形成忠君爱民的政治伦理。第四是仁的本体性与体用一源性理念,就是确立仁是本体论范畴,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同时“理一分殊”,仁作为“全德”,分为孝悌、友敬、忠顺等伦理范畴,这样就沟通和融合了本体与现象两个领域。第五是以儒为主与多元互补性理念,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容纳和吸收法家、道家、佛家思想,形成兼容互补格局。以恩德为基本构成的中国文化建构的基本理念,不仅具有历史意义,对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也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恩德文化:礼物文化的变异形态

中国文化以恩德为基本构成,以恩爱为核心价值,是为恩德文化。恩德文化是礼物文化的变异形态,它以施恩—报恩作为人际关系法则,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礼物文化的赠予性,同时也带有某种控制性,包括不平等性和差等性。恩德文化的控制性源于施恩—报恩责任与社会身份结合,由此形成一种身份伦理,此即儒家以仁爱为基础建构的人际关系和伦理体系。恩德文化作为礼物文化的变异形态,其差等性限制了礼物交换的普遍性,其世俗性限制了礼物交换的神圣性,施恩—报恩成为一种功利行为,恩德文化存在情与理、义与利的矛盾,其权力支配也导致礼物交换的虚假性,因此不是真正的礼物文化。

关怀伦理学视野下的人与非人动物关系探析

当代关怀伦理学注重利用关系进路来研究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而唐纳森和金里卡则进一步把公民资格理论运用到这一研究,通过区分不同类别的人和非人动物关系,来讨论人对它们的责任和义务。但该理论因无法有效回应非人动物是否可以公民化等一系列问题而遭到反驳。如果同样从关系进路展开,依托移情理论而非公民资格理论,把人类不同程度的移情运用到对家人、朋友和陌生人之上,进而用这三类关系类比家养动物、边缘动物和野生动物,并指出不同程度的移情关怀对应不同程度的责任和义务,就能够克服公民资格理论的缺陷,对关系进路下人与非人动物的关系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艺术遗产学:学科与证明

我国最新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中新增了艺术学二级学科“艺术遗产”。“艺术遗产”的设置,体现出艺术学学科发展的新方向。如何理解、定位这一新兴学科,是艺术学发展中亟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而要对这一概念进行学科上的正名与证明,需要将西方的“art”与中国传统的“艺术”观念一并植入。艺术遗产学科建设既要了解西方艺术的发展规律,更要了解中国艺术遗产的历史特点,还要结合科技创新成果来开展,即学科建设既要遵循“国际规则”又要具有“中国特色”,从而以全新的方式融入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工程。

意象主义:中国台湾画家何怀硕艺术论诠解

何怀硕是中国台湾第一流的画家,他在画坛的地位,与诗坛的余光中、舞坛的林怀民约略相当。内地学术界对诗人余光中早已耳熟能详,对舞者林怀民也开始有所了解,而对画家何怀硕应当说还比较陌生。在中国知网上,对何怀硕绘画的研究仅有寥寥几篇,而对何怀硕艺术思想的研究接近于零。实际上,何怀硕在绘画创作之余,好学深思,勤于笔耕,《怀硕三论》奠定了他的“能文”之名。“三论”均为文集,其中《孤独的滋味》是人生论,《苦涩的美感》是艺术论,《大师的心灵》是画家论。尤其是后两论,蕴含着何怀硕数十年艺术思考的结晶。他是艺术家,也是艺术评论家,甚至是艺术理论家。

“全”与援手行为的道德辩护:对“朱子式”方案的修正

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对身处困境之人施以救助的行为是道德上“应当”的?对此,全林强博士认为道德心理学所提供的外在主义与内在主义方案均有缺陷,他调动朱子的思想资源提出了一个为援手行为进行道德辩护的“朱子式”方案。然而,这一“朱子式”方案依然不充分,因为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它对“援手”行为的道德辩护将会遭遇失败。“朱子式”方案须进一步基于朱子“全”的思想,补充一个对私意私欲的排除机制。这一理论结果表明:在当代哲学视域下,“全”所代表的朱子伦理学的思考方向,还有众多思想资源值得进一步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