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管理体制的实质

关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管理体制这一问题，近来有些学者提出“宗族自治”、“乡绅自治”等“地方自治”的观点。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管理体制各要素及其内部相互依存关系的分析，说明这种所谓的“自治”只是表象，其实质是王权专制下国家政权与族权、绅权共同统治的“官治”。

社会转型视野下的16世纪明朝财政供养率研究——兼与英国都铎王朝比较

财政供养率是研究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视角。不同的财政供养率会造就不同的社会财富积累模式,对社会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起不同的作用。16世纪明朝的高财政供养率阻碍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限制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都铎王朝的低财政供养率则促进了英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成功转型。

试论明代镇守内官与地方官关系处理模式

永乐以后,明代派驻部分内官久驻地方,肩负镇守地方、维护地方安危的职责,是为镇守内官。显然,镇守内官属于钦差官,其能否融入地方社会将直接影响到职责能否正常发挥,因此镇守内官到任后的首要任务就是与地方官建立良好的关系,由公务往来而结为同事关系进而获得身份上的认同感可以消除由身份差异造成的隔阂,抑或通过日常的交往互动来加深双方之间的私人关系,都是双方关系走向融洽的重要途径。当双方发生矛盾与冲突时,由朝廷出面调解,朝廷为平衡内外关系,一般坚持秉公处理的原则。

清末京畿社会治安问题浅析

清朝末年,京畿一带社会治安问题有日常性、政治性及经济性等表现形式。与广东等地相比,官方尚能将治安问题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且这些治安事件对当地社会危害程度较轻。

新中国社会阶层演变与民主监督制度建设

新中国建立后,形成了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4个社会阶层,建立了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确立了民主监督制度,为社会各阶层行使民主权利奠定了基础。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则成为社会主要阶层,由于社会阶层趋于单一,社会结构带有明显的政治身份特征,政治运动替代了行政监察,各阶层行使的民主监督权利被剥夺,民主监督制度遭到破坏。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化,社会阶层再次发生巨大变化,大致出现十大社会阶层,阶层的分化也由身份向契约转化,民主监督制度也随之进行调整。

“廊坊”地名演变问题研究

研究廊坊政区地名沿革、“廊坊”地名语词书写混用与原因、廊坊地名起源的正字及其演化这三个问题,结果表明,廊坊最早的政区地名是西汉时期的“安次县”,但“安次”起源“安墟”的说法并无根据。“郎坊、郎房、廊坊、廊房”混用是汉字通假、谐音的结果,直到1989年廊坊升为地级市,混用局面才彻底结束,且“廊坊”地名起源的正字应为“郎坊”。

河北北部文明起源新说

河北北部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是中华文明起源时期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其文明起源的特点以及生态环境变迁对中华文明进程的影响,引起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其最终融合于商周文化,亦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是多元汇聚的这一文明起源理论。

中世纪晚期英国村庄共同体的公益与互助问题研究

中世纪晚期英国乡村世界是由一个个村庄共同体组成的,在村庄共同体内村民共同劳作、共同管理村庄事务、共同承担相应的义务和共享村庄公共资源。村庄共同体在社区的基础设施、村庄秩序等公共事业管理方面,在对孤儿的监护和老人的赡养等救济保障以及在村民互保互助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村庄共同体的公益救济措施和方法对我国目前农村社区福利建设具有历史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周恩来与新中国的灾荒救治

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担起了新中国政府总理的重任。在他执政的20余年间,始终关注着中国境内所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为救济灾荒,他身临其境,指导救灾工作,结合实际提出了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理念,并强调自然灾害的规律是可认识的、是可掌握的,要加强对自然灾害的研究。这些思想理念直至今日仍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元代实录纂修问题考辨

蒙古人主中原以后，学习中原王朝传统，进行了一系列的官方史学建设。纂修实录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关于实录的纂修情况，学术界已有诸多探讨，但是存疑问题尚多，仍需考辨。元代在实录的具体纂修上，出现了许多与前朝不同的作法。本文即在前贤研究成果的启发下，试图探讨这些问题。

中世纪晚期英国村庄共同体的法律“自治”

中世纪晚期,在英国乡村实际生活中,以农奴为主体的村民们拥有许多权利。从法律角度讲,他们常常为了集体的利益,通过"一致同意"创制法律;他们还是法庭的法官和执法者,有权对村庄事务进行司法管理,并在维护社会秩序和治安方面,发挥着极大的作用。村民们在法律事务中的高度合作、协商一致,使乡村社会表现出很强的"自治"性。

走出宫门的内官:明代“镇守内官”释义及其独特性

目前明史学界对"镇守内官"尚无统一的认识。通过将其与其他内官和地方文、武官进行比较,可以总结出其独特的群体特征。明代镇守内官是一个独具特色、具有共同特征的群体。与其他负有特定职责(如监仓、监军、出使等)的钦差内官不同,镇守内官固定驻扎在地方,建有专有的公署,任职没有一定的期限,长者达二三十年。同在地方任职,但镇守内官与其他地方文、武官在任命程序、职衔降黜及奏疏传递等方面有较大的差异,体现出其内官身份的特殊性。

明代云南土司境内犯罪处罚规定与司法实践

明代中央对云南土司的管辖整体上是逐渐加强的,汉法在云南地区的实施亦较之前更为广泛。由于云南土司云集,明律在推行过程中,形成了很多适应当地司法环境的特殊规定。一方面对云南土官、土民等审判程序进行调整,提高了司法审判的效率;另一方面明代云南地区的司法控制遵循了政治上"以夷制夷"的思想,不论刑罚规定还是司法实践方面,多对世袭土官有所宽容,以示朝廷的"抚夷"之道。

明代总督与边疆治理——以陕西三边总制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为加强对边疆地区的军事防御与管理,先后在两广、陕西三边、宣大等地区派设总督。其中陕西三边总督最初称为"总制",通过曲折的发展过程,最终成为定制。在此过程中,其职权的行使受到了某些阻碍,影响了御边作用的发挥。但从总体发展趋势看,其职权在不断扩大,已然超出了军事事务的范围,渐由应急性质向地方管理方向发展,对陕西三边地方的建设与管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另外其对四镇巡抚的节制愈加严厉,与其他地方官的往来亦愈加频繁,从而加强了其与当地权力系统之关系,成为边疆管理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代中都国子监探微

明代北京有国子监,称北监,南京亦有国子监,称南监。除此之外,在中都凤阳,曾经设立过中都国子监,虽然设立的时间不足二十年,但是它的设立是朱元璋试图将凤阳建成都城的体现,无论在规模还是教官品级上,中都国子监都向当时在南京的国子监看齐,其规模亦不小,后来撤销后,逐渐淹没无闻,甚至关于设置的时间都有争论,其教官、生员情况,亦很少提及,有必要作一梳理。它的兴衰可以反映当时朱元璋在建国初期的深思熟虑,对了解明代早期的教育情况也有帮助。

有金一代文明百年的客观记录——元好问著述的史学成就

元好问一生的著述,无论是他的文集,还是他所编的诗集,以及他所撰述的杂史类著作都饱含历史内容并具有史学价值。作为史家,他以存信史为己任,对有金一代文明百年作了客观的记录和总结。

制度史视野下的明代宦官——胡丹《明代宦官制度研究》评介

宦官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重点群体,尤其是汉、唐、明三代,其对政治造成的影响最大,研究成果最为丰富。但若论体系之完整、制度之健全、与其他群体关系之复杂、对政治影响之深,非明代宦官莫属。20 世纪80 年代以前,明代宦官研究多从政治史角度出发,冠之以“宦官干政”,以丁易《明代特务政治》为代表,普及度高,影响甚远。此后,得益于新的史料不断挖掘及研究视角更加开阔,关注明代宦官教育、信仰、个人生活的成果逐渐增多,然而传统的政治史研究视角似乎被遗忘。

地方师范类高校卓越历史教师培养的思考

地方师范类高校承担着为社会培养专业化教师队伍的重要使命,而卓越教师的培养需要以本专业建设为基础,其中一流本科专业在教学理念、师资力量、教学设施等各方面都有着严格的要求,为地方高等师范院校历史学本科人才培养指明了新的方向。在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目标的引导下,还需要不断学习新文科理念,明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加强实践教学。同时以学生为中心,创设专题化、创新性的课程体系;拓展线上学习途径与资源,开辟多元化的课堂教学模式,培养历史专业师范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论明太祖时期宫廷宦官的制度建设

出于实际需要,明太祖时期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宦官机构,并且经历了多次的变化和调整,洪武末形成了以"二十四衙门"为主体的宫廷宦官组织,对宦官的言谈举止、俸禄待遇、升赏降黜等都有详细的规定,完成了制度化和体系化建设,成为有明一代的祖制家法。同时,洪武时期宦官的制度建设为明代宦官权势的扩张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困顿的守护者:庚子国难中的“京师团练大臣”王懿荣

1900年8月北京陷落后,数以百计的殉难官员在自裁之前均经历了近两个月的惶恐、观望和最终的绝望。作为临危受命的京师团练大臣,勉力履职的王懿荣更是在经历这一切的同时,还因相互交织的政策扦格、人事倾轧、事权不属而饱受困顿之苦。清廷抚团御侮策略与维护治安需求之间的冲突连同枪械无从筹措、团练总局内五城御史的排挤,导致手中仅掌握1500名练勇的王懿荣在维护京城秩序的过程中深感“无权无饷”“劳心劳力”,从而在庚子盛夏义和团掀起的惊涛骇浪中只能扮演“看街老兵”的悲剧性角色。相较于那些因兵败自裁或含冤而死者所具有的壮烈和悲情色彩,王懿荣的赴死淡然而从容,或最能体现传统士人对“主辱臣死”这一忠君观念的践行。