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将受制于公开与透明——访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已于200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该法是我国第一部干部人事管理的法律,较之于《公务员暂行条例》亮点多多,意义也大为不同。2006年2月2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第四次全国廉政会议,部署2006年政府系统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治理商业贿赂”成为重点之一,同时要重点查处政府机关公务员利用行政权力收受贿赂的行为。2006年1月1日起全国联网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正式对外受理查询。这一系列政府举措形成的背景是什么?我国的公务员制度、我国治理行贿受贿等政府工作走向如何?

人工智能嵌入廉政治理的伦理风险及其防范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廉政治理创新提供了重要机遇和技术支持,不论在实践层面还是价值层面,人工智能嵌入廉政治理领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现实中,人工智能嵌入廉政治理可能引发一系列伦理问题,呈现出数据伦理风险、公平损害风险、技术依赖风险、懒政庸政风险、监督权滥用风险等伦理风险样态。人工智能嵌入廉政治理形成伦理风险,是廉政治理实践中多因素互动耦合的结果,遵循“内生集聚—衍生增强—传导扩散—后果生成”的伦理风险生成路径。为有效防范人工智能嵌入廉政治理的伦理风险,应以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促进人工智能与廉政治理深度融合,建立人工智能技术嵌入廉政治理前的伦理审查评估机制,建立人工智能嵌入廉政治理的伦理风险问责机制,完善廉政治理体系和配套制度,加强公众伦理风险教育。

廉政工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只有科学地评估廉政工作的实际绩效,才能有的放矢,更有效地推进反腐倡廉。本文在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内外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具体国情,构建出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廉政工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这一指标体系由腐败控制指数和腐败感觉指数两大部分组成,分为投入、过程、产出、影响四个维度,同时采用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来全面评估各级政府的廉政工作状况。本文的研究为廉政工作绩效评估提供了实用性的操作工具,以期通过绩效评估正确认识和了解腐败的程度及廉政工作的实效,预测其变化趋势,从而为推进廉政建设提供针对性的建议。

中国特色廉政体系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向

当前,中国反腐败斗争进入新的阶段,在实践中出现一系列新探索和新经验,迫切需要从理论上加以系统总结和提升,建构中国特色的廉政体系。中国特色廉政体系分为价值理念、主体结构、体制机制、方法策略、评估调适等五个维度,研究重点包括总结中国廉政建设的历史规律、借鉴境外经验与教训、构建中国特色廉政理论、探寻更具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的反腐战略、路径和对策等。

基于PDCA循环的高校科研管理廉政风险防控研究

在推进高校科研管理体制改革、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过程中,加强高校科研管理廉政风险防控尤为重要。高校科研管理廉政风险防控具有系统性、复杂性、约束性等特点。作为一种重要的全面质量管理理论,PDCA循环理论对高校科研管理廉政风险防控具有一定指导价值。当前,我国高校科研管理廉政风险防控体系存在风险防控计划滞后、执行不力、绩效评价体系不健全、风险处置不严、责任追究不到位等问题。有必要导入PDCA循环理论,从计划(Plan)、执行(Do)、考核评价(Check)、处置(Action)等角度入手,采取有针对性的科研管理廉政风险防控措施。

地区腐败容忍度的影响因素与有效治理——基于全国314个地级行政区的实证研究

要从根本上消除腐败,不仅需要纪检监察机关加强对政府及公职人员的监督,也需要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降低腐败容忍度是提高公众反腐败参与意愿和实际行动的关键。基于全国314个地级行政区的数据分析发现,政府治理、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等三个维度对公众的腐败容忍度有显著影响。地区的政府科教事业支出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大,离首都的距离越远,则公众的腐败容忍度越高;地区的社会信任度越高,对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度、索贿指数越高,则公众的腐败容忍度越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与腐败容忍度呈倒U型曲线关系。当前需要持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增强公众的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度,进一步加大反腐败力度,清除群众身边的腐败现象,从而切实降低公众的腐败容忍度,形成政府与社会共同反腐的合力,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高校科研管理廉政风险的现实表现、主要成因与防控对策研究

高校科研腐败不仅严重损害科研工作,也削弱了国家创新能力。通过93起腐败案例,分析了高校科研管理廉政风险的分布、现实表现、等级划分,发现风险点集中于科研权力行使的关键环节和资源分配使用。管理体制缺陷,如资源配置、运行管理、科技评价、激励监督等体制障碍,是高校科研廉政风险产生的深层原因。高校科研管理廉政风险防控,应从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入手,建立资源配置市场竞争、整体治理、规范评价、奖惩激励和预警处置等机制。

委托代理视角下的廉政激励机制研究

在委托代理视角下,腐败是委托代理失灵的结果。治理腐败,必须寻求科学有效的廉政激励机制。在深化标本兼治的背景下完善廉政激励机制,必须针对公职人员合理需求完善廉政激励相容机制,加大廉政制度供给,减少自由裁量权,推进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促使惩处概率处于高位,做到均匀分布。

人工智能助力廉政建设的可能性前瞻

在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普遍应用于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实践的背景下,ChatGPT的出现也将对廉政治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给反腐败工作带来巨大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ChatGPT能够大幅提升廉政治理决策的科学性、预防腐败制度的严密性、腐败查处的及时性和廉洁教育的有效性。同时,高效的信息搜索可能为“想腐者”提供大量的腐败机会和高明的腐败手法,便捷的信息生产可能刺激“已腐者”对抗查处,对技术应用的过度依赖可能弱化廉政治理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未来应充分发挥ChatGPT对廉政治理的增效功能,推进廉政治理数据的有序开放,加速中国版ChatGPT的研发,强化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审查。

深化国企领域腐败治理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也是当前反腐败斗争的重点领域之一。国企腐败主要表现为利益输送、设租寻租、挪用侵占、“近亲繁殖”和政商“旋转门”等形式。国企腐败的产生与有的国企内部党的领导弱化、权力滥用与权力合谋有关,也是国企目标定位还有待进一步明确、内控制度不够完善的结果。治理国企腐败,需要加强党对国企的全面领导,推进股权改革,深化合规管理,规范政府权力,并在全社会加强廉洁文化建设。

调查研究如何以真取胜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为各级各部门开展调查研究指明了方向。尊重客观事实、实事求是,是开展调查研究的必然要求,调查研究应以真取胜。为此,领导干部开展调查研究应做到用真心、听真话、找真相、练真功、建真言。

“机会—意愿”视角下的反腐败研究

基于珠三角B市和C市港资企业与政府打交道的访谈调研,从"机会"和"意愿"两个维度对行政性腐败风险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从"机会"维度来看,政府间竞争以及企业自身话语权的上升挤压了腐败的空间,规则和财政管理制度的完善弱化了腐败的制度动力。从"意愿"维度来看,由于制度环境的变化,个体在腐败决策中需要考虑的成本上升、收益下降,腐败的意愿也在下降。虽然市场化带来了新的腐败模式,但这一模式在实践中并不多见。

巡视制度及其可持续发展研究

党的巡视制度自2003年正式建立以来,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亟待重视和解决的机制性的问题。巡视制度属于自上而下的纵向问责或监督机制,其有效性就是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这种监督作用。委托人的动机、代理人的动机和能力以及具体监督上的信息不对称等三大因素影响巡视制度的有效性。为促进巡视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应逐步推行巡视报告公开制度,建立针对所有主体的问责机制;建立约束和激励机制,矫正巡视机构和人员的动机;加强巡视机构能力建设,增进巡视工作的实际效果。此外,其他监督制度的建设也会对巡视制度有效性的发挥起到重要的补充或支撑作用。

西方公共服务动机理论研究

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对于公共服务动机的研究出现几何式增长。公共服务动机是指个体对他人、集体或社会的一种非自私的、奉献的、亲社会的、利他的动机、价值和态度。研究发现公共服务动机积极影响职业选择、工作满意度、工作绩效、工作投入度、员工行为和公民参与态度等等。公共服务动机研究可以作为一种工具挑选出最适合公共服务的员工;组织的环境、员工对于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组织与员工的相互信任、明确的角色定位和对组织的认同感等都是提高公共服务动机的因素;有助于建立更加科学的激励机制和人力资源管理;有利于形成新的反腐倡廉战略。影响和提升公共服务动机的因素、资源和手段等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对于公共服务动机的准确测评也是未来研究的重点领域。

东道国营商环境与母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05—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3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利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了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OFDI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东道国营商环境总体水平对中国OFDI有积极的正向影响,而具体到东道国营商环境的各分项指标,结果与之并非完全一致;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达程度不同,该地区发展中国家的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有较强的吸引力,而发达国家则与此相反;基于不同的投资动机,东道国的营商环境与中国OFDI之间的关系亦有所不同。此外,本文还发现中国OFDI对沿线国家的政权稳定性较为关注,但对沿线国家的腐败等因素关注较少。受“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整体投资水平持续提升。

公共权力委托－代理视角下的官员腐败研究

在民主政治中,客观存在着公共权力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与合约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容易诱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当公共权力代理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滥用委托人的授权,获取未经委托人同意的个人私利时,就产生了腐败。由此,可以在发生形式上区分出直接的贪污型腐败与间接的贿赂型腐败:前者是指政府官员直接贪污、盗窃、侵占国家资财,直接获取私利;后者是指政府官员敲诈勒索、索贿受贿,收受第三方支付的贿赂,间接换取私利。

形式主义的多重诱因及其治理之道

从本质含义看,形式与形式主义具有两种完全的不同属性.当前,形式主义依然以不同形式存在并对执政党建设和现代国家治理产生制约.从政党政治的角度看,形式主义不仅破坏政治生态,而且影响干群关系、增加治理成本、加剧理想信念滑坡,已经成为党的事业发展的突出障碍.政绩观错位、考核初衷偏移、担当缺失和本领恐慌、界定甄别困难等都是诱发形式主义的主要因素.治理形式主义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面入手,当前亟须从强化理想信念教育、优化完善考核体系、构建权责一致的政府职责体系、抓住"关键少数"、发挥监督效力等方面寻求有效突破.

绩效驱动的治理：反腐败运动的组织学分析

当今中国的反腐败具有典型的运动式治理特征。从其动力机制来看,可以划分为认同驱动与绩效驱动两种类型。认同驱动的反腐败一般归因于外部公众的压力和组织对制度环境层面的合法性追求。与此不同,绩效驱动的反腐败则是腐败后果、任务环境、资源支持三种要素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青河集团的案例集中展示了中国公共组织中绩效驱动的反腐败行动的逻辑和运作机制,为微观层面的反腐败研究提供了精当的注脚。案例分析表明,组织中的腐败行为在没有暴露之前,由于腐败后果与组织环境变化的交织作用,使得组织面临着迫切的绩效压力,在特定资源的支持下,旨在集中清理内部腐败的反腐败运动得以发生。

制度建设、过程防腐与廉政文化——反腐败斗争常态化的三维互动

反腐败斗争常态化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现实需要。在促进反腐败斗争常态化过程中,关键要重视三个方面的维度:制度建设是反腐败斗争常态化的重要保障,过程防腐是反腐败斗争常态化的关键环节,廉政文化建设是反腐败斗争常态化的思想基础。制度建设、过程防腐与廉政文化三重维度环环相扣、紧密衔接、彼此互动、协同发力,共同促进反腐败斗争常态化,进一步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

干部队伍专业治理能力建设:基本情势及影响因素——基于江浙沪三省(市)卫健委处级干部的分析

政府治理过程的履行和政策功能新的发挥,特别是现代公共事务治理日益要求精细化和突发事件的日益增多,对干部队伍的专业治理能力建设提出了现实要求。样本数据分析发现,总体态势上看当前干部队伍专业治理能力建设问题日益受重视;从产生来源看,由本系统内部提拔产生或从其他单位同级交流选用,是配置专业型干部的主要方式;从职务变动看,无论是"一把手"还是副职,在本系统内部实现岗位变动的情况居多;从实践历练看,专业背景并不是专业治理能力的唯一判断标准,实践锻炼的作用更加显著。干部队伍专业治理能力建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受个人自身素养、组织关注和培养力度、区域及行业系统干部队伍的已有基础以及基层干部队伍激励结构等多重因素影响。加强干部队伍专业治理能力建设是一个永恒话题,尤其在当前情势下更受关注。但是,专业治理能力并不局限于专业背景,实践岗位历练同样重要。在重视"一把手"岗位的同时,也应关注能起优势互补作用的班子配备。还应以系统性思维从扩大专业化选拔的范畴、提升专业化精准化培训绩效、加强分类管理和考核评价等方面同步推进干部队伍专业治理能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